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出大选，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接棒竞选后的强势效应极大改变了2024年美国大选形势。民主党政治家和选民迅速集结到哈里斯身边，她也显示了出人意料的号召力和吸引力。哈里斯是非洲裔和印度裔美国人，比特朗普年轻近20岁，其崛起彰显了美国社会的深层变化，本次大选也从老人之争和建制与民粹之争，转为代际之争和身份之争。
哈里斯的崛起
哈里斯1964年10月20日出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市。她的父亲是牙买加移民，后来成为斯坦福大学经济学系首位获得终身教授职位的黑人，其经济学主张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母亲是印度裔医学专家，2009年病故。哈里斯的父母在她七岁时离婚，此后哈里斯与妹妹跟着母亲生活。哈里斯自小生活在白人精英社区，高中毕业后却选择到位于首都华盛顿特区的霍华德大学读书，这表明其内心黑人认同意识在觉醒。霍华德大学有“黑人的哈佛”之称，但在全美大学排名中处在第100名开外。20世纪80年代是学生运动的高峰，哈里斯常与同学到华盛顿市中心抗议南非种族隔离政策。同一时期，哈里斯在加州联邦参议员艾伦·克兰斯顿的办公室当过实习文员，1978年1月7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的美国议员代表团即由克兰斯顿率领。
1986年哈里斯进入加州大学黑斯廷斯分校法学院，1989年获法学博士学位，次年取得律师资格。20世纪90年代，哈里斯与时任加州众议长、后来担任旧金山市长的威利·布朗保持较长时间情侣关系。2014年，50岁的哈里斯与犹太裔律师道格拉斯·埃姆霍夫结婚，两人未生育子女。埃姆霍夫与前妻育有一子一女，与哈里斯关系处得不错。哈里斯的华裔好友宋荣丽为哈里斯取中文名“贺锦丽”，给埃姆霍夫取中文名“任德龙”。
哈里斯1998年成为旧金山地区助理检察官，2002年当选旧金山首席检察官，成为该地区首位有色人种检察官，并于2007年连任。哈里斯以“进步主义”自诩，把相当多精力放在了保护女性、儿童、少数族裔及性少数群体权益上。2016年哈里斯投身政界，首试即顺利当选联邦参议员，直到现在以副总统身份兼任联邦参议长，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黑人女性参议员，也是首位南亚裔参议员。2020年哈里斯投身总统选举，在个人选情不利之际以其犀利的发言风格被拜登选为竞选搭档。2021年1月20日，哈里斯就任美国首位女性副总统，也是首位担任这一职务的非裔和印度裔人士。
过去三年多，哈里斯在拜登政府里堪称“看不见的副总统”。她没有被委以管理刑事司法改革、警务等自己擅长的事务，而是被安排去“啃难啃的骨头”，负责解决南部边境的移民危机和投票权问题，因表现凡庸引发民众不满。直到2022年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罗伊诉韦德案”、堕胎权被从联邦层面取消后，哈里斯才找到自己的明确定位——女性生育权的坚定捍卫者。2023年下半年以后，随着拜登政府逐渐进入“选举时间”，哈里斯开始更加频繁地站到聚光灯下，协助拜登争取少数族裔和摇摆州选民。2024年6月27日，拜登在与特朗普进行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中表现不佳，已无望赢得大选。民主党高层暗流涌动，拜登面对“逼宫”，于7月21日宣布退选并支持哈里斯接棒。此后，民主党高层迅速集结，一致表态支持哈里斯，而她也在随后的竞选活动中表现出超乎预期的号召力、领导力和辩驳力。
8月5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提名哈里斯为总统候选人，这彻底改变了本次大选的竞争主轴。此前特朗普的所有竞选准备都围绕如何击败拜登部署，猛打“年龄牌”，极尽奚落嘲讽之能事。哈里斯取代拜登后，这张牌不仅失去了着力点，而且瞬间变成了特朗普自己的劣势。哈里斯采取主动进攻的竞选策略，一方面极力突出自己的活力、道德优势和法律、女性、少数族裔背景，反衬特朗普；另一方面在政策辩论中规避短板，围绕敏感社会议题不惜与特朗普推崇的路线和竞选承诺重叠，搞“利好竞拍”。哈里斯一旦当选，将不仅是美国首位女总统，也将是首位出生于“后婴儿潮时代”的总统，她的粉墨登场让美国社会构成、社情民意的变化至少提前四年反映到大选中。
