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战略自主”早已是旧闻，因其主观驱动力受多重限制只能停留在口头上。一个根本原因是核心国家法德对自主权的定位本身就存在分歧。法国将战略自主视为重塑欧洲全球地位的核心路径，而德国更倾向于将其定义为“补充性能力建设”，欧陆主要国家很难在战略层面达成一致意见。仅就军事安全而言，如果缺少美国的军事存在，欧洲的安全机制将极为脆弱。欧洲防务基金在北约军费中占比很小，实质性投入十分匮乏，多数成员国仍将安全责任默认归属北约体系。这种“口号自主”与“行动依赖”的悖论，不仅在于欧洲政治精英层尚未形成真正的战略共识，从根本上说，欧洲二战之后形成的对美安全依赖机制与当前现实经济发展状况都无法保证欧洲战略自主能够落地。

欧洲对美形成的跨大西洋结构性依赖关系已经渗透至三大维度。安全架构上，美国在欧洲部署的核武器与反导系统构成绝对威慑力量，即便在马克龙宣称“北约脑死亡”后，东欧国家仍集体要求强化美国驻军。在科技体系中，80%的欧洲云服务依赖亚马逊、微软等美国企业，可以说欧洲的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恰恰是有美国大型跨国公司掌控的；在国际金融领域，欧元早已失去挑战美元地位的可能性，欧洲对外贸易结算美元结算占比仍超70%。作为俄乌冲突的一个“成果”，美国通过对欧液化天然气出口获得地缘经济杠杆，尽管高昂的能源价格直接导致社会持续通货膨胀。俄乌冲突强化了欧洲对美国的能源依赖。美国通过制裁切断俄欧能源合作后，迅速成为欧盟最大的液化天然气供应国，并以高价向欧洲出口。德国《商报》指出，美国能源价格优势还吸引欧洲企业将生产线迁往美国，进一步削弱欧洲经济自主性。从根本上说，欧洲对美形成的依赖不仅是物质层面的，更是制度性绑定：超50万欧洲人在美资企业就业，2000余家欧洲企业被纳入美国供应链审查体系。即便战略自主呼声高涨，替代性选项的成本远超欧洲可以承受的范围。

欧洲在俄乌冲突中的角色长期被结构性依赖所束缚，其解决冲突的能力与意愿均受限于对美国的全方位依附，在解决俄乌冲突问题上必须依靠美国。英国首相斯塔默明确表示，乌克兰和平协议需要美国作为“后盾”，并强调“美国的安全保证是有效威慑俄罗斯的唯一途径”。德国总理朔尔茨虽对派遣军队持保留态度，但德国仍依赖北约框架下的美国驻军和核威慑力量。美国对乌克兰的军援占据主导地位，欧洲国家虽提供部分支持，但关键武器系统和技术标准仍由美国掌控。因此，尽管欧洲领导人在泽林斯基白宫受辱后给予了精神道义支持，但是他们同时也敦促乌克兰领导人必须努力与华盛顿“搞好关系”。作为反俄急先锋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在俄乌冲突中的立场得到朝野两党的肯定，但是他在议会中也一再强调，“我们的首要任务是要与美国巩固发展双边关系”。

美国单方面斡旋俄乌事务的趋势日益明显，欧洲主导俄乌谈判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必须认清在俄乌冲突中欧盟的被动战略地位。欧洲在俄乌问题上的被动地位，本质是跨大西洋权力结构的必然结果。美国通过安全绑定、能源控制和经济利益分配，将欧洲纳入其战略轨道，而欧洲内部的分裂与资源匮乏使其难以摆脱这一依附关系。尽管泽连斯基呼吁组建“欧洲军”，欧盟推动军售协议，但这些举措在缺乏实质性整合的背景下，更多是象征性抵抗，无法改变欧洲必须依靠美国的核心现实。2025年2月，美俄在沙特利雅得启动谈判，欧洲未被邀请参与。美国政府特使基思·凯洛格直言“欧洲不会上谈判桌”，并称乌克兰问题的核心是美俄博弈。这句极为刺耳的政治表态基本道出了欧洲在俄乌冲突中的现实角色，欧洲是美国欧洲战略的棋子与配角，即将成为美国战略利益的牺牲品。

美国是跨大西洋关系的主角，具有策略性操纵欧洲与分化欧洲国家的系统性能力。这种能力植根于历史形成的安全依附、经济捆绑以及欧洲内部固有矛盾，而美国通过战略杠杆的精准运用，进一步加剧了欧洲的分裂。法德在军事技术路线、财政政策上的根本分歧持续阻碍了欧盟进一步统一的政策举措；东欧国家与西欧在安全认知上的根本差异进一步加剧了欧盟内部的分裂；近年来欧洲极右翼政治力量的崛起，更是给予美国公开染指欧洲国内政治的机会，美国的特洛伊木马，早已不是英国唯一的存在的。正如欧洲学者所言：“在俄乌棋局中，欧洲既是玩家，更是棋子。”若无法实质性整合防务与外交政策，欧洲将长期沦为美国地缘战略的“分化试验场”。

本文摘录于2025年3月5日《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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