摘要

2025年12月4日，美国特朗普政府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阐明了自冷战以来美国国策的三大根本转变。第一，八十年来，美国首次宣布放弃全球领导角色，转而将国家安全战略聚焦于西半球。报告终止了长期以来以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全球主义与理想主义）为导向的国家安全战略原则，从“全球干预、遏制战略”转变为“全球收缩、经营美洲”，即所谓“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为此，五角大楼已于12月5日设立了新的美军西半球司令部（美洲司令部），从军事指挥体系上确认了这一战略转变。第二，报告终结了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报告批评了欧洲因奉行“政治正确”路线而走向自我毁灭的严重政治错误，预警“欧洲文明”可能会在“二十年后被抹除”，甚至明确表示美国要“在欧洲国家内部培育抵制当前发展轨迹的力量”。第三，报告“扭转了美国30年来对中国的错误假设”，改变了对中俄的国家定位。中国不再是“对美国最具实力的战略竞争对手”，中美关系是“近乎对等国家之间的关系”；俄罗斯则被看作是需“恢复战略稳定关系”的国家。

此外，为了在美国国家战略转向期间及之后的时期，最大限度地减少美国的负担与责任，以最低的成本保护美国本土以外的战略利益，报告指出美国“无法同时关注世界上每个地区和每个问题”，“只有当其他国家的行为直接威胁到美国利益时，其事务才与我们相关”。报告除了强调“美国独自支撑全球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外交必须突出“美国优先”的原则，在西半球保持主导地位之外，还提出了“责任分担”的战略，要求与美国理念相近的盟友要“承担所在地区主要责任”，继续维护欧洲、中东、非洲、亚洲及西太平洋地区的“稳定”。 

面对沉疴在身、内外交困的现实处境，报告无情地揭开了被前任政府精心粉饰的伤疤，开出了非同凡响的“药方”，实质性地改变了冷战以来的美国国策，调整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发展方向，不仅为美国在全球的发展与角色定下了新的基调，而且将会对未来世界格局与经济秩序的重构产生深刻的影响。随着报告的发表，世界进入了一个挑战与机遇并存、不确定性成为常态、大国博弈从“基于规则的秩序”到“基于实力的平衡”的新时代。

2025年12月4日，美国白宫根据 《戈德华特-尼科尔斯国防部重组法案（1986）》（Goldwater-Nichols Department of Defense Reorganization Act of 1986）要求，发布了《国家安全战略》报告（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以下简称“报告”），阐明了美国中长期国家安全目标、威胁评估及应对策略。报告作为政府战略方向的纲领性文件，指导外交、国防、经济等领域的资源分配与行动，是美国政府发布的最高层级战略指导文件。自1987年里根政府发布首份国安战略报告到2025年12月，美国共发布过19份国安战略报告。特朗普2.0的国安战略报告，因其改变了冷战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奉行的传统国家安全战略，提出了具有颠覆性的三大转向，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三大转向

（一）从“全球干预、遏制战略”到“聚焦本土、经营美洲” 

自杜鲁门时代起至冷战结束，美国的国策是在全球抗击共产主义，这是主导美国外交战略的核心要素和主要特征。而后，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以价值观为导向、以抗击共产主义为特征的“全球干预、遏制战略”，转变为以全球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导向，谋求美国为“全球领导”的霸权战略，并继续推广美式价值观。因此，冷战后历届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的都是“全球领导、自由世界”、“民主、人权”以及以北约和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为核心的西方同盟体系。然而，2025版报告终结了美国奉行了几十年的传统，首次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从“全球干预、遏制战略”变成了“聚焦本土、经营美洲”。

