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晨：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内容提要］美国的霸权是美国长期坚持的战略行为和结果。美国的战略思维和实力优势推动美国在不同阶段争夺、掌控和维护地区霸权、阵营霸权和全球霸权。美国霸权的行为模式包括霸权战略目标的设定、不断升级的战略评估与规划，以及多种战略手段的转化和运用。百年变局下，美国主要针对中国的新一轮霸权战略对全球秩序、安全格局和各国之间的经济社会纽带都产生了深刻影响。
［关键词］美国霸权 战略行为 国际秩序
美国霸权是美国基于自身意识形态优越感和实力优势，根据自身利益和偏好，运用多种工具（包括极端手段）塑造、改造、支配国际体系，以及其他行为体的外部政策行为甚至国内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与结果。部分美国学者以及需要借助美国政策实现其目标的国家将美国霸权视为“被邀请的霸权”（hegemony by invitation），强调其建设性和包容性。这种视角忽视了美国霸权为了实现自身目标违背相关国家意愿，对后者实施的打压遏制等。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卡根指出：“美国人常常意识不到他们的扩张主义倾向——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经济的、战略的和文化的，碰撞和侵扰了其他族群和文化。当得知他人……对他们的力量和影响感到恐惧时，他们往往感到吃惊。”一方面，美国霸权战略承认共同利益的存在，在避免大规模冲突、预防经济危机等方面，美国有一定的合作和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另一方面，美国面对全球秩序，以及亚太、欧洲、中东等重点区域，经济、科技和安全等重点领域出现的挑战，一旦判定形势严峻，则会放弃公平竞争、合作共赢，采取对抗和打压等方式来维护自身利益。
美国霸权并非其为后冷战“单极时刻”量身定做，而是源于扩张时代的传统多极格局，定型于冷战时代的两极格局，并且仍然在为美国新一轮大国竞争战略提供指导。19世纪，美国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完成了在北美大陆的扩张，之后基于其主导地位，在西半球推行霸权战略。两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军事和经济上都成为超级大国，主导西方世界，运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文化与科技多种工具，与苏联争夺全球霸权。后冷战时代，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继续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霸权战略。进入21世纪20年代，在新的动荡变革期，美国再度强化霸权战略打压对手，谋求主导。
拜登政府上台以来，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对政府高官的重要演讲中，不断强调后冷战时代已经终结，二战以来的国际格局正在发生剧变。在新一轮大国战略博弈中，美国对主要战略对手的打压从外交、安全与地缘政治扩展到经济、科技等多个领域，延续着霸权思维和行为。把握美国霸权的历史演变、行为模式及其对当前国际格局的塑造与影响，是理解和应对21世纪国际战略格局变化的关键。
一、美国霸权的历史演变
美国霸权的历史演变可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美国霸权的历史基础，即实力、战略思维与制度基础；二是美国霸权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其他霸权的异同；三是美国霸权自身的不同发展阶段，包括在西半球掌握区域霸权，成为西方阵营霸权并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以及获取和维护单极霸权。
（一）美国霸权的历史基础
第一，美国霸权形成的实力基础。美国自内战结束以来进入长达一个世纪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成为并且长期保持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地位，这为美国的霸权战略奠定了物质基础。二战后，美国还拥有着世界首屈一指的军事力量。20世纪以来，美国高度发达的大众传媒、高等教育等产业，也成为美国软实力的代表。
第二，美国的历史传统与战略思维。在早期历史中，美国从北美大陆东部开始持续进行战略扩张，追求绝对安全，在战略思维中缺乏共存与包容。美国外交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指出，自19世纪初以来，美国逐步形成以扩张求安全的战略传统，尤其是强调先发制人、单边主义和霸权。
第三，美国于20世纪形成霸权战略的制度基础。在美国建国初期确立的政治体制中，联邦政府的动员能力有限。为了应对不断出现的战争和危机，美国联邦政府不断扩权。基于二战的经验教训和冷战的战略需求，美国组建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多个政府部门，形成国家安全体制，这一体制在冷战中后期和21世纪不断得到完善。在外交中，美国又建立了能够长期动员和约束盟友、为美国战略利益服务的现当代同盟体系。
