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外界都在猜测，中国近期对市场垄断行为的监管释放出了哪些信号，会因此引发资本外逃吗？政府对资本出重拳，中国会为了社会主义而削弱市场经济吗？ 9月4日，由中国论坛协办的安博思论坛中国区分会“智慧对话：世界、欧洲和意大利”在上海举行，本文为中国论坛副理事长、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咨询委员会主任李世默在会上发言，解读国家和资本的关系。
李世默：
感谢邀请，早上好！
我昨天准备这次发言的时候，想给发言立论。我立论的时候喜欢找个强大的“稻草人”，这还真不容易。不过我很幸运，昨天晚上有个厉害的“稻草人”在《金融时报》找上门来，封面上有乔治·索罗斯的一张很棒的照片。索罗斯先生在评论版上写了一篇时评文章，评论中国最近的举措，监管市场或者所谓的遏制资本的力量。我引用他的原文，
“中国领导人把国家所有的企业，都视为其‘一党制’国家的工具。”
这是乔治·索罗斯写的。如果像他那么大年纪的人，这一辈子都不希望中国好，希望你失败，做空你的“股票”。他发表的言论或评价，评价某件事，评价你的现在和未来，那么很可能他说的话与真相恰好相反。这就是我今天辩论的对手。谢天谢地，中国人没笨到让乔治·索罗斯这样的人治理中国。
李世默参加安博思论坛中国区分会
这种人就留给他们自己好了。现在我来总结一下，其实索罗斯先生用一句话就总结了，是西方媒体和我们自己国家的一些公知们当前的内容和话语：
“第一，中国近期的这些举措是国家发展方向的倒退，与市场改革背道而驰，拒绝市场改革；二是压制民营企业，并主张国家对民企进行控制；第三，这些举措旨在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滋生仇富心理，破坏创业动力。”
因此他们得出结论，
“中国经济即将衰退甚至崩溃，回到改革前的时代。”
这些就是当前我们看到的一些说法。现在我想从一个更大的背景来说，从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长期发展来看，中国近几个月发生了什么？
众所周知，从邓小平时代开始，中国经历了40年浩大且迅速的市场改革，且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一点不可否认，我们可以从数据中看到这一点，如果你生活在中国也会有切身体会。但那个时期并非没有问题，其中产生了很多副作用，有些还颇为严重。在此我说三点：腐败、经济不平等、环境恶化。毫不夸张地说，那个时代的许多方面，有点像是中国版本的“镀金时代”，与一百年前美国所经历的相似。从马克·吐温的书中，你就能读到那时的美国是什么样子。
就我的粗浅观察来说，最关键的转折点是四年前的党的十九大，党和国家正式调整了方向，采取了新的方向。这是几十年来第一次调整，用政治术语来说，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个政治术语的意思是，要解决地区之间和人民之间的财富不均衡，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在几十年前说过一句广为人知的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有些人只记得这前半句，只引用到逗号就结束了。这句话的后半句是，“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因此，共同富裕作为国家的目标被提上日程。
一副描绘“镀金时代”下美国的漫画，图源自网络
第三，我想把工业时期的现代国家发展史，放在更大的背景下说一下。回顾这一两百年间现代国家和工业国家的发展，总有政治力量和市场或资本力量之间的斗争。当我们找到二者间的平衡时，发展才可持续进行，才能取得成功，国家就能成功；如果处理不好，就没什么好下场。
以美国为例，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美国就处于镀金时代，拥有巨大的资本力量，资本掌握了整个国家，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和经济衰退。20世纪初的前二十年里，美国并不幸福，腐败极其严重。第一位试图纠正这一错误的总统是老罗斯福总统。他反垄断，整顿了社会风气。从老罗斯福到他的远亲小罗斯福的新政，美国花了几十年的时间努力遏制资本的力量，颁布社会保障法等一系列措施。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做到，绝不是一蹴而就的。最后在二战后，20世纪50年代达到新的平衡并稳定下来。所以我们说的“20世纪是美国世纪”其实指的是20世纪后半叶，这才是美国的世纪。上半个世纪没有那么美好，痛苦远多于幸福。总的来说，大萧条持续了十几年，是二战“救”了美国，把它从大萧条中拉了出来。
那么新的平衡是什么呢？二战之后，政治权力能够控制资本，规范市场力量。我举个例子，艾森豪威尔总统修建州际公路，这项工程的规模几乎和中国如今的高铁一样大，对比一下在GDP中的占比就可得知；也涉及很多的政治改革，联邦政府第一次从各州手中夺走权力，大量的政治、经济权力，去修建州际公路，改变了美国的面貌，改善了美国人民的生活，也改变了美国的经济和商业。
二战之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修建州际公路，这项工程的规模宏大（资料图）
我还要提醒一点，大量的私有财产，通过美国宪法规定的所谓征用权，被国家征用。即使在今天，上个月《纽约时报》有一篇长篇报道，讲述美国土地征用的“受害者”后代的故事，他们的土地被征用于修建州际公路。社会保障大幅扩张，工会被赋予巨大权力来平衡资本的力量。有人说，“对通用汽车好的就是对美国好的。”其实在当时，通用汽车有工会，有集体协商机制，而不仅仅是资本的化身。
再说住房，中产阶级住房的拥有率，在几十年内从30%~40%上升到了60%~70%，这得益于两家“准国有企业”，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国中产持有的每栋房子每笔按揭，最终几乎都由这两家国企担保。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美国世纪”这一伟大时期。
