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9日，美国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作出分歧性判决，依据美国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三款之规定，剥夺特朗普在该州参与2024年总统选举的资格。虽然具有10张选举人团票的科罗拉多早已倒向民主党，甚至没有人会认为特朗普在明年11月5日还有机会在这里“赢者通吃”；虽然科罗拉多州共和党组织完全可以采取党团会议而非投票方式来绕开这一判决对其初选程序的影响，但科罗拉多的判决仍然引发了全世界极大的关注。甚至，有观点直接开始讨论特朗普在更广泛范围内的参选资格问题。面对过去多个州类似判决的失败，科罗拉多州的判决事实上并不令人觉得特别意外，特朗普阵营也对外宣称将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发起上诉。这也意味着，在2024年1月5日之前，联邦最高法院的可能裁决将最终决定特朗普的名字还能否出现在科罗拉多州2024年的选票上。

选战还未正式开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某种程度上的决定性作用就已不期而至。这似乎也预示着2024年总统大选所独有的某种具有历史性的特殊性。

11月24日，长期领跑党内初选的特朗普在综合民调上超越了60%大关，标志着其锁定提名、代表共和党第三度问鼎总统宝座的极大概率。虽然从2024年共和党初选的日程表看，前几站初选时间点距离3月5日首个“超级星期二”的时间跨度比往年更大，从而为其他人可能的挑战预留了一定的盘整空间，但这些空间相比于特朗普的“独大”仍是有限且脆弱的。

在选举投票日将近一年之际，两党人选或者总体选举结构就基本上得以确认。未来还可以称得上悬念的事情，一个是毫无预测性可言的拜登的身体状况，一个是意义基本有限的特朗普新副手人选。进而，2024年大选就成为了两位老人家的执念或者“敬业精神”之间的比拼。不过，如此早的大致确定对决人选，以及1892年以来首次现任总统对决前总统的情形，却并未带来任何确定性，甚至可以说2024年大选极可能是一次近年来最难预测结果的选举。

作为在任总统，拜登显然具备一定的在任者优势。如今各种民调表现出的对拜登执政不满，只能理解为是美国选民总体上还没有进入选举状态，还没有意识到这场选举必须在拜登与特朗普之间再次选择一次。当然，拜登的高龄以及身体状况等因素还是完全有可能对某些民主党选民特别是年轻选民产生拖累。此外，在选举投票日之前，美国国内经济或国际地缘政治态势等维度上会否发生突变事态乃至危机，也会对选举结果造成颠覆影响。

作为前任总统，特朗普完全不是三次全赢了选民票的格洛弗·克利夫兰。与克利夫兰的唯一失败源自选举人团制度的扭曲不同，特朗普唯一的当选反而源自选举人团制度的扭曲。换言之，特朗普第三次当选赢得选民票或者再次输掉选民票的同时迎来美国历史上第六次选举人团制度扭曲——这两种情形都难以用理性理解或预期。不过，选举毕竟是互比的，即选举看对手。即便特朗普的胜出存在着巨大的非理性，但如果拜登自身出现问题或者内外出现突发危机，没有人能彻底否认特朗普“班师回朝”的可能结果。

对比而言，或者可以说，从2016年到2024年，三次大选都具有极强的且各具差异的特殊性——2016年是反建制派特朗普的参选；2020年是疫情；2024年则涵盖了特朗普再次参选、拜登的高龄以及司法体系的介入。

从另外一个角度，或者说是从更为本质的角度来评价这些特殊性，不知是否可以这样说：2016年不是选举，而是一场反对“两华”（华盛顿与华尔街）政经精英的反建制派的民众社会运动；2020年不是选举，而是一场在疫情危机下纠正特朗普内外政策、回归基本理性的精英政治行动。那么，2024年呢？是那场社会运动与那场政治行动之间的终极对决？是一场需要司法来作出最终裁定的最后较量？

在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裁决前途未卜之际，12月22日联邦最高法院拒绝了美国联邦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关于提请最高法院紧急就特朗普是否仍享有总统豁免权作出裁定的要求。这就意味着，未来特朗普所面对的刑事起诉在程序上将不得不等待下级法院的裁决结果，进而可能持续拖延。

从今年3月底开始，特朗普所面对的四个刑事起诉纷至沓来。目前看，除介入佐治亚州计票起诉仍未确定时间表之外，国会山骚乱事件案、封口费案、机密文件案将计划先后在2024年3月4日、3月25日以及5月20日开审。鉴于3月5日首个“超级星期二”即十五个州同时初选的特定安排，若在前一天上演特朗普受审的戏剧性一幕的话，对共和党选民而言必将极具动员效果，甚至会增加特朗普在3月5日当天直接锁定共和党提名的概率。此外，刑事起诉仍无法排除最终导致特朗普被定罪的情形，如此绝无仅有的历史性剧情对特朗普而言简直就是不能再好的表演机会。

在直接牵动选举节奏的同时，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未来的某些判决也可能激发出重大选举议题。12月13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宣布将审理“美国联邦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诉希波克拉底医学联盟案”以及“丹科实验室诉希波克拉底医学联盟案”。于是，在2024年初夏，联邦最高法院就要对能否使用一种叫做米非司酮的药物作出最终判决。据悉，在当前美国，大概有一半的药物堕胎是通过该药物实现的。

由于对堕胎权的反对、由于对FDA放宽相关监管的不满甚至是强调州权等政治考量，得克萨斯州法院在今年早些时候曾限制使用该药物，最终于4月21日被联邦最高法院叫停，该药物从而暂时可以使用。未来，如果保守派倾向极强的罗伯茨法庭（编注：联邦最高法院现任首席大法官为约翰·罗伯茨）作出进一步支持所谓“生命权”、否定“选择权”的判决，即便是目前确认或维持堕胎合法的29个州与华盛顿特区也将面对成本上升等重大现实压力。在距离选举不足四个月的时候，这样压制“选择权”的判决必然给民主党选情的提振注入重磅助燃剂。

面对极具政治性甚至是党争极化色彩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及司法系统，人人似乎都会想到托克维尔的那句，即“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迟早都会变成司法问题”。托氏的这个表达应该是说，司法将作为最后的裁决者，任何政治问题持续无解时，司法会将这些问题复归正轨。

不过，现实当中，美国司法系统所扮演的政治角色真这么简单么？现如今，罗伯茨们到底是针对某些失衡加以调试的平衡者？还是在被两党政治侵蚀下加速极化的党争者？外界很难给出乐观的答案。可以肯定的是，罗伯茨们以他们自身对某些标准的所谓坚持不断给美国政治注入着各种大开大合的不确定性，打乱着关于政治运行原本为人所知的一般逻辑。2024年大选，会不会从“特朗普对拜登”演变为“特朗普诉拜登”，极可能将成为一个例证。

本文2023年12月25日首发于“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