（二）美国霸权与欧洲霸权的异同
美国霸权与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的欧洲霸权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二者的区别更为明显。相似性包括三个方面：一是都具有一定的实力优势，如美国和鼎盛时期的英国都拥有经济优势，并且掌握全球海上霸权；二是都通过战略扩张和对外干涉塑造和维系优势地位；三是都重视利用多种手段打压潜在竞争对手。
美国全球霸权与欧洲霸权的区别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国际格局发生变化。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到1945年二战结束，国际体系以多极为主，英国虽然是全球海上霸主，但只是欧洲主要大国之一；二战后，传统多极格局消失，美国霸权则先后处于两极和单极国际格局中。第二，国际秩序发生变化。在近现代国际关系中，殖民扩张和大国战争是常态。英国等霸权的国力和全球部署都得益于殖民扩张。主要大国为了争夺和维持霸权不断交战。二战以后，传统殖民帝国不断解体，殖民统治不再具有合法性。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惨痛教训和核战争的毁灭性风险，大国战争也被视为禁忌。美国霸权更加依赖同盟体系，并且更加重视避免大国之间的直接冲突。第三，霸权关切和影响范围发生变化。近现代的英国，在欧洲关注大国之间的相互制衡，在全球范围内主要对威胁其殖民帝国的事态作出反应。美国则拥有更强的实力，尤其是更先进的技术手段，影响其他地区和被其他地区影响的程度都更加深入，因其关切的地理范围和问题领域都扩大了。
（三）美国霸权的不同发展阶段
1.19世纪到二战：从地区霸权到阵营霸权
国际形势的变迁、美国的发展与战略调整共同塑造了美国的霸权。
一是近代欧洲国家的战略竞争推动美国在美洲建立和实施霸权。19世纪开始，欧洲主要大国逐渐收缩美洲战略甚至从美洲脱身。拿破仑战争结束后，部分欧洲国家希望重返美洲，但受到掌握制海权的英国的制约。1823年，美国提出“门罗主义”，明确反对欧洲国家介入美洲事务。19世纪末期，英国面临多个大国的战略压力，决心从北美周边海域收缩，在美洲一系列争端问题上对美国妥协，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同一时期，美国完成内战后的经济重建，成为首屈一指的世界经济大国。在北美完成大陆扩张后，美国调整了地缘政治的扩张方向，转向海上扩张。1898年，美国通过美西战争将西班牙势力逐出古巴，吞并夏威夷，并对关岛和菲律宾进行殖民统治。美国不仅巩固了在美洲的霸权地位，还展开了向太平洋的持久扩张。
二是两次世界大战终结了近现代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关系，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和西方阵营霸权，并开始与苏联争夺全球霸权。1914年，一战在欧洲爆发。1917年，美国参战时，强调自己不作为协约国一员，而是作为协助国，保持自己的战略独立。但是，一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尚未对美国主导全球秩序做好准备，导致孤立主义盛行。同时，英国、法国等传统大国的影响虽然被一战削弱，但在外交上，尤其是在巴黎和会中仍然能够制衡美国。因此，美国在政治上并未成为凡尔赛体系的核心成员。在1921年和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中，美国运用其经济和军事实力等优势，迫使英国和日本作出重大让步，拆散了持续20年之久的同盟体系，并且按照美国提出的主力舰吨位比例达成海军军备控制条约。
二战奠定了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一方面，美国在欧洲和太平洋两大战场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将其战略前沿拓展至东亚和中欧。二战展现了美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方面的巨大优势。美国不仅通过动员，组建了规模空前的海上、空中和地面作战力量，还通过租借法案，为英国、苏联和中国三个战时盟友提供了援助。美国在战争期间研发并且使用、在战后一度垄断核武器。另一方面，美国形成了新的全球安全与战略观念。参战前，美国决策者就已经确定了“欧洲优先”，先集中资源击败德国、再击败日本的全球战略规划。美国在二战中人力、物力的巨大投入也使美国舆论和决策者认识到，需要抛弃孤立主义，更加积极主动地利用自身实力，塑造全球重点地区态势，这样才能避免被猝不及防地卷入战争，付出更大代价。
2.冷战时期：依托阵营霸权与苏联争夺世界霸权
苏联在二战中同样展示出强大的实力和潜力。苏联克服了遭受战略突袭和初期失利的困难，在与纳粹德国的地面作战中发挥了主要作用。战争结束时，苏联的战略前沿同样拓展到本土之外，到达中欧和朝鲜半岛等地，与美国的战略前沿形成对峙局面。