基于这一指导思想，报告提出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不再是长期以来的以意识形态为导向、以“全球领导”为目标，取而代之的是具有鲜明特朗普色彩的、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聚焦本土、经营美洲”的新国家安全战略。这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对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做出的最具颠覆性的改变。为了突出调整的历史依据，报告将200年前的“门罗主义”与2025年的“特朗普主义”结合起来，提出了“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特朗普版门罗主义”），并对其目标做了明确的宣告：“美国希望西半球保持适度稳定与良好治理，以预防和遏制大规模移民潮涌入美国；美国希望该地区各国政府与我们合作打击毒品恐怖分子、犯罪集团及其他跨国犯罪组织；美国希望西半球摆脱外国敌对势力的入侵或对关键资产的控制，并支持关键供应链安全；美国希望确保美国持续享有对关键战略要地的使用权”。换句话说，“特朗普版门罗主义”之目的是让门罗主义赋能21世纪的美国政府，确保美国恢复在西半球的绝对主导地位；阻止和排斥美国的竞争对手在西半球部署军事力量、控制战略资源、使用关键的地理位置。

作为“特朗普版门罗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2025年12月5日，五角大楼将美国陆军司令部、美军北方司令部、南方司令部进行合并，设立了美军西半球司令部（美洲司令部），从军事指挥体系上确认了美国政府这一重大的战略转变。

显然，根据“美国优先”与“灵活的现实主义”原则，美国在评估了国际局势的变化、大国博弈的结果与新的世界格局的发展趋势之后，根据美国目前的国家实力、特别是国内政治斗争的现实需要，准备卸下长久以来背负的意识形态负担和“全球领导”的角色，收缩阵线、守卫本土、整合资源、打造西半球“战略根据地”，当好美洲的“绝对领导”，并以此作为重塑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未来美国谋求世界霸权与“领导地位”的努力，将不再体现为以美国本土为中心的经度扩张，而是体现为以美国所在的本土为中心，从格陵兰到智利（北极—南极）的纬度扩张。尽管美国目前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基地与军力部署还要存在相当一段时期，但以西半球为核心与重点的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发展趋势是不会改变的。以2025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发表为标志，美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二）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名存实亡

二战之后，为遏制强势扩张的苏联、保护残垣断壁的西欧，以1949年美欧签署《北大西洋公约》为标志，美国与西欧主要国家组建了军事同盟，开启了美苏冷战。美欧跨大西洋结盟的前提是抗击共同的敌人苏联，基础是维护共同的价值观“西方文明”，压舱石是美欧集体军事防御组织北约，实质是美国对欧洲的安全保障。对美国而言，美欧同盟不仅决定了美国在西方世界的领导地位，而且为美国谋求与维护世界霸主的全球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欧洲由此成为美国最重要、最具影响的全球战略基地。对欧洲而言，美欧同盟为欧洲提供了长期稳定的安全防务，让欧洲得以在长期和平的环境中发展和维持高福利下的国计民生。2013年，美欧曾试图把建立在军事、政治同盟基础上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进一步扩大为“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使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军事、政治、经济同盟。

然而，貌似铁板一块的美欧同盟关系并非坚如磐石。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最主要的敌人已不存在，西欧各国主流意识形态也发生了变化，昔日美欧结盟的前提与基础难以存续，跨大西洋伙伴貌合神离，美欧关系的裂痕越来越大。2025年1月，特朗普政府2.0开始，美欧矛盾再也难以掩饰。2025年2月，美国副总统万斯在欧洲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突然猛烈抨击欧洲，称欧洲最大的敌人不是俄罗斯或中国，而是欧洲自身在“基本价值观”上的倒退（对言论自由的审查、对政治反对派的压制、对移民问题的放任、对“多元文化”的支持等）。

对此，欧洲国家虽然极为“震惊”和“失望”，但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于是，对欧洲在西方文明与“基本价值观”方面的倒退再也无法容忍的特朗普政府，在2025国安战略报告中，从文明竞争的高度对美欧关系的可靠性、欧洲国家政治发展的稳定性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质疑，直言“欧洲文明”可能会在“二十年后被抹除”。特朗普政府对欧洲当下走向的高度担忧，表明维系美欧关系的底层逻辑发生了改变。现时的美欧既无共同的敌人，又无共同的价值观，“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在国家安全战略层面上失去了意义，这是美欧关系发生质变的根本原因。

