刁大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内容提要〕2020年美国大选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背景下进行的一场“非开放式”选举，疫情以及与之相关的经济因素成为关键议题。谋求连任的唐纳德· 特朗普在防控疫情上的失败致使其在关键州的关键选民群体中失去了关键性支持，直接导致其连任失败。作为“任务型候选人”的乔·拜登有效地迎合了选民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情绪，较为成功地管控了自身短板，最终当选。即便受疫情影响，拜登与特朗普也分别得到了创纪录的普选票，且拜登优势不如预期，这凸显了当前美国政治态势的深度极化。当选后的拜登将要面对极化撕裂的民意与舆论、无法彻底控制的国会参议院以及党内派系分歧等压力，其防控疫情、复苏经济、调整对外政策等竞选承诺或难以快速兑现。由于疫情等因素，2020年大选并未验证2016年大选所开启的政治周期。选后两党将继续围绕理念与议程展开调整，但强调白人与少数族裔差异的身份政治与党争“部落化”趋势并未彻底改变。
关键词：美国政治 2020年大选 新冠肺炎疫情 关键州 身份政治
2020年大选是美国政治与政府的又一次重大洗牌，包括正副总统、全部435位国会众议员及六位没有投票权的代表、35位国会参议员、11个州及两个属地的州长以及多个城市与地方选任官员都进行了换届选举。鉴于2016年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J·特朗普（Donald J.Trump）出乎很多人意料地当选总统后给美国自身与世界造成的破坏性影响，本次选举不仅如以往大选一样牵动着至少未来四年的美国政治与内外政策，也将对美国的国家前景与国际角色具有关键意义。
由于疫情及其连带出现的较多邮寄投票等原因，2020年11月3日投票日当晚并未确认结果，两党总统候选人一度势均力敌，选情胶着。直到11月7日，即宾夕法尼亚州允许邮寄选票寄到的截止日期（11月6日）之后，美国多家主流媒体才认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小约瑟夫·罗宾内特·拜登（Joseph Robinette Biden, Jr.）因赢得宾州的20张选举人团票而以至少279票锁定胜局。截至11月21日计票预计完成98%之际，拜登与特朗普分别获得约7978万张（51.0%）和7376万张（47.2%）普选票。至此，两党各自获得的选民票规模相比于2016年都明显增长，并创造了历史新高。11月7日晚，拜登正式发表胜选演讲，但特朗普阵营并未就此承认败选。11月13日，特朗普阵营放弃了在亚利桑那州关于所谓“计票争议”的起诉，拜登确定获得了该州11张选举人团票。11月19日，联邦地区法院（佐治亚州北区）法官判定不支持特朗普阵营要求推迟确认佐治亚州普选票结果的要求。这意味着拜登赢得了该州16张选举人团票，并在得票总数上达到306张选举人团票。截至11月下旬，虽然拜登在普选票和选举人团票上已基本确认胜出，但特朗普仍拒绝接受选举结果，并试图通过在某些州继续推进起诉、会见密歇根州等关键州的共和党籍州议员等方式，挑战选举结果。与此同时，在全部统计尚未完成的情况下，民主党在国会众议院确定勉强维持多数；共和党仍可能以微弱优势维持国会参议院多数；共和党在州长层次的控制也从26个州微幅增至27个州。
从选举初步结果来观察，民主党在各层次竞选中的整体表现并不如预期，而特朗普及其共和党也未见明显劣势。造成如此有限差异的原因及其所表现出的政治态势值得深究。进一步讲，如果说2016年大选的结果是“反建制派”针对“建制派”的大获全胜，并将特朗普的当选解释为其“本土主义”议程在蓝领中下层白人群体中获得了关键性支持，甚至将过去四年共和党的发展态势描述为“特朗普化”的话，2020年大选的初步结果是否标志着2016年大选以来的某些趋势再次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又将对未来美国的政治走向和决策生态带来怎样的影响？本文尝试以对2020年大选本身及其初步结果的分析为切入点，来回答这些问题。
一 2020年大选的结构与趋势
任何一次选举都具备一定的基本结构，并处于某种既定趋势之中。前者最为基本的要件是选民群体与两党参选人在各相关维度上的比较特质；后者则表现为一次选举所面对的重要议题，以及选民在这些议题上较为固化的民意倾向。从选前情况看，这两个维度共同构成了2020年大选较为复杂的选情态势，但总体上对特朗普的连任不利，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本次选举的选民构成继续快速地变化。近年来，美国的选民结构加速呈现出多元化与碎片化趋势。在族裔维度，非洲裔选民的比例稳定（2000年为11.5%，预计2020年为与2016年基本相同的12.5%）；拉美裔选民占比预计达到13.3%，高于2016年的11.9%。相应地，白人选民的比例持续下降，从2000年的76.4%降至如今的66.7%。此外，非白人选民和海外出生选民的比例也分别从2000年的24%和6%快速上升为33%和10%。
在代际维度，各年龄段的选民群体更为平衡甚至碎片化。65岁以上的选民群体占比被预计达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最高水平——23%。“千禧一代”（24～39岁）、“婴儿潮一代”（56～74岁）、“X世代”（40～55岁）选民群体的比例并驾齐驱，分别保持在27%、28%和25%；“Z世代”（24岁以下）选民群体的比例从2016年的4%快速上升为10%，不但超越了“沉默一代”（74岁以上），而且其中45%为非白人选民。
根据传统经验，非白人化与年轻化的选民结构总体上对民主党有利，65岁以上选民群体的稳定则有助于共和党选情。除了选民构成发生变化之外，某些群体的政党倾向变化也值得关注。最为典型的是，女性选民在特朗普执政期间表现出对共和党的进一步疏远，在此次大选中仅能保持不足四成的支持率。