冷战初期形成的美国遏制战略体现了美国传统的霸权思维：一是基于意识形态偏见，认为苏联对外政策行为由其国家制度决定，短期内不可改变，因此美国与苏联的矛盾难以调和；二是强调美国自身的实力优势，并利用对西欧、日本、德国等工业中心的掌控进一步强化自身优势；三是设定较高的战略目标，即通过长期遏制来推动苏联内部的变化，进而推动其外部行为的变化，195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对苏联的意图、目标与能力进行了重点分析，并且强调用全面扩军备战的极端手段全方位遏制苏联。到20世纪50年代末期，美国已经通过国内动员，形成了与苏联博弈的多种手段：第一，在军事和科技上，在欧洲中部和东亚，都形成了针对苏联及其盟友的前沿军事部署，并加快了先进武器尤其是战略核武器的研发部署，进一步巩固了核优势；第二，在经济上，对苏联及其盟友实施全面出口管制，遏制其发展，尤其是对先进技术和重要战略武器的获取；第三，美国情报机构不断对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展开秘密行动，并强化宣传战与心理战；第四，在外交上孤立苏联。
美国只有在欧亚大陆站稳脚跟，并且能够动员盟友，才能与苏联博弈。为此，美国首先需要在同盟体系中建立内部霸权，具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共同威胁、意识形态对他国进行动员，并且提供相应的公共产品；二是控制盟友的战略选择。实力被战争削弱的英国、法国等传统欧洲大国认识到自身难以在欧洲制约苏联，因此决定与美国一起共同对抗苏联。美国先后通过“马歇尔计划”等援助项目、北约等同盟体系，以及对联邦德国和日本的占领，对西方阵营各国的经济、外交、防务，甚至内政都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排他性影响。在苏联打破美国核优势后，美国在北约的欧洲盟友的安全要依靠美国不确定的战时选择。与美国长期保持“特殊关系”的英国逐渐在战略武器、情报等领域对美国形成依赖，影响了其战略自主。冷战中期，装载携带英国核弹头的美制“北极星”潜射弹道导弹的核潜艇替代了英国自行研制的V系列战略轰炸机，成为英国核力量的中坚。此外，英国联合情报委员会收到的情报中，50%—80%源于美国。
美国还十分重视管制东亚盟友。长期从事对美情报的日本外务省前高官孙崎享认为，美国在占领时期掌握日本多个要害部门，这使其能够长期影响日本内政，尤其是制衡推行偏离美国目标的外交政策的日本领导人。美国还把“日本北方领土问题”和“美国交还冲绳问题”挂钩，为日本和苏联解决领土争端与缓和关系制造障碍。20世纪80年代，作为主要盟友的日本对美国构成了经济挑战，随后美国采取多种措施对日本经济进行了打压。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借助美韩同盟的建立限制韩国军事力量的发展和部署，尤其是通过掌握韩军战时作战指挥权，防止美国被韩国拖入新的半岛冲突。20世纪60年代，美国不断介入越南战争，由于对其盟友南越领导人吴庭艳不满，为了保证美国的政策得到推行，甚至策划和支持南越高级军官发动政变推翻吴庭艳统治。
美国争霸战略对苏联在冷战末期的衰落和最终解体产生了一定影响。第一，苏联与美国的长期军备竞赛和争夺全球影响力，使苏联在军备和外援等方面长期维持大量投入，加重了发展负担。第二，苏联与美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竞争没有推动本国的改革创新，却带来思想和制度的长期僵化固化。总体来看，美国的战略虽然给苏联带来了多方面挑战，但是并不能直接使苏联解体。苏联在自身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战略选择，尤其是冷战末期苏联内外政策的进退失据对苏联解体影响更大。
3.后冷战时代：从阵营霸权到全球霸权转换
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长期缺乏有力制约，继续推行霸权战略。随着世界格局从两极转换为单极，美国也从阵营霸权和全球争霸转变为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霸权战略。
美国全球霸权战略受益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经济全球化加速。在此轮全球化中，跨国公司，尤其是美国金融机构和大企业发挥了推动作用。全球各地对美国的投资与领先的技术都有较大需求。企业的逐利导向推动了资本的全球流动和生产要素的全球配置。很多国家因此更加重视发展和美国的外交关系，不断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同时，从冷战到后冷战时代，美国在享受红利的同时，战略思维并没有重构，而是延续着多种传统战略偏好。一是迷信美国的实力优势，频繁对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武力干涉。1991年海湾战争体现出美国主导新一轮世界军事变革，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在军事力量上出现信息化与机械化的“时代差”。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多次在处理中东和巴尔干半岛问题时使用武力；在台湾海峡和朝鲜半岛危机中，也展示或威胁使用武力。21世纪初，在反恐战争中，小布什政府仍过度依赖军事手段，并且以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名对其入侵。