其次，美欧在经济领域的利益冲突也已常态化。美国认为，七十多年来美国为保卫欧洲安全、承担欧洲防务耗费了巨资，让欧洲得以享受福利国家的好日子，但欧洲各国的国防预算长期偏低（普遍不足GDP的2%，例如2023年，欧盟国防开支仅占GDP的1.3%，欧元区国防开支仅占GDP的1.2%）。与此同时，美国不仅没从欧洲获得经济上的丰厚回报，反而与欧洲在关税与贸易壁垒、产业补贴、技术标准，特别是汽车、航空、气候变化、绿色转型等方面存在冲突，在高新科技与数字领域更是进行争夺主导权的激烈竞争。对此，特朗普极为愤怒，他一直对欧盟与欧元的出现耿耿于怀，认为欧洲是靠勒索美国而获利的“搭便车者”，甚至指出：欧盟的成立就是为了“坑害美国”，欧盟是美国早就应该甩掉的累赘和负资产。

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破裂，表明冷战之后旧的国际秩序正在崩塌，新的国际格局正在形成，昔日盟友、伙伴、敌人、对手的身份与角色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相互易位。这一点，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体现的尤为突出。特朗普政府基于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急于从俄乌战争中脱身，希望俄乌双方立即停火。为此特朗普与美国政府一众高官不遗余力地在美俄乌欧之间进行穿梭外交，推动俄乌谈判、停战。而欧洲则希望俄乌战争继续下去，打残俄罗斯，一劳永逸地消除俄罗斯对欧洲的安全威胁。为此，以英、法、德为首的欧洲竭力支持乌克兰继续战斗。但美国的全球战略急需调整，美国国内的政治、财政形势不允许美国政府继续支持俄乌战争。于是，美国与欧洲和乌克兰就如何结束俄乌战争不可避免地产生分歧，各方都要奋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共识难以达成，停战的希望一再破灭，这也是导致美欧关系急剧恶化的一个重要而现实的原因。

以上因素交织在一起，迫使特朗普政府在报告中亮出了美国转变美欧关系的终极武器——美国将积极“在欧洲国家内部培育抵制当前发展轨迹的力量”，以便改变欧洲大陆的政治光谱，实现欧美右翼共振。在美国政府的官方正式文件中出现如此公然干涉欧洲内政、公开否定欧洲现任政府合法性和正当性的表述，可见美国对执掌大西洋彼岸政权的欧洲左翼政府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也许是为了向世界证明报告中美国对改变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态度是认真的，报告发表不久，12月10日，美国国会就有议员提出了一项震惊世界的立法提案——要求美国正式退出北约。显然，这是美国在用立法手段吓唬那些对维持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心存幻想的欧洲政客。但此事所传达的特朗普政府对结束美欧同盟关系的想法是真实的。众所周知，没有美国的北约，相当于没有支柱的大厦。至此，美欧“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可谓名存实亡，美欧同盟的终止，再无悬念。 

（三）转变对中俄的国家定位

在谈及中国时，2025报告对中国的总体认知，既不同于拜登政府将中国定义为“唯一既有意图又越来越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也不同于特朗普1.0时期将中国定义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报告强调，特朗普政府“扭转了美国三十年来对中国的错误假设”，不再以意识形态和安全为导向把中国视为对美国的整体性威胁。相反，报告首次在战略层面承认中美关系是“近乎对等国家之间的关系”。这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政府第一次对中国综合国力在世界上的地位与影响的承认。 

基于美国对中国国家定位的新认知，报告对中国及中美关系的着眼点更多聚焦在了贸易逆差、关键矿产依赖、制造业回流和科技创新等有关的议题上，美国迫切关心和要做的是“重新平衡美中经济关系”，“实现与中国的贸易平衡”。这个转变预示着未来美国对中国政策的重点将会集中在以经济、产业和技术为核心的竞争上。

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彼得·费弗指出：“与特朗普首份安全战略不同，这一次中国并未被直接点名为构成军事威胁的国家，可能是整份文件最引人深思的部分。”这种策略性调整的呈现，将中美竞争焦点从“全方位战略竞争”收窄至“经济与技术领域”，显示出特朗普政府在评估竞争成本后的务实考虑——未来美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将会放弃“政治挂帅”而采用“经济挂帅”的实用主义逻辑，避免与中国产生全面对抗、消耗美国国力；不再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逻辑框定中美关系；为了实现美国优先，在中美经济相互依赖无法实现脱钩的现实情境中，对中国采取更加理性务实的克制态度，增进美国在中美经贸中的实际收益。