第二，本次大选存在着“非开放式”选举中在任者优势与选举人团制度扭曲之间的矛盾。由于在任总统特朗普谋求连任，本次大选属于非开放式选举，即现任一方具有所谓的“在任者优势”，可以通过行使总统权力推进政策，兑现承诺，从而提振选情。从历史上看，特朗普之前的44位美国总统中有27位谋求连任，10位连任失败，失败者占比仅为37%。该比例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在任者优势的存在。当然，在任者优势也意味着在任者必须面对突发事件乃至危机的挑战：如果应对得当，可有效强化优势，利好选情；如果应对失误，则会以责任承担者的身份遭遇对选情不可小觑的拖累。
虽为在任者，但特朗普在2016年的当选是以普选票落后、选举人团票胜出的“胜者全得”特殊制度扭曲为前提的。没有赢得普选票而因制度扭曲赢得选举人团票的情况，在美国历史上已出现过五次。在特朗普之前的四次，除了1876年当选的拉瑟福德·海斯（Rutherford Hayes）并未谋求连任之外，其余三次只有小布什连任成功。虽然历史经验尚不足以支持规律性判断，但2016年颇具“历史偶然性”的胜利毕竟很难复制。特朗普虽然具有在任者优势，但必须面对民意支持“先天不足”的较大压力。
第三，特朗普政府在执政期间始终处于极化背景下民意支持“不过半”的状态。以当选时并未获得普选票多数为起点，特朗普在过去四年中所采取的内外政策仅回应了基本盘，不仅未扩大选民支持，反而加剧了民意撕裂。这也直接导致其在任期间的民调表现持续处于较为稳定却低迷的水平：其全美满意度基本维持在35%～50%之间，不满意度则在45%～60%的区间内浮动。特朗普上台之初，在全美、共和党及民主党选民群体中的支持率分别为45%、88%及12%；在2020年11月初，即选举投票日之前，这组数字分别为46%、94%及4%。虽然支持他的共和党选民有所增加，但特朗普在全美民调中始终处于“不过半”的少数状态。
如此稳定、低迷且“不过半”的民意表现，导致特朗普更加难以超越选举人团制度扭曲的“先天不足”。相比而言，小布什的成功连任则得益于较为有效地利用了在任者优势，以反恐战争形成“聚旗效应”，稳定和扩展了民意支持。数据显示，2001年9月上旬，小布什在全美、共和党及民主党选民群体中的支持率分别为51%、87%及27%，但在2001年9月14日至15日，这组数字提升为86%、95%及78%，实现了高度的跨党拥护。随后，2003年3月美国发动的伊拉克战争和12月抓捕萨达姆的行动等，又提升了小布什在全美及两党选民中的支持率。到2004年11月大选时，小布什的支持率不仅在共和党内部提高了（从88%升至92%），而且在全美民调中也得以保持其上台之初的过半水平（52%），弥补了首次当选时普选票不足的劣势。而特朗普却并不具备类似的全美民意成长，所以在连任竞选中并不占据明显优势。
第四，民主党阵营的正副总统候选人强调代表性，这凸显了民主党自身的转型问题。在2020年的总统大选中，民主党初选从2018年底、2019年初就已开跑，很快云集了至少27位在族裔、代际、履历、性别乃至性取向等各维度上极具多元性的竞争者，最终至少有11位参选人进入各州的正式初选角逐。从初选态势上看，时任印第安纳州南班德市市长的彼得·布蒂吉格（Pete Buttigieg）和佛蒙特州国会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分别获得了艾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的两场揭幕战的胜利。特别是在桑德斯赢得了随后的内华达州初选之后，民主党初选呈现出桑德斯及其代表的激进力量极可能得势的走向，引发了党内传统建制派的极大忧虑。2020年2月29日，拜登凭借非洲裔群体的支持在南卡罗来纳州初选州胜出，从而成为被建制派认定足以阻击桑德斯及其力量的最有力人选。随后，包括布蒂吉格在内的多位建制派参选人纷纷退选并公开为拜登背书，民主党初选快速明朗化，并随着2020年4月初桑德斯退选而最终锁定了拜登的出线。值得注意的是，拜登的提名是自20世纪70年代总统候选人初选制度普及以来，两党第二次出现同时在艾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两个揭幕战州落败但却最终获得提名的情况。这凸显了自2016年就已公开化的民主党内部派系的分歧与冲突，也暴露出民主党主流建制派中的年轻世代仍不具备充分整合能力的短板。
在很大程度上，拜登与加州国会参议员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都具有“任务型候选人”的特质。就拜登而言，其白人身份、高龄、长期建制派精英、相对温和派立场等特质，并不代表近年来民主党政治生态的发展方向。拜登最终获得提名的原因是党内精英认为，在有限的人选中他最有可能阻碍桑德斯及其力量的崛起，并最有可能击败特朗普，即完成维持党内传统路线与赢得党争竞选胜利两个任务。因此，拜登在大选中的吸引力与动员力存在一定隐忧。有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者中有67%是出于对特朗普的反对而选他的，而特朗普的支持者中只有24%是因为反对拜登而选他的，另有76%则支持特朗普，即拜登的所谓“逆向支持者”会否坚持投票给他，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就哈里斯而言，她成为副总统人选也具有偶然性与任务性。在多次表态将提名女性副手的前提下，拜登面临着来自非洲裔群体要求其提名非洲裔人选的压力，特别是在2020年5月“弗洛伊德事件”引发全美反种族歧视抗议之后，哈里斯超越了明尼苏达州国会参议员艾米·克洛布彻（Amy Klobuchar）等原本更具呼声的人选，脱颖而出。拜登提名哈里斯的动机显然是希望后者凭借其非洲裔身份，来完成提高非洲裔等少数族裔选民投票率的任务。从这个遴选逻辑看，哈里斯作为竞选搭档的存在虽然也具有类似2008年提名奥巴马那样的所谓“进步意义”，但更反映出民主党已然需要通过候选人的族裔身份才能巩固原本作为基本盘的非洲裔的尴尬。
