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手中都有一把枪——读《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有感

2020-09-17

1600396912528077937.jpg

△《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英]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著,董莹 / 肖潇等译, 中信出版社,2014年9月版, 472页,69.00元

《梦游者:1914年,欧洲如何走向“一战”》(下称《梦游者》),是英国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克拉克2012年出版的解析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名作。

“一战”百年之际,欧美史学界出版了大量研究成果,《梦游者》能够从中脱颖而出,斩获《洛杉矶时报》图书奖、坎迪尔历史大奖,入选《纽约时报》2013年十大好书,有其过人之处。

在研究方法上,作者没有随近年欧美史学界大流,从经济、社会、心理甚至文学的视角来分析“一战”,或从普通士兵和民众的经历、心态和行为重构“一战”,而是回归传统,通过分析参战方的国内政治和当时的欧洲国际关系,聚焦王侯将相们的决策动机,来重建“一战”源起的因果链。

虽然研究方法不新,但与同类著作相比,《梦游者》胜在:

一是宏大。在纵向的时间线上,作者回溯了“一战”爆发前30年里各当事国的历史。塞尔维亚一章,作者从1903年6月11日贝尔格莱德宫廷政变写起。对欧洲地缘政治的演变,回溯到1897年的普俄再保险条约。通过历史回顾,作者由远到近,一步步地将读者引向一战的导火索“萨拉热窝事件”和全书的高潮—1914年7月危机。

在横向的地点线上,作者再现了贝尔格莱德、维也纳、柏林、圣彼得堡、巴黎、伦敦的权力派系、军政关系、舆论环境和彼此间的外交互动,描述了包括德皇威廉、沙皇尼古拉、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法国总统普恩加莱、塞尔维亚总理帕希奇、英国外长格雷在内的各国决策者的人物性格、对欧洲地缘政治的认知和战争决策动机,涉及人物上百个。

二是详实。作者不仅认真梳理了各当事国的决策过程、人物关系和战略思维,而且花大量精力重构了重要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比如,作者再现了萨拉热窝事件的全过程,既包括遇难者斐迪南大公夫妇的访问目的、安保措施、行程变更甚至最后遗言,也对行刺者普林西普一伙的招募受训、跨越边境、实施刺杀和被捕受审进行了大量细节描写。

再如,关于奥地利对塞尔维亚的最后通牒。史学界普遍认为,塞尔维亚为避免战争,接受了这份任何主权国家都难以接受的最后通牒。而作者逐一对比分析了最后通牒所列的10项要求和塞尔维亚的答复,得出了不同结论:塞尔维亚只接受了其中的2条,要求维也纳澄清另外2条,通过表面谦和但柔中有刚的外交言语,实质性拒绝了大部分要求。

三是结论独具一格。作者通过对历史抽丝剥茧式的重建,得出自己的结论:“一战”的爆发是各国合力上演的一场悲剧,而非德国犯下的一桩罪行。这一结论,让作者站到了认为德国应为“一战”爆发负责的费希尔学派[1]的对立面上。

本书回答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萨拉热窝事件引发了“一战”,而不是第三次巴尔干战争?

直接当事方奥匈帝国想要一场局部战争,最有力的证据是奥匈战争动员采取的是针对塞尔维亚的“B方案”,而非针对沙俄的“R方案”。奥匈向德国寻求支持,主要是为了吓阻沙俄介入。

德国站在奥匈一方,直接原因是基于1911年阿加迪尔危机和1913年北阿尔巴尼亚危机的经验,认为俄不想要战争,军事恫吓会让俄屈服,因此对奥匈开出了“空头支票”。深层次有两个原因:一是在欧洲大国向协约国、同盟国两大阵营极化的过程中,德国处于最不利位置。德法因普法战争成为死敌,而法国与沙俄结盟并将英国拉入协约国阵营。同盟国中,意大利被证明不可靠,德国能够依靠的只有奥匈。德国担心如果不支持奥匈,会陷入孤立。二是对德俄军力对比趋势的担心。俄国军事实力的增长以及在法国贷款支持下不断完善的俄国欧洲部分的铁路网,使以总参谋长小毛奇为首的德军军方认为,德俄军力对比趋势正在发生不利于德的变化,应在优势尚存时对俄打一场预防性战争。由于德国的地缘位置决定了不得不两线作战,其战略设计是先西后东,利用俄军军事调动较慢的时间差,先全力打败法国,再回头迎战俄国。一旦宣战,德国就启动了经毛奇修订后的“施蒂芬”计划,首先对法作战,并为此进入中立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给了英国参战的理由。