民主党左翼的政治光谱
哈里斯的政治底色是左翼进步主义，继承自她父母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经历，强化于自己的求学过程，进而在作为地区检察官和联邦参议员的执法、立法实践中得到深化。
哈里斯任参议员期间的立法记录是反映她政治光谱的重要指标。成为副总统前，哈里斯当过四年参议员，在第115届（2017至2019年）和第116届国会（2019至2021年）期间的提案数分别为52和80个，表现逐步活跃。她作为主要提案人的法案主要涉及妇女儿童、少数族裔权益、性少数群体权益、非法移民、劳工权益、社会多样性、灾害赈济、环境保护、住房保障等，较少涉足国家安全议题。美国govtrack.us网站对哈里斯任参议员期间的立法活动做过分析，给她较低的“领导力得分”，因为她多是作为共同提案人而非主要提案人出现。在“意识形态得分”方面，哈里斯的政治光谱表现为极左翼，即极端自由派。
根据哈里斯任副总统后的政治表现，美国政界和舆论把她置于民主党政治光谱中的中间派与进步派之间，认为其政治立场与前总统奥巴马相比较为“中间”，在性别、堕胎、控枪、气候变化议题上则比拜登更“左”。哈里斯关注的议题比较偏重于价值观、法制等社会层面，对金融和经济理解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政策实践的有效性均不被官僚和选民信任。
哈里斯提出了“机会经济”口号，有意将自己的经济政策与拜登政府区分开来。在美国舆论看来，这是个“非常左”的方案，更多关注黑人、拉丁裔等中下阶层的利益。在税收问题上，哈里斯认为应让企业和富人承担更多责任，承诺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禁止银行通过隐藏费用和意外滞纳金来谋取利润，以及不会对年收入低于40万美元的人加税。目前哈里斯的经济顾问团队主要由法学院出身的人组成，缺乏传统经济学者，这使得她的经济政策思路至少在现阶段看来是偏离主流经济理论的。《华盛顿邮报》评论称，哈里斯没有拿出实质性的计划，而是把时间浪费在耍民粹主义花招上。
哈里斯在医疗问题上表示将推动降低处方药成本，承诺采取措施提高制药公司定价行为的透明度，以促进自由竞争，还誓言为符合条件的可能多至300万的美国人免除总额70亿美元的医疗债务。有分析认为，哈里斯或将寻求维护拜登任内签署的《平价医疗法案》，并可能与国会合作争取扩大该法案的适用范围。在其他主要社会议题上，哈里斯的基本态度是，支持政府出资鼓励生育，坚决保护性少数群体权利，坚决维护堕胎权，支持采取限枪措施。
哈里斯早在2020年大选时就呼吁提高电动汽车产量，此次竞选誓言将继续鼓励环境友好型产业。但她从社会公正和环境正义的角度切入，而非仅从经济和外交角度考虑，要让美国走上100%的清洁经济道路并以此创造数百万个高薪工作岗位，因此其相关政策措施可能比拜登更激进。
哈里斯曾表示美国作为移民国家，不应辜负其引以为傲的传统，可以兼顾创造合法公民身份和保障边境安全。今年早些时候，哈里斯支持通过了一项强硬的两党边境安全协议，包括拨款数亿美元用于边境墙建设。她作为副总统主持处理移民问题时十分关注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这三个加勒比国家，力主通过帮助当地创造就业和发展经济，从根源上切断非法移民前往美国的“危险旅程”。
细观哈里斯竞选言论的议题排序和比重，似可看出，她一旦当选总统，将以处理国内事务为优先，初期领导一个内顾型的政府，专注于经济去通胀、避衰退，并围绕关键立法议程谋求两党妥协和恢复合作性。这也是当前美国国内两党极化斗争过于尖锐、社会矛盾过快发展的形势所迫。
高度延续和务实的外交政策
作为副总统的哈里斯尽管参与了美国推进“印太战略”、加强盟伴关系的进程，对中东、非洲等地区事务也有所涉猎，17次出访21国，率团出席联合国气候大会、东亚峰会、乌克兰和平峰会、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慕尼黑安全会议等多边会议或国际论坛，会晤过150多位外国领导人，积累起一定的外交经验，但主要还是当拜登的“嘴替”，并未留下深刻的“外交烙印”。美国媒体评论称，很难从哈里斯的外交活动中找到她的世界观线索，尽管她声言要确保美国“始终强大”。有知情人透露，哈里斯是个“现实主义者”或“务实主义者”，她并不认同拜登政府“民主与专制对立”的世界叙事，更倾向于把世界主要矛盾定义成“维护国际规则者与破坏国际规则者的对立”。