第五，新冠肺炎疫情构成了本次选举极其特殊且关键的背景因素。突如其来的传染病疫情与美国大选选情叠加，在美国政治史上极为罕见。随着疫情在美国的持续肆虐，选举议题、选民偏好以及竞选与投票方式等都遭遇了不同程度的改变。
就选举议题而言，疫情已上升为选民关切的重要议题。选前民调显示，15%的美国民众将疫情作为最为重要的议题，但这一比例明显低于认为经济议题最为关键的比例（29%）。同时，67%的美国民众在选前担心疫情，而担心经济前景者为85.7%。由此可见，美国民众整体对疫情本身虽然担忧，但更为担忧的还是疫情对美国经济的长期拖累。就两党的区别来看，特朗普与拜登的支持者都对经济表现出明显关切，关注经济议题的选民比例分别为84%和66%，但关注疫情的比例却分别为24%和82%。如此明显的差异足以说明两党在疫情防控上的极化对峙：民主党同步关注疫情与经济，但疫情在经济之前，即疫情更为紧急，认同如果疫情如果无法解决经济将难以有效地持续复苏的判断；共和党则明显看重经济而非疫情，认同优先重启经济而轻视疫情防控。正是由于两党对疫情的不同理解，特朗普在该议题上的满意度与不满意度才始终维持在其整体满意度与不满意度的范围之内，而他在经济与就业议题上甚至还可以整体上保持满意度略大于不满意度的积极民意表现。共和党选民对特朗普防控疫情的满意度为82.9%，相比之下，民主党和独立选民在该议题上对其满意的比例分别仅为6.3%和34.7%。在特朗普自身确诊新冠肺炎之后，60%的美国民众认为其不应继续淡化疫情的危险性，其中共和党、民主党及独立人士持此态度者的比例分别为28%、83%和60%。这意味着疫情因素虽然并未对特朗普的基本盘造成重大的颠覆式影响，但仍在非共和党支持者群体中形成了对特朗普不利的强调“同理心”的民意趋势。
就选民偏好而言，除了两党对疫情持不同看法之外，某些特定群体由于对疫情影响更为敏感，也在政党偏好上呈现出某些变化。比较典型的是65岁以上的选民群体。由于相对年长的原因，这一在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握有优势的群体更为关切疫情态势，因而对特朗普政府防控不利更易不满。选前民调显示，60%的65岁以上群体更倾向于支持拜登，仍支持特朗普者仅为39%。如此大幅度的民意变化若发生在某些关键州，的确可能对特朗普的选情产生极为不利的致命影响。
就竞选与投票方式而言，疫情影响也诱发了较为特殊的联动效应。一方面，两党候选人由于对疫情态度存在差异而选择了迥异的竞选造势方式。特朗普日程密集，在多地持续举办线下较大规模的选民集会，导致当地确诊数字上升。拜登则较为谨慎，即便在选前冲刺的线下造势也尽可能保持社交距离。这种差异也是两人的民调差距在选前最后时段被拉近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在疫情背景下，选民更易选择提前投票，而各州也修改规则，将允许邮寄投票的条件设定得更为宽松。据初步预估，在本次选举中采取邮寄投票等方式提前投票的选民约有1.019亿，明显超过了2016年的水平（4700万），而且提前投票的民主党选民也明显超过共和党选民。预估包括65%左右邮寄选票在内的提前投票至少产生了三个维度的政治影响：其一，选民的参与度得到了更多动员，进而导致投票率有所上升；其二，2020年9月中旬以来的大量提前投票打乱了特朗普在选举最后阶段主动设置议程的节奏，削弱了其在任者优势；其三，邮寄投票在计票等程序上带来的新变化，增加了选举结束后发生争议的可能性。
二 对2020年大选初步结果的评析
从目前来看，2020年大选将以民主党赢得总统并维持国会众议院多数、共和党维持未彻底失去国会参议院控制权的“分治”结果落下帷幕。在总统选举层面，拜登赢回了希拉里·克林顿在2016年大选中失去的中西部“铁锈带”三州，即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不但避免了重蹈希拉里·克林顿因失去这三州而败选的覆辙，而且似乎帮助民主党修复了所谓的“蓝墙”。与此同时，拜登还分别自1996年和1992年以来首次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赢得亚利桑那州和佐治亚州，从而扩展了民主党在南方政治版图的想象空间。但具体而言，如下表所示，拜登在中西部三州的翻转以及在南方两州的收获所基于的优势本身及其相对于前三次大选胜出者的比较优势都较为微弱。一方面，拜登在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的优势整体上与特朗普当年胜出的优势相比，并未构成压倒性翻转，而且也无法与奥巴马两次选举所获得的优势幅度相提并论。同时，基于三州自2008年以来持续表现出的民主党优势下降的趋势，拜登的胜出也由于优势有限而无法证明民主党在该区域的颓势得到了明显遏制，甚至逆转。另一方面，拜登在亚利桑那州与佐治亚州的优势也极为微弱，趋势性信号仍难以明辨。从这个意义上讲，拜登的胜利，特别是在关键州的成功，可能存在一定的偶然性，并非某种“浪潮”趋势下相对稳定的结果。
表 2020年总统选举政党归属变动州过去四次大选中胜者优势比例
注：2020年各州数据为11月13日前后统计98%以上选票的结果，虽并非最终数据，但也可显示趋势。
与总统选举并未体现民主党的引领性优势相似，国会两院的选举结果也无法证明民主党的优势。在国会众议院选举中，虽然维持了多数地位，但在目前计票未全部完成的情况下，民主党可能还是要面对失去10个甚至更多席位的不佳结果。在国会参议院选举中，民主党虽然赢得了亚利桑那州和科罗拉多州的两个席位，但也同步输掉了亚拉巴马州的一个席位。在不计入需要等到2021年1月5日“第二轮投票”才能最终决定的佐治亚州的两个席位的情况下，民主党只净增长了一个席位。历史数据显示，在1932～2016年的22次总统大选中，当选总统所在党在国会众、参两院分别平均增长14.1个席位和1.9个席位。以这一历史标准衡量的话，民主党在本次国会选举中的斩获显然极不理想。