到了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切都变了样。由于通胀、石油等问题，以及意识形态变化，西方开始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时期，由两位强大的政治家，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领导。他们打破了造就“美国世纪”所依赖的政治与资本的相互制衡，建立起一种新模式，给资本松绑。
自那时起，工会失去权力，实体经济被华尔街接管，经济金融化，接下来是全球化浪潮，以及科技巨头主导的互联网时代。他们获得了一段时间的成功，但现在他们身陷困境。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开始，这些国家、这些“自由主义社会”严重的不平等似乎到了无解的地步，西方各地正在滋生民粹主义。所以现在的冲突是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民粹主义间的冲突，这几乎是无法化解的。我们不知道他们能否摆脱困境，我希望他们能。但是在那些“自由主义社会”中，政治力量是否仍能像二战后那样具有规范市场的能力，管控不受约束的资本能力？这一点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拭目以待。
2017年召开的党的十九大，开创了中国改革发展新格局，图源自中国政府网
说回中国，我们的国家正在集结政治意愿和权力来重新平衡局势，包括经济不平等、环境恶化以及腐败，这将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平等的社会，把蛋糕分配得更均衡，而不是让资本决定一切。我一直在思考，哪些科技巨头和公司会面临国家的监管。我是做这一行的，思考这些是我的工作，我总结了目前被监管的，或者未来将会被监管的公司的五种典型商业模式：
第一，大型消费互联网平台，他们寻求主导甚至垄断整个市场，控制我们所有人的生活。
第二，金融资本驱动的扩张模式。我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金融的核心概念之一是NPV（净现值），这一点很关键。如果一家公司基于其商业模式计算NPV，他们想赋予自己更高的估值，那么他们会假设自己在五、六年内达到垄断地位，在那之后，他们就能开始“坐地收租”了，接着，再将未来的“租金”折算回今天，就会得到一个很大的净现值。基于这个巨大的NPV，通过在高位出售股权来筹集金融资本，然后利用这些新资本，取得并不断巩固自身的垄断地位。所以，这整个过程是个闭环，这是第二个特征。
第三个特点是使用技术手段，收集和分析大量关于个人和社会的数据，这种商业模式是前所未有的。
第四，内容。这里指的不是狭义上的内容，那些涉及政治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领域，在这个国家一直是受到严格监管的。广义的内容，是行业的性质，也就是习总书记曾指出的，“不能让良心的行业变成逐利的产业。”教育和医疗就是良心行业。如果企业与涉及基本民生和社会价值取向的领域，例如教育、医疗行业，如果有商业行为，就必将面临更为严格的政治约束。
第五点，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虚拟经济，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区别是，它的发展速度要快得多。在实体经济中建立垄断需要20年、30年。你能有足够的时间去观察它们，搞清楚它们的伎俩，去发现和评估它们是好是坏，然后再思考如何对它们进行规范。标准石油公司花了多长时间才成为垄断？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又花了多久？很久很久很久。但在虚拟经济中，3年时间就可以形成垄断。因此，通过使用技术和资本，企业可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做大规模，以至于政府还没来得及评估它们的社会影响，它们就已经主宰了人们的生活。这就是这五个特征。
所以，基于这五个特征，我们得想想我们要往哪投资。基于我们国家的政治制度，一些公司越做越大，甚至试图以某种方式获得政治权力，显然是非常危险的。实际上，我认为这对西方和对“自由主义社会”也是很危险的，只不过我不确定他们是否有控制这些力量的政治意愿和权力，或许这正是他们问题的根源，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的根源，但是他们能解决吗？我们不知道。
最后，我想评论一下刚才那位发言者关于选举政策和自由民主的观点。大体框架我是认同的，但我认为这些定义可能是错误的，我认为将自由主义等同于民主，这是有问题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民主价值观非常矛盾。刚刚谈到了英国王权被贵族强行削减，那么什么是《大宪章》呢？它是英国的土地贵族制衡王权，是关于如何瓜分好处的。贵族势强，国王被迫签订。土地贵族能够制衡王权，这样他们就能比国王更严重地剥削人民。我来引述伟大的自由主义者约翰•洛克的话：
“国家是一个财产所有者的社会，法治存在的理由是，保护那些社会财产所有者免受穷人的索取。”
我认为“自由主义社会”从根本上说，可能是但不必然是民主的。我还找到一条关于“自由主义社会”的引述，亚当•斯密说：
“法律和政府所做的不外乎是，富人压迫穷人并维持物质上的不平等，防止穷人摧毁这种不平等。如果没有政府去阻止，穷人很快就会采取暴力手段去消除不平等。”
这在我看来可不太民主，这不是我们想要的社会。那么中国想要什么？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实现社会利益而不仅仅是资本收益，我们不想经济金融化。我们要的是共同富裕的社会，而不是M型极端社会。我们仍想成为一个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大国，而不是金融化的超级大国，这就是我认为在当前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理解这些措施，谢谢。
本文首发于2021年9月24日观察者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