二是在国际安全秩序中，继续坚持同盟优先，使国际社会丧失了格局转换之际构建更加包容的国际秩序的机会，并为后续的摩擦和博弈埋下伏笔。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在北约东扩问题上，不顾俄罗斯的反对，先后将多个中东欧前华约国家和波罗的海三国纳入北约，并且开始为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作准备。在东亚，克林顿政府也决心强化美日同盟，坚持安全合作优于经济竞争的导向，将朝鲜半岛和台海等作为美日同盟的重点合作领域，以提升同盟的综合能力。三是在大国关系和地区战略中仍然保留意识形态偏见。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陶醉于冷战胜利和自身优势，制定了对中国和俄罗斯的接触战略，强调将中俄等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接触的前提是两国的国内政治、经济和对外战略选择与发展都应该符合美国的期待。一旦美国认为两国偏离了自身期待，其基于意识形态偏见的防范心态就会对其政策产生影响。21世纪初，美国的中东战略也因为强调对中东的改造而陷入泥潭。
二、美国霸权的行为模式
美国霸权的行为模式包含三个部分：一是美国的战略利益和思维定势甚至偏见决定其设定较高的、甚至与他国合法利益产生冲突的战略目标，并且明确用美国主导的各种路径，尤其是零和博弈的路径来实现目标；二是美国的战略评估与规划不断将目标与实现路径细化，以增强战略的可操作性，并且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战略目标；三是为了实现战略目标，美国动员和使用各种手段，不仅包括符合国际关系准则的、多数国家常用的手段，也包括美国为了发挥优势而采取的各种极端手段。
（一）设定较高战略目标
美国基于自身实力优势和意识形态偏见与冲动，经常设立部分或全面改造甚至主导国际秩序的战略目标。一是在20世纪上半叶，美国在参与两次世界大战中，先是提出废除传统均势外交的“十四点计划”，后又将无条件投降作为目标，打破了近现代早期大国战略传统；二是在冷战时期，以“和平演变”的方式，彻底改变苏联的内外行为；三是在美国大规模参与的多场局部冲突中，试图一劳永逸地消灭对手，如朝鲜战争中，美国在取得仁川登陆的胜利后，不再满足于帮助韩国收复失地，而决心跨过三八线，颠覆朝鲜；再如，在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美国设定了变更伊拉克政权和对中东进行民主改造的战略目标。
高目标的设定，有利于持久的战略动员。在公众舆论中，高目标相比于更加注重平衡各方利益、统筹机遇与挑战后提出的更节制的战略目标，更有利于抢占道德制高点，获得民众的支持和认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高目标容易转化为长期的战略需求，推动战略动员和资源配置。
高目标也会带来多种挑战：一是美国部分高目标在国际社会难以获得广泛支持，如果继续坚持，就只能以单边主义或者依靠个别国家来实现；二是高目标的实现，需要美国国内的持续支持，在战略上出现挫折、国内支持减弱时，降低目标需要各种条件。例如，1950年底，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美国在朝鲜战场遭受重大挫折，1951年夏季，美国虽然调整了朝鲜战争的目标，但直到1953年夏季，在付出了惨重代价后才最终实现停战。而一旦降低目标的条件不成熟，美国的挫折就将导致战略的崩溃，如1975年在越南的崩溃和2021年从阿富汗的仓皇撤军。
（二）升级战略评估与规划，细化战略目标的实现路径
美国政府和战略界持续评估态势，作出战略指导与规划，明确战略目标的具体实施路径，配置资源与手段，即重视大战略的谋划。
美国的战略评估与规划逐渐机制化。20世纪早期，美国的战略评估中，主要决策者和中高层官员发挥的影响较大。例如，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对二战中美国的战略评估、规划和决策的巨大影响，冷战初期杜鲁门的战略抉择，以及乔治·凯南和保罗·尼采等中高层官员的评估与规划对美国战略的直接影响。然而，高度依赖个人才干与阅历的战略评估和规划难以持久。20世纪中叶，美国先后建立参谋长联席会议、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等战略规划、决策和协调机构。冷战初期组建的中央情报局在情报收集的基础上，重视不同类型的情报分析和评估。此外，二战后，美国学术界依托高校的教学研究机构和智库等平台，长期参与美国战略评估与决策，从外部推动美国战略规划的不断升级。美国战略评估的方法也不断多样化。系统分析、战略推演、净评估等方式先后被纳入美国战略评估与规划。同时，在国会与联邦政府的共同推动下，美国还建立了较为全面的战略评估与规划文件体系，贯穿大战略、军事与外交战略等重大领域，为资源分配和决策提供战略指导。
美国在战略评估和规划中，形成了优化战略布局和实施战略目标的基本路径。
一是重视全球战略和全球联动。二战以来，美国在不同历史时期明确了全球战略中的主要方向和主要目标。在二战中，美国决策者制定了“欧洲优先”的战略；在冷战初期，美国又将欧洲视为与苏联竞争的主要战区，因此否定了麦克阿瑟在远东扩大朝鲜战争的设想；在应对冷战时期出现的主要危机和多场局部冲突中，美国决策者都会思考政策选择对于全球其他地区和冷战主要方向产生的影响，从而确定最终选项。