如果令很多人意外的2016年大选结果可以用政治周期、特朗普竞选定位以及希拉里·克林顿作为候选人的自身欠缺等因素加以解释的话，本次选举中民主党胜出却表现不如预期、共和党虽败却未全败的现象，或可理解为是特殊的新冠肺炎疫情、两党候选人的竞选策略,以及美国政治各层次的发展态势等因素交互影响的结果。
首先，疫情因素在关键州对关键群体的影响拖累了特朗普的连任。前文提及对疫情更为敏感的65岁以上选民群体在选前民调中对两党态度的变化。从选后出口民调看，该群体的变化虽不如选前民调反映的如此之巨，但仍对选举具有一定影响。总体而言，特朗普2016年在该群体中的得票优势从7%缩至3%。同时，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这五个翻盘州的得票优势缩水幅度分别为13%、12%、-5%、13%及23%。除威斯康星州的不降反升需要进一步理清之外，65岁以上群体对特朗普的支持率显然呈现出较大幅度的下降，从而不利于特朗普在这些州的选情。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受疫情影响同样较大的未受过高等教育的蓝领白人群体中。出口民调显示，特朗普在该群体中的得票优势从2016年的37%降至2020年的29%。具体到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亚利桑那州、佐治亚州，得票优势的缩水幅度分别为5%、11%、12%、8%及5%。通过对比这些数据可以得出初步判断：关键州蓝领白人支持率的下降与特朗普在这些州无法胜出、最终导致连任失败存在密切关联。由此可见，疫情因素在2020年大选中给特朗普在2016年以“本土主义”议程吸引蓝领白人群体的态势按下了“暂停键”，加上其他因素的叠加，共同导致了特朗普的连任失败。
其次，特朗普从2016年延续的“消极竞选”策略面对2020年大选中的“反特朗普”趋势难以奏效。如果2008年大选的主题是“变革”，那么2016年大选的主题就是对未能变革或无法真正实现变革的“不满”。特朗普在个人定位和竞选策略上显然迎合了当时的不满情绪，所以当选。换言之，特朗普竞选动员的定位是具有“反建制”倾向的消极定位，即利用选民对他的精英对手的不满情绪，来巩固和扩大选民对他的支持。因此，特朗普在选举中更多吸引的是不满对方的逆向支持者，而非被其政策阐述吸引的中间选民，而且他在执政期间继续推行较为极端的内外政策，并未吸引到更多选民的支持。原本由于特朗普对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他被认为仍可以在任总统的身份保持其“反建制派”的政治定位，继续通过攻击精英来强化普通选民的不满，从而维持其优势直至连任。然而，在疫情背景下，“反建制派”被松动，“反特朗普”基调渐浓。虽然共和党选民整体上态度变化不大，但民主党选民以及中间选民的不满倾向不再是针对精英的，而是针对特朗普的。与2016年的特朗普相比，如今的拜登因为更具“同理心”而发生了角色转换，成为吸引反对特朗普的大量选民的一方。从出口民调看，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赢得了46%的中间选民的支持，超过希拉里·克林顿（42%），但他在2020年仅赢得41%的中间选民的支持，不敌拜登（54%）。在选举主题与生态发生微妙变化的情况下，特朗普阵营并未提出任何比2016年更具吸引力、动员力甚至是颠覆性的新口号与新议程，至多只是从“让美国再次伟大”转向“保持美国伟大”（Keep American Great）。其结果是，特朗普的竞选即便可以稳住大部分基本盘，特别是持有保守立场的白人基本盘，也无法防止其中某些关键群体因为疫情因素而产生致命的松动，更无法实现选民盘的扩大。比如，特朗普虽然可以在占全美选民23%的基督教福音派白人选民中保持极为稳定的支持率，但就基督教福音派选民群体的整体而言，其支持率已从2016年的81%降为2020年的76%。在密歇根州和佐治亚州等关键州，这种变化更为明显。由此可见，在2020年大选中，无法扩大选民盘的特朗普面对的不再是四年前对自身信心不足、投票率下滑、未进行充分动员的民主党，而是因为共同反对特朗普而形成的包括民主党和中间选民在内的更大规模的“反特朗普”联盟。从这个角度看，特朗普的个人定位与竞选策略的确在其自身成为“众矢之的”时已就无法产生理想的选举效果了。
就具体的竞选操作而言，特朗普也并未将自身的优势议题最大化。如前文所言，特朗普基本上保持了选民在经济与就业议题上的满意度，而且在疫情暴发之前，美国经济的整体表现被认为是特朗普谋取连任的最大“政绩”。面对疫情，特朗普政府与国会在2020年3月共同推动了涉及2.2万亿美元的《新冠援助、缓解以及经济安全法案》（Coronavirus Aid, Relief, and Economic Security Act, CARES Act），得到了较好的民意反映。66%的美国民众认为该纾困立法如预期的那样对小企业和中产阶级有利，认为对低收入群体有利者也有64%。但后续由于党争分歧，特朗普政府并未再与国会就新的纾困立法达成一致。2020年10月的民调显示，在佛罗里达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北卡罗来纳州、亚利桑那州以及威斯康星州这六个关键州中，62%的民众认为共和党主导的国会参议院应聚焦于推进纾困立法，只有38%的民众支持参议院共和党推进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的批准程序。62%的比例已足以说明，共和党支持者中也有希望推进纾困立法的声音。试想，面对共和党选民群体对经济更为关切、民主党群体对经济的关切度也不低的现实，特朗普如果推动国会参议院在选前批准新的纾困立法的话，他在某些关键州的蓝领白人群体中的得票不排除抵消疫情因素而得到改善的可能性，从而使至少中西部三州的胜负更具悬念。