关于台湾问题，报告沿袭了美国“通过维持军事优势阻遏台海冲突”的传统战略，并将此列为优先事项。耐人寻味地是，美国处理台海战略的前提竟然是建立“在理想情况下”的假设，由此可见报告中所提的美国对台战略不过是掩人耳目的老调。按照“美国优先、利益驱动、利益交换”的特朗普2.0外交原则，美国对台战略的底牌很有可能是将台湾问题工具化、杠杆化，以便将台湾作为筹码，获取美国利益的最大化。中国政府绝不会拿原则做交易，不可能接受特朗普政府的此类做法，任何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注定是要失败的。

关于俄罗斯，报告惜字如金，仅用了三段文字，篇幅与论述非洲的部分相当。相比之下，以往所有的国安报告都将俄罗斯视为美国“主要的、持续的、严峻的威胁”，是美国的“对手”和“主要的地缘政治竞争者”。尤其是特朗普1.0时期发布的报告，更是宣称俄罗斯试图破坏美国安全并离间美国与其盟友，号召美国与欧洲一起应对“来自莫斯科的分化企图和侵略”。八年之后，2025报告对俄罗斯的“威胁”与指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美国需要“与俄罗斯重建战略稳定”。对于本届美国政府对俄政策的转变，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表示“这是一项积极举措。”

2025美国国安战略报告为何对俄的态度会发生转变？因为今天的特朗普不再是八年前的特朗普，美国不再是八年前的美国，世界也不再是八年前的世界。在特朗普看来，以今日美国的国力，要想彻底打垮俄罗斯，既无必要，又不现实，纯属过时的冷战思维，完全不符合变化了的当下国际新格局。退一步讲，即使当今世界仍处于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完全对立的两大阵营对抗时代，美国要想与东方阵营对抗，也必须要有强大的物质力量、军事力量和科技力量做支撑。没有强大的物质基础，任何口号、理念都是镜花水月，毫无意义。特朗普批评拜登愚蠢，正是因为特朗普认为拜登作为美国总统，无视今天美国债台高筑、虚弱不堪，社会撕裂、外强中干的衰败处境，还要继续借债维持“世界霸主”的虚假名分，继续承担巨大的国际义务，制定毫无胜算把握的与俄对抗战略，其结果只能加速美国的衰亡。因此，面对变化了的世界与挑战，面对除了核武器外，已经沦为世界二流国家、只能依靠出卖能源为生的俄罗斯，美国必须转变传统的对俄战略与政策，集中精力解决美国的当务之急。

“美国优先”与“责任分担”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外交政策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是维护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美国外交的核心驱动力是什么？是“美国优先”。这是本届国安战略报告与以往国安战略报告最大的不同之一。为什么本届国安战略报告要反复强调这两个问题？因为美国进入了特朗普2.0时期，美国的国策改变了，“美国优先”成了美国政府一切决策的指导原则。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与外交政策的根本目的必须以“美国优先”为原则服务美国，维护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意识形态必须让位于利益算计与利益交换；外交机构必须成为谋求美国国家核心利益的有效工具；对外合作必须获得美国需要的资源与利益；长期以来美国奉行的以全球为目标、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为导向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交织的外交理念，必须让位于“把自身利益放在首位”的国家主义。

为什么美国在国家安全战略与外交政策上要奉行“美国优先”？报告作了清楚的解释——“美国独自支撑全球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无法同时关注世界上每个地区和每个问题”，“只有当其他国家的行为直接威胁到美国利益时，其事务才与我们相关”。这就是说，今天的美国虽然还是冷战之后那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美国对当今世界的认知和美国自身的定位发生了改变，美国的发展目标与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心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一改变体现在本届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战略上，就是“务实而非‘实用主义’、现实而非‘现实主义’、有原则而非‘理想主义’、强硬而非‘鹰派’、克制而非‘鸽派’”。这些貌似自相矛盾的字眼出现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真实地反映了本届特朗普政府的外交特点，表明本届美国政府外交政策与国家安全战略指导思想既非传统的美国外交理念，也非传统的西方政治意识形态，而是源于美国版的国家主义，即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与“美国优先”为核心的特朗普主义。