美国国内分析指出，哈里斯当政后，其外交政策可能与奥巴马时期有一定相似性，主要借助外交手段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先优势和“领导地位”，同时秉持外交政策内政化、安全化的思路。但很显然，“回到过去”并不符合当前美国处理对外事务的战略意图、政治逻辑和主流认知。对哈里斯而言，无论是出于竞选需要，还是当选后谋求连任或留“遗产”，她必须在保持对外政策连续性的同时显示个人特点，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不可避免地要经历新的调整。
哈里斯的个人经历或许意味着，其外交政策将坚持“以实力求和平”的理念基础，同时力争实现权力与价值观的有机结合。哈里斯自我标榜的“倾听、行动，然后跟进”风格也将有所体现。与此同时，哈里斯内外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将更多倚靠团体决策。她身边目前有高度务实的副总统候选人蒂姆·沃尔兹、“进步派”顾问菲尔·戈登等人，将相互合作确保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军事安全战略在更多投入亚洲的同时，尽量不削弱对欧洲的关注。
经贸方面，哈里斯将推出更多具有“民主党民粹主义”色彩的政策，在全球推动“基于共同价值”的供应链合作。哈里斯作为议员曾反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美墨加协定》（USMCA），为这一推测提供了佐证。哈里斯在竞选中表示不希望大规模提升关税，因为这会增加中低收入家庭生活成本。她任加州参议员期间也曾反对对中国加征关税，认为这不利于加州发展。但如果她坐到总统位置上，当年在加州的表现不一定能完全代表以后的政策方向。按照以往规律，美国在经历高通胀后往往会出现失业率较大幅度上升，未来两年就业有可能取代物价成为经济的首要问题。在此情况下，不排除哈里斯会采取偏向贸易保护的政策。
和拜登一样，哈里斯强调维护美国全球盟伴体系的极端重要性。本次大选推出的民主党政纲将欧洲事务放在外交政策之首，哈里斯的外交幕僚也多是欧洲、中东问题专家，一旦当政，将大力支持美欧关系，支持对北约的进一步投入。不过，从美国对外战略的延续性视角看，再加上哈里斯的印度裔身份，亚洲在美国全球盟伴战略中的位置绝不会弱化。
哈里斯在政纲中强调“内外平衡”，有意控制国防支出。美国国防预算以十年为一个单位，呈现出较明显的周期性特征，目前处于这一轮扩张周期的末端——本轮上升周期始于特朗普时期的强军政策，拜登上台后延续了国防预算上升的势头。2025财年美国国防预算总额为8952亿美元，约占全球军费总额40%。哈里斯若当选，有无可能推动削减国防开支，从而把美国的防务开支引入新一轮同样以十年为一个单位的收缩周期，值得关注。
哈里斯上台后，需要紧急处理的国际热点问题当然是乌克兰、巴以两场危机。在哈里斯作为副总统有限的外交活动中，涉乌克兰问题的占去一半。她曾数次会晤泽连斯基，最近一次是今年9月在纽约，表示美国帮助乌克兰不是办慈善，而是出于本国战略利益。目前乌克兰危机仍然胶着，俄乌都在等待美国大选结果，据此定夺从战到和的政策转换方式。如哈里斯上台，将继续高调挺乌抗俄，但如果共和党拿下众议院，她将无法随心所欲援乌，难以从根本上扭转危机态势，真正的和平机会可能要拖到2025年底甚至更远才会出现。
在巴以问题上，哈里斯虽表示将维持美以联盟，“确保以色列有能力自卫”，但为避免触怒特定选民群体，也在搞平衡，曾多次表达对加沙人道危机的担忧，并呼吁停火，以免发生更广泛的战争。她还多次表态称“两国方案”是结束冲突的最佳途径。估计哈里斯若当选，将推动尽快了结这一轮巴以危机并尽力制止其外溢，也会重启拜登政府时期由国务卿布林肯一手操作的沙特、以色列和解进程，并推进与此直接相关的美沙安全协议谈判工作，争取为自己的中东政策奠定一个相对和缓的地区环境。
哈里斯及其主要助理在过往政治生涯中都有高度关注人权问题的记录，随着年轻化政策团队的组建，未来对外政策对种族、劳工等议题的关注度将大幅加强，与气候环保、可持续发展等议题的联动也会更加密切。这种政策倾向的另一面是，哈里斯及其团队对发展中国家的疾苦比奥巴马、拜登政府更具感知力，会出台一些政策措施恢复和增强美国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力。