再次，作为“任务型候选人”的拜登在竞选中完成了其任务。虽然未必代表民主党的发展方向，甚至其胜出也难以为当前民主党在理念、阶层和族裔维度上的内在矛盾提供解决的方案，但总统候选人拜登的确顺应了2020年大选的特点和趋势，最终赢得了胜利。
其一，拜登提供或顺应了本次大选中应该传递给选民的重要信息。回顾2016年大选，希拉里·克林顿似乎除了“打破玻璃天花板”之外，并未给普通选民提供足以满足其切实诉求的准确信息，给人感觉似乎她的当选是“应得的”，这直接导致其动员乏力。相比而言，拜登阵营虽然也抛出了多个竞选口号，但从选后复盘来看，其给出的信息是明确而有针对性的，即团结与治愈、反对特朗普、修复美国。这些信息也许未必是拜登阵营主动设定的，而是疫情所决定的，但拜登的丰富经验、与奥巴马政府的链接甚至四年前作为负面资产的建制派定位，都顺应或强化了这些在2020年足以充分动员选民的信息。
其二，拜登与哈里斯的组合至少在本次选举中对民主党所需要的选民群体形成了具有一定针对性的动员效果。作为传统民主党人，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拜登显然比当年的希拉里·克林顿更易回应蓝领群体的诉求。2019年4月，在拜登正式宣布参选后，作为最活跃且最具影响力的工会组织之一，国际消防员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Fire Fighters，IAFF）率先公开表达了对拜登的力挺。在基本确定胜出之后，美国工会组织普遍对拜登抱有极大期待。美国劳联-产联主席理查德· 特拉姆卡（Richard Trumka）公开发声：“拜登是我们蓝领的人。……他将成为我们见过的最维护工人利益的总统。”而哈里斯的存在对于从2020年5月以来强势加入选举议题的族裔诉求的回应效果，还仍需观察。从选后出口民调看，拜登在非洲裔男性与女性选民群体中的得票比例分别为80%和91%，不但明显低于奥巴马，而且不及希拉里·克林顿（82%和94%）。当然，虽然存在差距，也算是基本保持了稳定水平，而且难以想象如果不选择哈里斯，是否将导致更糟糕的结果。因而从这组数据来看，目前还很难全然否定哈里斯的作用，只能说当前民主党在巩固非洲裔选民方面面临着深层次的挑战。
其三，拜登的短板和负面信息在本次竞选中并未成为足以左右选情的争议话题。四年前的所谓“邮件门”几乎与希拉里·克林顿的整个总统竞选如影随形，甚至在最后一刻还因联邦调查局重启调查而制造出不利于希拉里·克林顿的“十月惊奇”。与此不同，拜登较为有效地实现了短板和负面消息的管控。一方面，由于高龄等原因，拜登在公开场合的确有过并不太理想的表现，并被对手阵营炒作。但由于疫情因素的限制，拜登的公开讲话相对较少，而且他在两场电视辩论中，尤其是在特朗普表现失态的映衬下，并没有明显失分。另一方面，与引发特朗普被弹劾的所谓“电话门”有联系的拜登父子“丑闻”并未发酵为聚焦话题。究其原因，一是该争议并不符合选举主线，不能减弱对特朗普的极度不满或拜登传达出的明确信号；二是民主党或自由派阵营也准备并发起了“纳税争议”等针对特朗普的负面攻击，从而相互冲抵；三是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都在传播相关消息时保持了必要的克制与管控。
最后，本次选举的结果反映了美国政治中长期趋势与短期因素、区域与各州趋势之间的妥协与抵消。所谓长期趋势，即特朗普胜出的2016年大选被判断为将引发包括政党重组与区域变化在内的美国政治周期的变化。在2020年大选中，受疫情这一短期因素的牵动，特朗普在中西部三州以及蓝领白人群体中的得票不及2016年，难以验证前述关于2016年大选及其开启新周期定位的判断。但与此同时，即便存在疫情因素，特朗普仍在全美以及包括中西部三州在内的关键州保持了较高或仅仅小幅落败的得票。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2016年开启的长期趋势并未被彻底否定，只是仍需在后疫情条件下被更多地验证而已。从这个意义上讲，大选结果可以被理解为未来长期趋势与现实短期因素之间的一种妥协。
区域趋势在2020年大选中表现为两个方向。其一，中西部三州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再次回到民主党阵营，且这种情况的持续性与稳定性将取决于上述长期趋势的未来走向。其二，亚利桑那州在总统选举和国会参议院选举中进一步倒向民主党。西南部四州亚利桑那州、科罗拉多州、内华达州以及新墨西哥州在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的两次总统选举中先后开始表现出民主党倾向。2008年，奥巴马再次拿下科罗拉多州、内华达州和新墨西哥州。在2020年的大选中，民主党将延续对该三州的控制。该区域的变化被认为与选民结构的年轻化与拉美化趋势、城市化程度的加速以及加利福尼亚州在经济产业社会等多维度的辐射等因素明显关联。亚利桑那州与其他三州分享着共同的区域特点，只是因为选民规模最大而反应可能更为滞后，但它最终在本次选举中发生政党归属变化应该说是符合该区域的整体趋势的。当然，西南部四州的这一趋势将对临近的得克萨斯州造成怎样的影响，还需要在未来总统、国会乃至州与地方等各层次选举中加以观察。
与亚利桑那州的变化如期而至相比，民主党在佐治亚州的表现所反映出的可能趋势更值得玩味。综合考虑，佐治亚州在本次选举中的变化可以归结为人口结构多元化（如国外出生移民比例激增）与年轻化、民主党城市优势向近郊扩展、城郊白人选民对特朗普防控疫情不满以及民主党支持者通过邮寄投票等方式积极参与等多维度原因。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同为以一州为单位的选区，民主党在两个国会参议院席位的首轮选举中得到的选票数都明显低于拜登。这说明出现了某些共和党支持者不投票给特朗普但国会参议员投票给共和党的“分裂投票”（split ballot）。换言之，这意味着佐治亚州未必开始远离共和党，而是否定了特朗普，即当前的变化具有一定突发性。