二是将应对突发事件与塑造中长期态势相结合。冷战初期，美国在应对美苏对抗出现的热点问题的同时，设计对苏长期战略，既不向苏联让步，又不采取冲突和“推回”的方式，而是以长期遏制来推动“和平演变”；冷战时期，美国在欧洲和朝鲜半岛的军事存在，也从短期应急转变为长期塑造，这使美国能够持续在重点方向发挥作用。
三是形成在非对称竞争中扬长避短的竞争战略思维。美国战略界意识到，在长期战略竞争中，参与竞争的各方在实力基础、战略目标、战略手段和战略思维上并不对称，美国可以在不对称竞争中扬长避短。在冷战中，美国一方面重视用自身在科技创新等方面的优势抵消苏联的规模优势；另一方面，通过把握苏联的战略思维，找到苏联高度敏感的议题，从而以较小的投入使苏联付出更大的代价，实现“成本强加”。
四是重视战略与战术的修正与调整。在二战中，美军出现了初战失利的局面。但是美国非常重视总结经验教训，及时调整战术，在后续作战中，逐步稳住了战线，发挥其资源优势，重新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长期竞争中，美国也重视阶段性地调整和修正战略，尤其是借助国际环境的重大变化，以及总统竞选等国内政治周期来加快调整步伐。面对越南战争泥潭和苏联的强势，尼克松及时进行了战略调整，通过与苏联缓和关系、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构建了中美苏战略大三角，从而得以从越南逐步脱身。
（三）综合运用多种战略手段谋求战略目标
1.国内手段
将国内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战略手段，是美国长期奉行霸权战略的重要前提。一是具有较强的非对称比较优势，甚至是压倒性优势；二是具有不断丰富的霸权战略工具箱；三是能够承受霸权战略产生的消耗和重大战略失误造成的被动局面。20世纪70年代，美国因为越南战争消耗了大量资源，也使国内对决策者的信任降低。因此，战争结束后，美国更加聚焦苏联，加快新技术的研发和运用，80年代，里根政府新一轮战略动员增强了美国的军事实力，使美国掌握了军备竞赛的主动权。
美国战略界认为，颠覆性技术的应用会在军事领域带来重大变革，将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力量对比产生深刻影响。二战结束以来，面对苏联的军事规模优势，美国高度重视发挥自身的军事技术优势。曾经在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任职的美国战略家安德鲁·克雷佩尼维奇认为，西方的市场经济优势和对苏联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不仅延长了西方的信息技术优势，也增加了苏联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型的难度，正是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才能通过新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实施“抵消战略”，取得冷战末期军备竞赛的主动权。
美国在战略中对经济手段的使用多管齐下：一是重视产业政策的运用，推动国家经济动员，培育产业集群，巩固和扩大经济与科技优势；二是通过多边和双边渠道，提供多种经济援助，开放市场，开展合作，扩大美国影响力，强化其他国家和地区与美国的社会经济纽带；三是将经济制裁作为应对多种突发和中长期战略问题的手段，给对手施加压力，削弱甚至拖垮对手。
国内立法也是美国霸权战略的重要手段。国内立法能够通过国会两院、行政部门和媒体的沟通和合作，进一步凝聚国内战略共识；可以使重要战略目标的设置和战略手段的配置长期化，减少因执政党更迭和社会经济变化带来的冲击与影响；国内立法凝聚的共识还为美国决策者提供了冲击、弱化和抵消美国已经达成的国际协议甚至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选项。1979年中美建交时，就台湾问题已经达成较为明确的共识，但是美国“与台湾关系法”的通过，弱化了中美建交取得的成果，也为此后美国历届政府插手台海，尤其是维持对台军售提供了国内法律依据。
2.军事手段
二战结束以后，多国经济不断恢复、发展，美国相对经济优势下降，霸权更加依赖军事手段。美国维护霸权的首要军事手段是依托军事优势，对潜在和主要挑战者实施立体的军事威慑，维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与主导权。根据威慑理念，只要美国具备有效挫败和报复对手的能力，并且展示出使用能力的决心，就能够阻止对手越过美国划定的红线。在威慑的手段上，美国首先依靠战略核武器的发展，以及对于核武器使用的政策宣示，用核武器威慑对手不挑战美国的重大利益关切。然而，核武器的使用是要承担重大风险的政治决定。核武器使用门槛限制了核威慑在美国霸权战略中的作用。因此，美国又依托同盟体系和前沿部署，建立了常规威慑，强化和扩展了美国应对多种挑战的选项。常规威慑同样存在门槛，即美国需要具有威慑失效时击败对手的能力和决心。
