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的美国研究大多是片段式的、对象化的，学者们想象中的美国和现实中的美国差距越来越大。生态制度主义将美国视为一种理性设计与自发生长的制度形态进行研究，则能够缩小想象与现实的差距。美国在建立之初借鉴了全世界的政治智慧，包括犹太教、罗马帝国、近代欧洲等等，这一智慧结晶如种子一般种在北美独特的生态环境下逐渐生根、开花、结果。因而，美国的政治基因具有杂糅性（hybrid），其制度处于不断成长的过程当中。

从时间维度看，美国的政治形态随着国内生态体系的演变，先后形成了“第一宪政”“第二宪政”以及可能正在浮现的“第三宪政”。19世纪中期以前的美国处于农业社会，丰富的土地和农业资源孕育了美国的自由主义基因，促使其形成以自由主义为制度属性、强势国会为政治形态的“第一宪政秩序”。19世纪末期美国进入工业社会，经济危机和战争压力推动其实施进步主义改革，政府的自主性、职业性和网络化程度大大加强，权力重心从国会向总统转移，形成“第二宪政秩序”。随着智能化和数字化技术的发展，美国逐渐步入数智社会。数智社会孕育了保守化的选民，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推动集权化国家的出现，保守化社会与集权化国家共同触发了2024年美国大选的红色浪潮，造就了“帝王式总统”的诞生。数智社会下美国反建制主义力量不断壮大，可能酝酿着尚未成型的“第三宪政秩序”。

从空间维度看，美国的外交战略由于国际生态体系的演变而呈现出从孤立主义、霸权主义到本土主义的变化。在欧洲列强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美国是体系外围的弱国。从维也纳体系到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美国主要采取孤立主义的外交战略。二战之后，美国处于与苏联在联合国框架下争夺霸权的生态体系，确立了通过推广宪政制度来获取霸权的外交战略。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凭借完善的产业链构建了一个区别于美国的生态体系，形成了全球生态体系“一体两翼”的局面。这引发了美国对其经济安全的担忧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思，导致美国的建制派与反建制派、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全球主义和本土主义之间产生了激烈的政治博弈，并推动美国的外交战略走向全球本土主义（glocalism）。

展望美国未来的政策取向，国内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将重点关注减税、关税、能源独立、政府改革、移民管控等议题。经济政策上，特朗普政府将实行减税和增加关税；社会政策上，特朗普政府将用企业家精神改造政府、收紧移民政策；科技政策上，特朗普政府将放松对社交媒体的审查，减少对科技巨头的垄断限制。

在国际政策方面，特朗普政府将重新定义美国的国际角色，确保其国际参与都直接惠及美国人民。首先，美国将引领反经济全球化的运动，继续通过战略型产业政策推进制造业回流。其次，美国将对盟伴采取交易性外交，特朗普并不否认国家间合作与联盟的重要性，但会要求盟友承担更多防务开支以实现“更公平的联盟关系”。再者，美国将对对手采取胁迫性外交，强化对外威慑及其在北约等防务联盟中的影响力。美国将采取“先亚后欧”政策，进一步完善其印太战略以对华施加更大的战略压力。值得注意的是，二战以后的美国一直是国际体系的建设者，而现在特朗普成为体系的破坏者，增加了世界局势的不可预测性。

未来中美将在安全、经贸、高科技产业等领域持续激烈竞争，并重点围绕印太地区和全球南方争夺影响力。东亚地区的阵营化趋势正在不断加强，美日韩的安全协调以及朝俄同盟愈发紧密，周边地区已经成为中美竞争的主战场。中国未来需要在周边地区提出一个系统的战略框架。目前中国在东南亚、中亚的战略相对成熟，但在东北亚和南亚地区尚未掌握主动权。中美在全球南方的竞争也将日趋激烈。中东方向，特朗普政府将进一步巩固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坚定支持以色列和遏制伊朗扩张。拉美方向，特朗普政府将加强与拉美地区保守派领导人的合作，限制中国的影响力。非洲方向，特朗普政府可能减少对非洲的发展援助，中国具有潜在的外交机会。

当前中美竞争实际上是两种生态的竞争，改善中美关系的重点在于改善生态，而不在于争论两种制度孰优孰劣。中美只有保持沟通，才能实现美美与共的繁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