沙皇俄国是奥匈帝国在巴尔干的主要竞争对手,以斯拉夫保护人自居。当塞尔维亚救助时,沙俄决定军事介入。沙俄之所以采取强硬态度,一是由于1908年奥匈帝国吞并波黑时,由于奥匈外长埃伦塔尔的波斯尼亚诡计(埃伦塔尔与时任俄外长伊兹沃利斯基私下商定,俄以奥支持开放达达尼尔海峡为条件,支持奥吞并波黑,但奥提前宣布,导致俄成为众矢之的),丧失了对奥的信任。二是由于1913年北阿尔巴尼亚危机中,沙俄在德奥联合军事威胁下妥协,引发国内强烈不满,沙皇及其主要助手决定这次绝不退让。在沙俄决策者的战略思想中,奥地利背后的德国才是真正的敌人。因此,沙俄7月29日发布的局部动员令不仅涵盖与奥匈接壤的东线南部军区,而是整个欧洲部分和波罗的海舰队。这被德国视为宣战前奏,相应发布了战争准备令,引发了德国8月1日的全面动员。至此,双方军事机器已经开动,停不下来了。

法国自普法战争后就在准备复仇,深知凭其一己之力打不赢德国,唯一的希望是与沙俄站在一起,并寻求英国干预。要满足英国参战的条件,必须是德国首先挑起战争。为此,法国在东线敦促沙俄采取攻势的同时,自己在西线采取守势。法国总统普恩加莱、总理维维安在7月20至23日对俄罗斯的国事访问中,反复敦促沙俄对德强硬,同时指示法驻英大使以道义等理由全力说服英国参战。

英国是各大国中处境最微妙的一个,执政的自由党内阁在中立还是干预的问题上严重分裂,直至最后一刻才决定参战。英国参战的理由并非是德国入侵比利时或对防卫法国北部和西部海岸线负有义务,而是基于国内政治和对欧洲均势的考虑。由于在野的保守党主张干预,如果自由党内阁倒台,保守党上台后还是会干预。更重要的是,在英国战略思维中,欧洲方向的主要威胁来自德国,世界范畴内的主要对手是沙俄。如果德奥获胜,摧毁了法,羞辱了俄,英国不得不独自面对主宰欧洲大陆的德国。如果法俄获胜,英国站错了队,将不得在印度、伊朗和地中海东部面对更加咄咄逼人的沙俄。因此,控制德、安抚俄,最符合英国安全利益。正是这种战略思维,促使英国最终倒向了协约国。

至此已不必问:为什么欧洲挺过法绍达、阿加迪尔、北阿尔巴尼亚等多次危机,却没有熬过萨拉热窝事件?经过几次危机,导致“一战”的因素陆续齐备,爆发只是时间问题。“一战”的种子埋在当时欧洲政治文化孕育下那一代决策者的思想观念中,在欧洲多极体系下各方互动中,时机合适时就会绽开“恶之花”。

读《梦游者》,最大的疑惑在于:为什么欧陆列强集体性轻率地走向战争?孙子不是反复告诫当权者: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决策者中有不少戎马一生的军人,对军事技术发展以及对战争的影响并非不了解。美国独立战争、克里米亚战争、英国-布尔战争已经昭示了未来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

然而,各国决策者普遍夸大安全威胁,从最坏处揣摩对方意图,认为“时间不在自己一边”,同时对当前本国安全能力盲目自信。两者的结合,使各国决策者不约而同得出时不我待、以预防性战争消除安全威胁的结论。奥匈恐惧塞尔维亚成为巴尔干大国,法国恐惧德国不断扩大的人口和军事优势,德国恐惧俄快速恢复的军力,俄国恐惧单独面对德国,英国恐惧德国控制欧洲大陆。