尽管美国的全球战略重心正在转移，但美国并不准备立即放弃在全球各地经营了几十年的存在与利益。为此，报告提出了一个在世界各地建立“责任分担网络”的新战略，即任务包干、责任分担，以便通过经济激励机制，鼓励和刺激各区域与美国理念相近的盟友承担所在地区战略与安全的主要责任，配合美国全球战略的转向，实现美国与地区盟友的顺利“换岗”，稳住阵脚、安全转移，在美国国家战略转向期间及之后的时期，最大限度地减少美国的负担与责任，以最低的成本保护美国本土以外的战略利益，维护欧洲、中东、非洲、亚洲及西太平洋地区“稳定”，这是以往国安战略报告中未曾有过的理念。 

美国战略转向的内在根源

2025美国国安战略报告发表之后，一些人认为此报告体现的只是美国维护和加强霸权的方式发生了变化，美国的国策与全球战略并无实质性变化；不少人指出报告的论战性更强，随着特朗普的离任，三年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也许又会出现反复。

事实果真如此吗？不是的。实际上，持此观点的人不了解的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转向是美国社会内部危机日益严重的外在表现，是美国社会-政治制度与经济体制的纠错机制进行自救的手段，是美国统治精英对美国自身处境与世界未来发展趋势的现实主义承认，是美国军方与军工复合体根据美国国家的根本利益对国家安全战略重心与目标的重新定位（从“全球撒网”转为“重点聚焦”、“重点发力”），也是美国金融资本、产业资本、科技寡头与各利益集团、阶层、群体经过激烈博弈后达成的共识。

三年之后的驴象之争，无论哪个党胜选、无论何人入主白宫，无论外部世界发生了什么，美国的全球战略都不可能重返过去的道路，美国都不可能再当世界的霸主。美国国家战略的转向不是一个偶然事件，而是美国自身实质性的变化与冷战结束之后世界旧秩序大幕落下的标志。

（一）美国称霸全球的物质基础正在崩塌

一个国家拥有世上最强大的物质力量，不一定是世界领袖；但世界第一超级强国必须要有成就其世界第一领导力的物质基础。二战后期美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发达的国家，其在经济和工业领域拥有压倒性的全球主导地位。例如1945年，美国GDP占世界的50%，黄金储备占75%，工业总产值占60%，钢产量占63.92%，石油产量占60%。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为美国军事、科技、经济、金融、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力的支持。有了工业霸权，就有了军事霸权、科技霸权，最后自然也就有了经济霸权、金融霸权。1960年,美国GDP的世界占比为40.21%（中国占4.3%）。此后到上个世纪末，美国几乎在所有重要领域都是世界第一。雄厚的物质基础使美国不仅有称霸世界的想法，而且有称霸世界的实力。此外，美国对制定国际制度与规则的控制权和意识形态上的“话语权”，更是让美国在世界上傲视群雄，“天下无敌”。

然而，贪婪无度的美国资本，为了追逐更多的利润，在“全球化”的名义下，在美国国内大力推行去工业化。大批企业和产业链纷纷迁往海外，导致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结构失衡、金融泡沫化、大批工人失业，昔日的工业区成了“铁锈带”。经过几十年不遗余力的去工业化努力，除了军工复合体之外，有着百年传统、辉煌无比的美国钢铁、冶金、机械、电子、煤炭、化工、纺织、轻工、建材、造船、运输等众多行业急速萎缩甚至消亡。曾经令美国引以为傲的制造业早已雄风不在；科技、国防与军事力量也因产业空心化与制造业的大面积衰落受到了严重影响，产业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足，金融过度发展，与竞争对手的实力差距越来越小。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4年美国GDP只占全球总量的26%（中国占比17%）。与此同时，美元在金融领域的传统霸权地位大幅下降，美国国债规模大幅飙升，过去100年里，美国联邦债务从1925年的3810亿美元增加到2025年的37.64万亿美元——截止到2025年11月，仅维持债务就需要美国花费2010亿美元，占2026财年联邦总支出的17%。种种迹象表明，曾经不可一世的美国，虽然名义上仍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怎奈今非昔比，支撑美国世界霸主的物质基础正在崩塌。面对美国的持续衰落，美国把国运翻盘的机会押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引领者的争夺上，试图通过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机等尖端科技领域的竞争，毕其功于一役，挽回美国国力衰落的颓势。但失去了强大的制造业能力，又退出了新能源与绿色转型的赛道，美国要想让制造业回流、实现“再工业化”，重建美国保持全球领导力的物质基础，恐怕是“英雄暮年”——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对此，特朗普早在第二任期开始之前就曾坦言，美国“是一个正在严重衰落的国家、一个失败的国家、一个失去了信心、意志、力量的国家，今天的美国正在为生存而斗争。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刻”。今天的美国，不解决外强中干、债台高筑、国力衰落的问题，一切让美国伟大的想法，都是空想；一切关于美国本土与美洲之外的宏大战略，都是空谈。这是美国面对严酷的现实，国家战略不得不做重大转向与调整的根本原因之一。