民主党新党纲和哈里斯接受提名的演讲有意将气候议程后移到不显眼位置，尽量削弱意识形态色彩，淡化其对提振未来美国经济的作用，这是因为美国社会过去数年来对新能源经济给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带来的福祉效应缺少体感，更有不少选民对自由派过度强调气候议程日益反感，而且在此次大选中，与新能源经济密切关联的全美创新势力更赞赏在内做出进一步减税承诺、对外坚持强硬贸易政策的特朗普。这一转变表明，哈里斯若上台不会过度优先地安排气候议程，也不愿因气候议程引发两党分歧，将以中规中矩的方式贯彻民主党一贯以来的政策。
对华政策取向在连贯中酝酿变化
哈里斯从未访问过中国，作为参议员参与过关于香港、新疆问题的涉华提案，作为副总统很少发表涉及中国的演讲或谈话，其有限的涉华言论基本上是对拜登政府政策口径的照本宣科。因此，我们难以从公开资料中观察出哈里斯对美国对华战略的系统性、深层次思考，也难以管窥其内心真实的“中国观”。
2022年11月19日，哈里斯在曼谷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与习近平主席简短交谈，重申了拜登政府支持两国保持沟通并以负责任方式管理彼此竞争的态度。2023年9月哈里斯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参加东盟系列峰会期间也曾与李强总理寒暄。
今年8月哈里斯在接受民主党提名的演讲中说，“我将确保我们在太空和人工智能领域引领世界走进未来，确保美国而不是中国赢得21世纪的竞争，确保我们加强而不是放弃全球领导地位。”尽管哈里斯在这个演讲中只提及中国一次，民主党新党纲却提及中国31次，还首设中国章节，称“中国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主张对中国采取“有管理的竞争”策略，一面在经济、技术等领域展开激烈竞争，一面在气变、打击芬太尼泛滥等领域与中方合作。这份党纲原是为拜登竞选连任准备的，仍写着“拜登在他的第二个任期内，将继续专注于在国内外采取行动，以在竞争中战胜中国”；“继续抵制不公平经济行为，限制中国获得可能被用来损害美国利益的先进技术，并将21世纪至关重要的材料和技术供应链迁回美国”。此外，新党纲恢复了此前被删除的“一个中国政策”，并首度纳入“对台六项保证”。
在经历奥巴马、特朗普、拜登连续三任政府的布局后，美国的对华竞争战略已基本定型，两党存在高度共识。哈里斯上台后，将放手自己的团队执行与拜登政府高度类似的政策，对华谋求形成系统性、可管理的长期战略压力：一方面，以更加精准的方式针对中国的科技、贸易、军事竞争力施行“小院高墙”策略，院子越来越大，墙壁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慎重处理台湾等敏感问题，避免正面冲突，并支持双方在经济、人文等领域的正常交往。同时，积极引入“多边主义”，调动盟友伙伴力量增强美国对华战略的有效性。哈里斯本人则专注于国内事务，对外优先处理乌克兰、巴以两场地缘政治危机。若此，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态势有望得到维持，两国更有可能在和平共处的前提下进行相对较低烈度的战略博弈。不过，随着哈里斯逐步熟悉内政外交事务并掌控国内局面，加之2026年中期选举、2028年大选备战提上议程，其必然会在首个任期后半程试图展现更大决断力和个人风格，并在此过程中把自身判断以及“女性政治”的特点融入中美关系当中。从此意义上讲，哈里斯若当选，其首任后半程有可能是中美关系出现新变化的阶段。
过去十年的中美战略博弈表明，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两国不会出现全方位脱钩，爆发全面冷战和热战的风险较低。今后几年是我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目标的关键期，同时也是台海局势演变的关键期，更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化的关键期。无论2024年美国大选结果如何，用好机遇，克服挑战，积极塑造中美关系，努力开创外部环境中的有利因素，都是我国的坚定选择。
本系列报告由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课题组完成，感谢清华大学蔡泓宇、周武华、李海瑄、庄耿华，国际关系学院娄宇昂、钱芏涵，中国人民大学谭燕楠等同学对专题研究的参与和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