美国的威慑理念在应对动态的国际格局时，存在两方面的局限：一是总体军事优势不能等同于在具体方向和场景中打败对手的能力，尤其是在军备竞赛中，力量对比在不断变化；二是不同国家在相同的方向和场景中，实现战略目标的政治决心，即该目标在大战略中的重要性和可承受的代价不对等。因此，一定的军事优势和准备使用武力的决心并不能产生有效威慑。美国在认为大国冲突升级等风险有限的情况下，会对地区事务甚至冲突进行直接军事干涉。直接军事干涉的目标包括巩固和加强盟友，削弱甚至消灭对手，以保持美国对于战略态势的掌控或者形成对美国更有利的战略态势。军事干涉的方式包括对盟友提供军事援助、以特种作战等低烈度方式介入态势、利用海空力量参战支援盟友、以及大规模动用地面力量参战等。美国虽然具备军事优势，但军事介入也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很多战略目标难以完全通过军事介入来实现；二是一旦跨越和平与战争的界限，军事介入在内政和外交上，也都会带来新的挑战，包括国际社会对于军事干涉的反对与抵制，国内不愿意承担军事干涉带来的高昂成本等；三是军事介入存在升级和失控风险。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以直接出兵参战的方式多次大规模介入朝鲜、越南、海湾、阿富汗和伊拉克等问题，但在短期内以较小代价顺利实现战略目标的只有1991年海湾战争，美国参战历时最久、投入最大的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都以失败告终。
此外，在和平时期，美国还十分重视用秘密行动来塑造战略态势。美国战略界认为，秘密行动指的是一切不暴露美国官方背景、秘密操控事件进程的行动。秘密行动范围较广，包括贿赂意见领袖和准军事行动等。美国秘密行动的基础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美国的本国利益优先战略观念和意识形态优越感，为了达成目标，美国会用各种手段（包括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手段）影响、削弱、干涉和颠覆特定国家；二是美国强大的态势感知能力，使美国能够发现各国存在的风险与漏洞，找到实施秘密行动的机会；三是美国情报机构强大的网络和行动能力，可以在全球多地准备、组织和开展秘密行动。21世纪以来，美国在秘密行动中还重视发挥其网络优势，利用社交媒体等平台塑造态势。
3.外交手段
美国同盟体系是美国霸权的重要支撑，一方面，同盟体系支撑了美国向西半球之外投送力量，包括提供政治和法律依据，以及部署军事基地；另一方面，同盟体系使美国能够更有效利用盟友的力量来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利用盟友的战略关切来制约主要和潜在对手。美国在西半球以外建立同盟体系有其特殊的优势：一是美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其从20世纪才开始参与全球事务的时间节点，使其相对超脱于很多地区的复杂历史纷争；二是美国的硬实力使其能够提供盟友感兴趣的甚至亟需的多种公共产品；三是其意识形态对于一些国家具有一定的感召力。
美国与很多国家结盟的初衷是对国际环境的被动反应，但一旦同盟体系固化和强化之后，在全球和地区安全中，则成为美国霸权战略的重要载体和工具。冷战初期美国主导建立北约，以及朝鲜战争爆发后向欧洲增兵，都是应急反应，美国也期待在欧洲能够承担自身防务后可以逐渐减少投入，调整其存在方式。然而，北约欧洲成员国为了减轻自身军备负担，在军事上长期依赖美国，无法实现战略自主。冷战时期长期固化的同盟体系，到冷战结束后，得到进一步强化，如北约的东扩、美日同盟任务的拓展等。同盟的固化和强化，使美国处理涉及同盟体系的安全问题时，更倾向于采取零和博弈、施加压力的方式，而非互谅互让、平等协商等方式。
美国在联合国等多边国际组织的创建和发展以及当代国际法体系的发展中都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美国重视运用多边国际组织，推动其主要战略议程。1950年干涉朝鲜战争、1991年发动海湾战争，都是在美国下定决心干涉后，通过外交手段，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后进行的，进而争取了更广泛的国际支持。在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不断巩固后，在其追求争议性的战略目标时，美国也意识到国际法和国际组织对其会产生制约作用，如美国出于单边或者小范围利益考虑动用武力，很难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因此，美国一方面借助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另一方面在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对其利益形成阻碍时，也会采取改造甚至绕开的策略。
二战结束后，美国虽然成为超级大国，但它认识到大国之间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也强调要和对手一道防止因为误判引发冲突升级。以冷战为例，美国与苏联通过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多次危机的应对，逐步摸索危机管控的经验，美苏也逐步将一些危机管控的共识上升为协议和双边关系规则。在后冷战时期，美国也与中国建立了海上等危机场景的预防和管控的对话磋商机制，并达成了共识和协议。上述危机管控机制的进展都需要一定的政治条件。美苏建立危机管控机制的背景是，双方在柏林和战后欧洲秩序等更加重大的政治问题上取得进展，达成共识，有效防范了更多危机的出现，也有利于双方聚焦危机管控。后冷战时代，美国虽然继续坚持霸权战略，在台湾问题和海上军事活动中与中国多次对峙，并且1999年在科索沃战争中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但当时在战略上尚没有将中国视为主要对手，而是重视中美关系的发展，这是中美危机管控实践和机制取得进展的重要政治保障。