（二）维系美国社会的精神支柱不复存在

美国不是一个基于民族、血缘、历史传统、语言文化基础上的国家，而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把来自不同地区、肤色、语言的人凝聚在一起的是基督教信仰。基督教对美国建国和美国宪法有着重要的影响。从1776年到20世纪中期，基督教信仰与基督教价值观一直是美国人的精神支柱、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美国社会伦理道德的基础；基督教信徒在美国人口中长期占绝对多数。

二战之后，随着大批移民涌入美国，美国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来自欧洲的白人移民减少，基督教信徒在人口中的比例下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平权、反战、性解放”为标志的新思潮在美国兴起，堕胎问题成为引起美国社会最具争议的政治问题，传统价值观逐渐边缘化。二十世纪后期，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来，非基督教移民大批涌入美国，美国人口结构发生了不可逆的变化，主流信仰与传统价值观加速衰落，“身份政治”、“觉醒意识”以及以“多元、平等、包容”（DEI）为诉求的“政治正确”逐渐占据主流意识形态。2020年，欧美裔美国白人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下降到57.8%，同期基督徒在美国人口中的占比仅为54.6%。与此同时，消费主义、进步主义、自由主义与多元文化大兴其道，美国的法律与秩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社会撕裂、政党极化成为常态；不同种族、阶层、群体、集团的利益难以调和，矛盾冲突公开化、白热化。

这些乱象表明：长期以来作为美国社会伦理道德基础与精神支柱的基督教信仰已难以发挥作用，美国的国本受到了侵蚀，社会丧失了凝聚力和向心力，作为美国“软实力”的道德优势和文化优势早已荡然无存，国家认同出现了严重危机。

特朗普不是虔诚的基督徒，更不是保守的福音派，但作为美国统治者与国家利益的总代表，特朗普非常清楚，信仰是美国社会的根基，修复美国人的精神支柱、是与重建美国的物质基础同等重要的当务之急，他指出“当信仰变得薄弱时，我们的国家似乎也变得脆弱；当信仰变得坚固时，国家就会迎来美好。”如果美国不能面对现实改弦更张，及时调整美国的国策与战略发展方向，修复美国人的精神支柱与伦理道德基础，美国的分裂将无可避免，更大更深重的危机与系统性的崩溃有可能将美国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于是，特朗普在大力鼓吹让“制造业回归美国”、重建美国称霸世界的物质基础的同时，明确提出必须“让基督信仰回归社会生活的中心”。这是“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底层逻辑，是包括国家战略发展方向在内的本届美国政府内外政策的核心驱动力，也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发生转向的另一个根本原因，它从另一个层面阐明了特朗普政府对待欧洲这一曾经的精神故乡的立场转变的根源。可以说，特朗普国家安全战略的深层背景是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关于“美国家园”与“欧洲家园”本质的文明之战，其核心是犹太—基督教传统信仰。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主导的美国右翼“本质上并不关心民主、盟友关系”，他们关心的是“西方文明”，保护美国文化。202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恰似一块罗塞塔石碑，阐明了美国政府国内外政策的真正驱动力。然而，这股力量最终带美国走向怎样的未来，把美国塑造成具体何种模样，只有时间可以告诉我们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