当然，从长期趋势来观察，佐治亚州提供的个案体现了所谓“增长南方”（Growth South）与所谓“停滞南方”（Stagnant South）之间产生的巨大张力。前者如佐治亚州、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佛罗里达州和得克萨斯州；后者如密西西比州、阿肯色州、亚拉巴马州等。需要关注二点：其一，即便是“增长南方”，增长因素即使可能推动有利于民主党的倾向，仍然面对其他诸多逆向因素的抵消；其二，增长因素对某个州的影响未必是彻底的或不可逆的，比如在佐治亚州，即便本次总统选举对民主党有利，但在其14个国会众议院席位的选举中民主党也只翻盘一席且仍处于少数地位，而国会参议院的选举也未必乐观，州层次选任的官员仍全部为共和党人，这种政党固化控制会通过划分选区等手段放缓增长因素所能发挥的催化作用；其三，“增长南方”与“停滞南方”的对峙可能长期存在，民主党只能通过“各个击破”而非“建筑蓝墙”的方式尝试扩展在南方的政治权力。
同为“增长南方”，佛罗里达州对特朗普的再次拥抱也等待进一步的解释。在2020年大选中，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得票率有所增长，即高于2016年的49.02%，为51.2%。这也意味着，佛罗里达州遭遇了1928年以来第三次（前两次为1960年和1992年）该州胜出者无法赢得白宫的风向标失灵。具体而言，虽然65岁以上的选民群体由于疫情因素减少了对特朗普的支持，但拉美裔对特朗普的支持率却从35%升至47%。事实上，在本次选举中，特朗普在全美范围内的拉美裔支持率也从2016年的28%增长为32%。某些拉美裔对特朗普及其共和党的青睐一般被理解为与宗教价值观、经济阶层、美国对其故国的政策（古巴裔）以及某些特殊心态有关。就本次选举而言，佛罗里达州的结果至少重申了两个问题：其一，目前持续激增的拉美裔在身份政治意义上需要细分；其二，“增长南方”所有赖于的增长因素可能未必全然有利于民主党。
三 拜登面临的政治局面
拜登的当选再次刷新了美国总统政治的多个历史纪录：当选所获得的普选票创造了美国总统选举历史上的新高；以78岁高龄成为美国历史上当选并就任总统时最年长者；是美国历史上卸任后经历其他政党总统任期之后再当选美国总统的首位民主党人。从1972年进入国会参议院到2016年卸任副总统，拜登跻身华盛顿政坛44年，这应该说是等待总统宝座最长的时间。但客观而言，拜登的当选也意味着他面临的真正挑战的开始。背负着众多期待的拜登将要面临的执政局面显然是极度艰难的。
首先，拜登将面临空前撕裂与激烈对峙的政治生态与舆论氛围。如果说拜登是获得最多普选票的胜选总统，特朗普就是获得了最多普选票的败选总统。这意味着拜登必须面对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支持对手的选民群体。在疫情背景下，特朗普仍可以得到如此之多的选票，足见当前美国社会的撕裂之深与拜登将要面对的局面之复杂。
更为严峻的是，特朗普并没有遵照选举政治传统选择接受败选的事实，而是在选后做出坚持拒绝认输的拖延姿态，并希望通过司法起诉和动员支持者抗争等方式来挑战选举结果。这种拖延持续的时间越长，无疑将对拜登当选及其未来政府的合法性造成的损害越大。即便特朗普最终在联邦宪法框架下接受政党轮替，其支持者或某些保守派也还是会因为持有偏见而长期保持对拜登政府合法性的强烈质疑，并集中表现为对拜登政府政策议程的强烈反对与杯葛。选后民调显示，86%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拜登并非“合法胜出者”。这些反对群体也极可能利用社交媒体来制造话题，影响舆论，最大化地阻碍拜登政府的议程。这对于并不擅长使用社交媒体进行动员的拜登而言可谓挑战不小。
与此同时，即便接受败选结果，特朗普在未来政治舞台上的角色也将继续影响拜登政府的施政。如果特朗普最终如外界猜测的那样，以宣布参与2024年总统大选为由变相地接受2020年败选，他将继续以前总统与准候选人的身份造势，针对拜登政府的内外政策展开抨击，动用各种舆论动员方式阻碍拜登政府政策议程的正常推进。即便不宣布参与2024年大选，前总统特朗普仍可以通过拥有约8890万关注者的推特等社交媒体动员保守派民众，从而发挥在外围牵制拜登政府的“批评者”的作用。这样一来，届时可能出现一个已就任并正常履职的总统与一个已卸任却继续保持竞选状态的前总统之间的对峙。这种戏剧性场面必将加剧美国政治与社会层面的深度撕裂。
其次，由于无法控制国会参议院，拜登难以避免上台后陷入“跛脚”的状况。即便佐治亚州的两个国会参议院席位尚未确定，拜登及其民主党人也不存在彻底赢得国会参议院多数控制权的可能性。如此一来，拜登上台后必须面对民主党仍控制国会众议院但无法控制国会参议院的所谓“弱分立”府会关系。
如果民主党最终出人意料地获得了佐治亚州的全部两个席位，第117届国会参议院将以50席比50席形成两党僵局，与2001年小布什上台之初所面对的第107届国会参议院（2001～2003年）的情况类似。作为以党派势力对比为主要逻辑的国会，在两党势均力敌时的权力分配可能会转向谋求平衡。因此，在第107届国会参议院中，虽然可以投票打破僵局的副总统为共和党人，共和党仍为名义上的多数党，且各委员会主席由共和党议员担任，但院会程序需要两党协商确定，各委员会成员也由数量相同的两党议员分别出任。如果按照此惯例，第117届国会因为可以由民主党籍副总统哈里斯打破僵局，所以民主党仍为名义上的多数党，其议员也将出任各委员会主席，但各委员会成员由两党议员等额出任，院会和委员会所有立法、批准等程序都需要两党达成一致或某一党的某些议员支持另一党的主张，才能推进。在如今党争极化加剧的情况下，拜登及其民主党人并不太容易在立法成本如此之高的国会生态下实现相关议程的胜利，甚至也将面临类似于“半跛脚”的状况。