美国霸权的行为模式使美国在推行霸权战略时，从目标到手段，都有更强的韧性。美国的意识形态冲动和偏见不断为霸权战略目标和对国际形势，尤其是政治体制与美国有差别的国家的误解和误判提供动力。美国的战略评估与规划，以及多种手段的综合应用，又提升了其战略效率，使存在缺陷的战略导向能够长期持续。
三、美国当前霸权战略的特点及其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美国一方面对其长期积累的各种内政外交问题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对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尤其是中国的复兴感到压力。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都聚焦大国竞争，依靠美国的优势掌握主动权，而非以大国协调与合作来求稳定，这体现出美国意识到其后冷战时代形成的单极国际地位受到了挑战，因此以零和博弈，尤其是削弱和打击主要对手的方式来应对这种挑战，是霸权战略的延续。与19、20世纪美国先后推行区域、阵营和全球霸权战略的上升阶段不同的是，当前和未来美国聚焦于维系其全球霸权战略。
（一）美国当前霸权战略的特点
第一，美国决策者认为，中国与苏联不同，因此要为21世纪的大国竞争量身打造新的战略。由于中国在全球体系尤其是全球经济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美国将中美竞争视为全球性竞争。由于中国在经济和科技等领域的实力与潜力相对可观，美国对华竞争战略更加重视经济与科技领域，加快自身发展和打压遏制双管齐下。在芯片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都把中国的产业发展本身视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挑战。同时，在传统地缘政治领域，不同于美苏两大集团在中欧的静态对峙，美国对华竞争不仅包括军事体系创新和升级、应对台海等重点方向的威慑和战备，还包括在中国周边全方位的日常行动来施加压力和塑造态势。第二，美国借助突发事件和冲突危机，寻求全球联动的战略效果。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乌克兰危机打破了欧洲的长期和平、巴以冲突体现出中东和平进程停滞不前，以及其他长期积累问题的爆发，都导致全球秩序与安全格局新一轮的动荡。美国借助上述突发事件和冲突危机给各方造成的心理冲击，加速了大国竞争的国内和国际战略动员。尤其是通过炒作中俄关系、所谓台海形势与乌克兰战事关联的战略叙事等议题，借助乌克兰危机动员其他各方开展对华竞争。2024年4月，美国政府和国会还将乌克兰军援、以色列军援与亚太相关预算打包，发起并通过大规模援助法案。
第三，美国升级重组传统盟伴体系，加大遏制与打压对手的力度。二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的不断演化，尤其是中国前所未有地融入国际体系，使美国难以继续主导和操纵传统多边平台的对话竞争，因而其更加依靠盟伴体系。对于传统军事同盟体系，尤其是其没在中俄周边的主要同盟体系，美国主要推动其转型升级，不仅要提升盟友的能力，还要坚定盟友全方位参与美国战略的决心。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和长期化之后，美国动员欧洲盟友进一步强化北约，并推动北约新一轮扩员，与亚太盟友实现联动。此外，美国加强了与盟友在尖端军事技术和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帮助盟友加速实现军事现代化，如帮助日本快速具备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为澳大利亚引进核攻击潜艇。为了坚定盟友的决心，美国还在涉及盟友利益的安全问题上，放松了对盟友的制约，支持甚至鼓励盟友的挑衅行为，如在南海争端中，支持菲律宾的挑衅行为。美国还打造多种新型伙伴关系与中国对抗：一是强化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在亚太区域围绕多种议题制衡中国；二是瞄准高科技领域，利用外交施压和“长臂管辖”，动员部分欧洲和东亚国家在芯片等高科技产业链中与中国“脱钩”，试图遏制中国的科技创新和产业成长；三是为了加快提升盟友的军事能力，更加高效地展开军事合作，美国与英国、澳大利亚于2021年9月组成美英澳安全合作伙伴关系（AUKUS），重点围绕核潜艇、人工智能等军事技术展开合作。
