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世界政治版图中，作为超国家政治主体，欧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欧盟的超国家治理模式，一度被国际学界解读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伟大发明”，甚至被视为人类文明进步的象征。考虑到欧洲在现代历史上直接引发了两次世界战争，一个倡导和平团结的欧盟的确可以激发关于人类政治实践的想象空间。然而，时至今日，欧盟日益凸显的综合危机使我们有理由怀疑，想象的共同体毕竟是一种虚构的存在。

欧盟始终未能蜕变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统一政治实体。欧盟决策过程始终表现为复杂的政府间博弈，重大议题常须成员国全体一致通过。布鲁塞尔的权威始终被各成员国的意志所制约，尤其在敏感的外交与安全领域，国家主权的藩篱依然坚固。在关乎存亡的军事安全领域，欧盟的脆弱性暴露无遗。其集体防御的基石牢牢嵌套在北约架构之内，欧洲内部防务整合步履维艰，成员国在军费投入、装备兼容性与战略文化等议题上矛盾难以调和，所谓欧洲战略自主，与“欧洲军”一样只存在于美好的愿景之中。

欧盟的脆弱性，深植于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化与彼此矛盾的地缘政治诉求。二十一世纪初，欧盟极速东扩直接加剧了欧盟内部东西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根本矛盾。欧洲市场虽然形式统一，但西欧占据高端制造与服务业价值链顶端，东欧沦为廉价代工基地，人员西迁引发的“人才流失”使东欧陷入发展陷阱，这种经济地理的断层线，成为欧盟内部最顽固的撕裂带。基于不同的现实需要与历史经验，欧洲各国在地缘政治领域的诉求存在根本矛盾，这一特点在俄乌冲突中体现的淋漓尽致。

不同战略诉求形成的强大离心力使欧盟难以形成统一有力的地缘战略合力。在重大决策机制中，欧盟内小国凭借“全体一致”原则获得超比例权力，形成独特的“大国困境”。大国如德法虽贡献欧盟预算的40%，却常在关键决策中被小国联盟掣肘。这种“小国绑架”现象暴露了欧盟决策机制的致命软肋，也成为阻碍欧盟出台统一政策的体制枷锁。与三十年前相比，核心成员国的现实政治影响力日渐式微，这是欧盟出现决策体制危机的重要原因。尤其是经济疲软直接导致德法在欧盟预算谈判决策机制中的话语权日渐萎缩。

文化认同是任何政治实体内部最为深长久远的内在凝聚力，而欧盟的文化拼图从未真正融合。欧盟自诩拥有丰富的多元文化资源，但这一因素恰恰导致了成员国之间的文化价值鸿沟与政治文化对抗意识。基于不同的宗教文化背景，成员国在文化身份、个人权利、社会治理模式、社会法制体系等一系列问题上矛盾重重，这种多元性导致“欧洲认同”始终薄弱，民调显示仅45%民众自认“欧洲人优先”。根本原因在于，欧洲文明信仰体系与智慧形态的主要特征是一神教模式，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原则与对抗性意识。欧盟内部成员国之间在形式上倡导地位平等与决策机制民主化，但是种族优越论与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幽灵始终潜存于欧盟决策机制的诸多方面。

必须指出，欧盟对来自美国的军事盘剥与贸易索求基本没有抵抗力，因为欧盟无法想象一个失去美国主导的世界。在收割欧洲以求缓解国内经济困境这一问题上，拜登与特朗普没有根本区别。欧盟的超国家治理模式路在何方？这个问题未来有可能变为这一治理模式还能走多远？欧盟的未来在于能否重构内部平衡机制，在多元与团结之间找到新的黏合剂。理论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可是世界格局的发展与欧洲右翼政治势力并不打算给欧洲这个机会。“碎片化的欧洲”或许是即将到来的未来。

本文2025年8月1日首发于“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