如果民主党只拿下佐治亚州的一个席位或失去全部两个席位的话，共和党将毫无疑问地以51席比49席或52席比48席维持国会参议院的多数地位，进而与拜登政府展开激烈对峙。新当选总统上台之初就面对府会分立的“跛脚”僵局，这是自1989年老布什以来的首次。府会对峙之下，拜登政府重要官员提名的批准程序将可能面对较大阻力；每位新当选总统都备受期待的所谓“百日新政”也可能难以在立法方面取得快速斩获，而只能以总统行政令的方式得到部分落实。如果拜登必须通过立法程序推进政策议程的话，他就必须寄希望于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丽萨·穆考斯基（Lisa Murkowski）以及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等持相对温和立场的共和党人跨党支持的可能性。当然，这意味着拜登在相关政策上必须平衡乃至限制共和党温和派无法接受、党内激进派却强烈要求的某些主张。
再次，拜登还面临党内不同派别整合带来的压力。如前文所述，从选举结果看，拉美裔选民和非洲裔选民对拜登的支持并不如预期，而拜登在蓝领白人群体中得到的更多选票也得益于疫情因素的短期助力，需要长期政策回应来实现稳固。同时，在大选期间，以桑德斯、亚历山德里亚·奥卡西奥-科茨（Alexandria Ocasio-Cortez）等为代表的民主党激进派力量虽然表示了对拜登的背书，但也反复提出希望其当选后在社会福利、税收、新能源、气候变化等政策议题以及重要内阁官员人选上有所“回报”。面对国会参议院共和党人的压力，拜登要在确保立法通过的前提下满足党内激进派的诉求，需要极高的政治平衡力。此外，拜登在大选前后已显露出希望构建跨党妥协的团结政府的信号，甚至开始与多位具有入阁潜在可能的共和党人选进行沟通。采取这种“跨党大联合”的方式非常符合拜登在国会中长期任职所形成的寻求妥协与共识的政治风格，颇有“总统首相化”的意味。但在两党极化加剧、府会冲突一触即发以及民主党内部派系分歧不断外化的今天，妥协与共识的传统是否还能发挥作用，而非导致更为严重的民主党内外分歧与冲突，尚需进一步观察。
当然，如果拜登在执政前两年无法有效地稳固各关键选民群体的诉求，民主党将不得不面对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进一步失去国会众议院多数的极大风险。这意味着拜登本任期的后两年将面临来自共和党及民主党内的更大压力，极可能遭遇共和党政治议程的严重干扰。
最后，拜登面对着极为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兑现政策承诺的难度颇大。在当选之后，拜登延续了其竞选议程，提供了四个方面的优先议题，即防控疫情、复苏经济、族裔平权以及应对气候变化。这些议题基本都聚焦于国内，由此可以判断出拜登更为关注内部事务，将施政重点放在提升美国自身的国家竞争力上。需要指出的是，拜登上台后虽然会更为科学和严格地推动疫情防控，但仍需要27个共和党主导州以及众多共和党选民的配合。面对目前疫情分布已与人口分布高度重合的失控局面，难以想象拜登政府如何仅仅在23个民主党主导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的支持下实现有效防控。换言之，拜登的防控努力同样面临深陷于党争极化现实之中的极大风险，未必能立竿见影。如果疫情无法快速缓解，经济复苏就无法随之快速被提上议程。为了确保经济复苏，税收改革等竞选承诺完全有可能推迟兑现，进而不排除引发党内激进派的反弹。加之国会参议院可能的抵制，拜登政府在上台后一段时间内如果无法在疫情和经济等议题上有所建树，将会引发共和党阵营、特朗普支持者等群体更为激烈的反对，陷入党争的恶性循环。
虽然聚焦于国内议题，拜登政府可能在对外政策上进行的调整仍被认为将具有重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拜登这样一位为总统职位等待数十年的新当选高龄总统而言，他可能从上任之初就开始着眼于谋划自己任期内在内外议题上能够留下的历史遗产，将紧迫议题与重要议题同步推进，未必如广泛预期的那样，较晚才会将对外战略和盘托出。当然，受到美国自身的客观条件限制，即便拜登在选前表达了重塑美国领导力的意愿，其政策起点也一定还是优先考虑国内的诉求，特别是蓝领等关键群体的诉求。他维持领导力的方式也将通过解决美国国内问题、提振美国国家竞争力来实现。这也意味着，拜登将做出一些回调，但大概率无法实现巨大的资源投入，同时将不得不考虑国际社会环境，特别是已发生变化的相关方的立场。换言之，拜登政府不仅不会将美国的对外政策彻底调回到特朗普政府之前的某种状态，反而会延续特朗普政府开启的某些战略调整方向，在所谓的“奥巴马遗产”与“特朗普遗产”之间努力谋求某种新的平衡。
四 选后美国政治走向
如果2020年大选以特朗普连任落幕的话，这个结果完全可以被解读为是特朗普的胜利，或者是“特朗普化”的共和党的胜利。如今，面对拜登胜选的结果，考虑到疫情因素的特殊影响，特朗普的连任失败或许未必意味着“特朗普化”的共和党的彻底失败，拜登的胜出可能也未必意味着四年前惨败的建制派已成功翻盘。无论如何，2020年大选引发了政党轮替，权力与地位转移后的两党必然要进入新的状态，面对新的挑战乃至新的转型。
对于共和党而言，特朗普的败选仅仅意味着共和党失去了总统职位，但未必意味着特朗普代表的政治理念与议程彻底远离共和党。虽然现任马里兰州州长拉里· 霍根（Larry Hogan）和现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查理·贝克（Charlie Baker）等被认为始终在特朗普执政期间代表着共和党传统温和派的另一条路线，但“后特朗普时代”的共和党未必会给他们提供机会。事实上，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胜出的最为关键的原因，是唤醒了仍勉强占据主导地位的白人群体的身份政治诉求，将政治叙述从阶层转换为族裔，将从“新政”时期就成为民主党基本盘的蓝领群体彻底拆解为蓝领白人群体与蓝领少数族裔群体，并在蓝领白人群体中扩展出了关键性的支持。特朗普开启的这种分化蓝领、巩固白人选民的议程因为疫情因素而遭遇了一定阻力，但并非彻底遭遇否定，甚至还保证了特朗普数量如此可观的普选票水平。这意味着，这种以身份政治为切入维度的“白人至上”倾向的动员或者说共和党的所谓“特朗普化”不但不会就此结束，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被需要将普选票不断做大的共和党继续执行。