第四，美国对于其认定的大国竞争对手，在避免冲突的同时仍然期待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条件下展开合作。美国不断加码打压对手，势必引发更多的反弹与反制。乌克兰危机也表明，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包括大国战争爆发在内的各种风险不应被低估。对于美国来说，如果因为大国竞争导致冲突升级和战争意外爆发，遭受重大损失甚至引发全局失控则得不偿失。因此，美国期待将大国竞争控制在其掌握主动权但又不爆发冲突的状态中，这就需要与对手进行对话，甚至达成协议与共识。然而，美国迷信自身优势和控局能力，为了竞争战略效果最大化，又将避免冲突的对话聚焦于操作和技术领域，回避在政治和战略问题上让步，因此无法积极回应对方关切以减少冲突风险。
（二）美国当下霸权战略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第一，弱化国际协调与合作，加速国际格局的动荡变革。美国如果善用自己的优势，面对全球挑战，提供公共产品，推动国际合作，则势必会获得国际社会更广泛的支持，减少维持其特殊地位的成本。然而，美国坚持以意识形态和同盟体系划线，不能平等对待各国的发展道路选择和合理关切，甚至同时把多个在国际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视为竞争对手，试图多管齐下压服各方，导致大国博弈加剧，多领域国际合作陷入停滞，全球问题得不到有效治理，不断发酵。很多国家不得不或绕开美国，或被迫与其霸权战略展开斗争，才能有效应对和解决问题、维护自身利益。后冷战时代的单极格局因此加速解体。
第二，地区安全热点联动，国际冲突爆发和升级的风险不断增加。美国在地区问题上为了摆脱自身及同盟体系在特定方向受到的限制，以全球动员与施压的方式来应对危机和冲突，通过打压对手，使美国及其主要盟友伙伴获得更多收益和主动权。乌克兰危机爆发两年来，已经进入持久战和消耗战阶段，美国不仅不反思前期战略存在的缺陷，反而强调所谓中国支持俄罗斯战时经济对战局的影响，在削弱俄罗斯的同时，企图孤立和打压中国。同时，美国利用乌克兰危机，动员亚太盟友进一步向美国靠拢以期应对中国，还引导欧洲盟友加入美国在亚太的对华竞争。在中东，拜登政府受制于美国国内政治和战略竞争的需求，难以对以色列不断扩大冲突的政策形成有效制约，也无意调整对伊朗的战略。因此，大国之间不仅无法合作管控冲突，还可能因为冲突导致更多误判和对抗。
第三，各国在过去半个世纪快速发展的经济社会纽带被过度政治化、安全化和武器化，进一步削弱了国际秩序稳定的根基。美国国内政治中的反自由贸易、反全球化诉求与战略竞争中通过经济科技优势来拉开差距、巩固主导地位，并打击对手的谋划合流，使美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修正者”。由于美国是全球头号经济大国，其战略转型冲击了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并且削弱了围绕新技术的应用展开的国际合作。国际经济公共产品的减少，为民粹主义的发展和强硬对外政策的形成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第四，美国霸权战略对国际格局的颠覆效应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美国期待运用多种手段击败对手，主导国际秩序，并且愿意为此付出一定代价，但美国的资源和可选的手段仍然是有限的。一方面，面对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美国即使广泛动员盟友伙伴，也很难获得压倒性的优势；另一方面，大国冲突等战略选项一旦使用，将产生极高的风险和不可估量的代价，且无法确保目标的实现。此外，在非战争条件下，美国对其他大国的持续遏制打压面临三种制约：一是美国内部是否愿意承担这一战略选择带来的长期代价，尤其是在目标难以实现、其他问题不断浮现的情况下；二是美国的盟友伙伴是否愿意长期承担巨大风险和代价，全力参与美国的大国竞争战略；三是多数国家并没有主动或被动配合美国的战略。
四、结论
美国的霸权战略是美国成为大国之后，尤其是二战之后，在和平时期长期坚持的战略选择和结果。美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和实力优势是美国霸权战略的冲动之源，即坚信自己的正确，他国内外选择的错误，并且要不断利用自身的实力和影响去击败对手，改造世界，使之符合自身偏好，服务自身战略利益。面对国际格局的变化，美国的战略评估、规划和决策不断调整与升级，并且综合运用多种手段谋求战略目标，使霸权战略能够长期持续。美国霸权战略的表现形式，既包括美国在国际形势较为缓和、对自身优势和国际秩序演变方向自信度较高时，推动有条件的国际合作，提供公共产品，用相对柔性的方式改造世界，也包括在国际形势复杂、美国战略焦虑上升阶段，用单边主义、零和博弈和极端手段打压潜在对手，维持主导地位。21世纪以来，美国战略思维并未发生根本变化，综合实力仍然具有较大优势，因此其霸权战略不会改变。
与近现代国际关系历史上的其他霸权行为相比，美国一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但另一方面也受到更多规范和风险的制约。优势使美国能够长期保持霸权行为，但战争风险、力量对比变化和国际规范的制约，也使得美国使用任何方式，都无法一劳永逸地实现掌控和主导国际格局的目标。在长期的博弈中，美国霸权行为仍然有一定的可塑性。面对美国新一轮主要针对中国的霸权战略，中国需做好长期准备，以底线思维应对其带来的风险挑战。从中长期来看，在美国内部变化和国际社会的制约与引导下，美国此轮霸权战略有退潮的可能。
本文刊发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