以德国为例,德国被法、俄两国包围,地缘安全环境险恶,这一意识深深地烙刻在施蒂芬、法金汉、小毛奇等几代德军领袖的头脑中,成为他们思考安全战略的前提。在重整军备竞赛中,1913年法国将义务兵服役时间从2年延长到3年,1914年俄国宣布到1917年将常备军扩充40%,德国视之为严重的安全威胁,而不顾法、俄上述行为是对德国1913年陆军法案的反应。德国过分着重自身的安全需要,对法、俄的同样需求却没有表现出同理心。德国夸大了协约国团结程度和对德敌对态度,没有或不愿看到协约国内部的矛盾。而从丘吉尔等人的一战回忆录中可看出,英国内部在是否派远征军参加欧战的问题上长期激烈辩论。俄皇尼古拉二世对德开战下不了决心。英法在殖民地问题、英俄在土耳其海峡问题上都存在严重矛盾。

小毛奇对德俄军事实力的评估也遵循了同样的逻辑。他认为,俄自1905年日俄失败后的军事改革成效显著,俄东部铁路建设将极大改善俄军动员和部署能力,德俄军力对比在向不利于德国的方向发展,2至3年内德军将丧失优势。而一战的事实表明,俄军无论从训练还是后勤水平都距德军甚远,俄军动员和部署进展缓慢,德军的铁路网快速机动优势明显。而小毛奇在对德俄实力对比前景悲观的同时,又对德军快速取胜能力绝对自信,预测战争将在几周内结束。

有研究者提出了有趣的猜想:如果德国采取不同的安全战略,付诸于和平竞赛而非发动战争,那么凭借德国的人口优势、科技优势和经济发展速度优势,会不会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取得欧洲大陆霸主地位?如果德军在战略上不那么咄咄逼人,协约国内部会不会出现分裂甚至解体?德国有无可能采取不同于施蒂芬计划的军事战略,在西线采取守势,而在东线进攻,首先迫使俄罗斯退出战争,再回头对付英法?历史不能假设,但基于历史的安全反思仍对后人有前事之师的借鉴意义。

“历史不会重演,但总会惊人的相似”。2003年小布什政府攻打伊拉克,遵循了同样的逻辑,一方面夸大了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威胁,另一方面高估了美国政治重建伊拉克的能力,结果伊拉克战争不停吞噬美国的人力财力,成了美国人冷战结束后霸权巅峰跌落的分水岭。

书名取为“梦游者”,个人理解有两层含义。

一是指1914年的决策者们只从自身利益关注点和战略逻辑出发,一厢情愿地追求本国目标,没有睁大眼睛看清其“主观愿望”可能产生的灾难性后果。种种历史迹象表明,1914年的决策者并非没有意识到“一战”可能是长期和残酷的,但他们不像1945年后的决策者亲眼目睹核武器的毁灭性后果,从而在内心深处将核战争排除在决策选项之外,而是在对长期战争的恐惧和短期战争可能带来的收益之间,选择了后者。

还有一层意思可能是,1914年的决策者们沉浸在自身战略逻辑编织的“梦”中,即使出现了历史分叉点,有改变战争轨迹的机会,但他们却像梦游一样,顺着历史惯性向前走,导致选择余地越来越小,最终陷入战争灾难。

其实,用“共谋者”作标题可能更符合作者本意。正如作者指出的,“一战”的爆发并非像阿加莎的侦探小说一样,有一个站在尸体旁、手中拿着一把正在冒烟的枪的谋杀犯,而是每个人手中都有一把枪。《梦游者》想要说明的,不能将“一战”的灾难归咎于某个国家或某个人,所有当事国的决策者,都是“一战”的“共谋者”。(完)


[1]汉堡史学家弗里茨·费舍尔1968年出版《“一战”中的德国目标》,认为德国蓄意发动了一战。


上一篇:大战略与间接路线——谈李德·哈特及其战略思想

下一篇:刘丰 陈一 一译著《国际政治的理性理论:竞争与合作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