与共和党“特朗普化”的延续同步的是，共和党精英也将进一步改造或丰富特朗普为其开启的身份政治。大选结束后，面对共和党在拉美裔中扩大支持率的现实，曾参与过2016年大选共和党总统初选竞争的佛罗里达州国会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共和党未来要形成一个多族裔、多种族的劳工阶层联盟。”作为拉美裔共和党政治人物，卢比奥被广泛认为有助于共和党在拉美裔群体中扩展选票，而他这种关于共和党定位的表态似乎正在丰富特朗普留下的遗产。卢比奥提出这样一种发展路径，即共和党不仅代表着特朗普吸引到的蓝领白人，更可以扩展为代表所有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下受损的美国劳工群体，进而促使共和党呈现出类似于1896年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时代民主党的反商业利益的民粹化定位。不过，试图丰富乃至改造“特朗普化”的这种“卢比奥路径”必须解决如何同时容纳白人群体与少数族裔群体的难题，而这个问题也是如今民主党人的噩梦。未来，对共和党而言，“卢比奥路径”的最大效果可能只是进一步尽可能地扩展拉美裔选民的选票，而原本的“特朗普化”还是会发挥稳固蓝领白人选民的最关键作用。
虽然“特朗普化”得以延续，但特朗普个人可能保持的政治存在未必是共和党精英所希望看到的。如前文所述，特朗普本人或许不会快速告别政治舞台，甚至会继续通过操控舆论来发挥其政治影响力。面对此状况，共和党政治精英将不会像过去四年那样对作为总统的特朗普保持基本的支持，但由于其代表的选民群体仍然举足轻重，所以还是会在与特朗普本人保持距离的同时继续接受其宣扬的某些理念。接受其理念但不一定接受其本人作为政党领袖的做法，必然会激怒特朗普。特别是在他参与2024年大选却并未锁定提名的情况下，特朗普以独立人士参选或者做出其他分裂共和党的行为的可能性不能排除。总体而言，共和党未来将面对特朗普个人与“特朗普化”分离后如何平衡、协调两者的新难题。
与共和党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特朗普化”的明确方向相比，赢得总统选举的民主党面临的是仍然难有定论的路线磨合。可以预见，拜登与哈里斯组合在政治理念与族裔标签上都属于民主党的传统路线，即“新政”和民权运动以来以蓝领和非洲裔为主要基本盘的一贯路线。他们并不代表任何新路线，因而可能无力有效地整合民主党的未来方向。特别是在面临共和党的“特朗普化”或“卢比奥路径”时，民主党还面临着如何在坚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同时在国内同步平衡蓝领与少数族裔选民群体及其诉求的严峻挑战。不同之处在于，民主党如果继续坚持“多元文化主义”并推进较为宽松的移民政策，能实现的效果仍是巩固非洲裔和维持拉美裔，但可能仍无法稳定住蓝领白人群体。
由此可见，虽然两党都希望利用经济全球化对美国某些关键群体的影响实现关键且有效的动员，从而推进以阶层分野作为选民党派归属的主要逻辑，但其结果可能还是绕不开美国特有的族裔关系背景下身份政治是两党划界的最重要主线的事实，进而引发一种具有“部落化”特征的党争图景。从这个角度出发来考察，2016年特朗普的当选仍有可能是一次关键性选举，只是其开启的是持续时间更长的“渐进式重组”，或者说掀开的是一个全新美国政治周期的漫长序幕。当然，这些判断仍需要在拜登时期得到进一步的检验。但等到最终确认之时，新周期或许已到来良久。
结 语
具有历史意义的2020年大选至少没有打破美国总统政治中的一个纪录——在特朗普当选之前的24年中连续出现了三位连任总统。历史上的相同情况只发生在1801年到1825年杰斐逊、麦迪逊以及门罗先后执政的所谓“弗吉尼亚王朝”中后期。如果引入政党因素的话，19世纪前的24年中总统政治稳定的最重要解释是其时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Republican）的独大，而克林顿、小布什与奥巴马的24年却以等距节奏经历了三次政党轮替。换言之，三位总统都能够顺利连任，但又都无法在任期结束之时确保本党继续控制总统职位。由于事件较近且个案有限，这一现象的内在成因难以清晰归纳，但至少可被视为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党争极化加剧的真实写照。
2016年总统大选的结果虽然非同寻常，但却延续了其前24年的惯例。一位看尽党争的“圈外人”异军突起，终结了已持续八年的民主党政府执政，最大程度地利用并升级了党争极化，将之推向“部落化”的新阶段。四年之后，一位立身于党争的“圈内人”抓住了最后的机会，否定了“圈外人”的某些极端做法，终结了其连任的努力，但却并未扭转已然注定的极化与“部落化”。前者可以说是极化矛盾长期积蓄的一次高烈度爆发，后者则是在某种程度上的回调与稳盘。
于是，从总统政治的历史发展视角观察，特朗普和拜登都更有可能属于节点式的阶段性过渡人物。这对2020年大选的对手携手共同构成的这个历史片段在总统政治或政党政治中所形成的阶段性过渡，恰恰是美国在多个维度上走到十字路口的又一表征。
原文载于《美国研究》2020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