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蓓：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全球南方是近期国际政治讨论中的“热词”，指的是对于今天的全球政治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发展中国家。在俄乌冲突以及与中国开展竞争的地缘政治游戏中，西方“重新发现”了发展中国家，并希望拉拢他们以增加自身的政治筹码。但与西方的预期不同，在与俄罗斯的关系上，很多国家奉行“战略性不选边”政策。同样，他们也主张根据自己判断的利益得失来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可以说，全球南方已经作为一支独特的力量站到了全球政治舞台的聚光灯下。

9月2日，我参加了由印尼对外关系委员会举办的全球智库大会的讨论。我所在的小组聚焦于全球南方在21世纪世界秩序中的地位。讨论由一组颇具挑战性的问题来引领。例如，全球南方对现行国际秩序不满，但它们希望建立什么样的新秩序呢？最近的金砖扩员会带来什么结果？西方国家近来对南方国家的“热烈追求”能够产生预期中的效果吗？

从会议讨论来看，对“全球南方”的理解事实上是多样化的。这也带来了不同与会者对于上述问题的不同回答。但归纳起来，他们都触及以下四种解释中的一种或者多种。

第一种理解将全球南方的兴起放置于地缘政治竞争的框架中，并根据特定国家的对外政策立场来解读这一现象对全球格局的影响。例如，来自乌克兰的学者认为对待乌克兰战争的态度是判断全球南方在世界格局中影响的“试金石”，并希望通过唤起南方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历史情结来寻求他们的亲乌克兰立场。印度学者则将“全球南方”放置于传统西方世界与所谓的中国所代表的“东方世界”之间，认为这一概念的兴起预示着独特的印度发展模式与更加自信的印度对外政策。另外，从这一角度来看，很多学者都承认“全球南方”内部的多样性，并认为世界力量格局的组合和变化存在着不确定性。

第二种理解将全球南方的兴起看作对二战后西方主导秩序的危机警报，并寄希望于西方的自我警醒与自我改造。有的与会者指出，虽然乌克兰战争爆发在欧洲国家的家门口，构成地区安全的重大挑战，但西方的外交官们必须认识到，全球南方——或者说发展中世界——事实上长期忍受着不安全、欠发达与不公正待遇。在气候变化与大流行等全球性挑战面前，全球治理现行体系的缺陷已经越来越明显了。特别是当前的全球金融体系，不仅短视，还常常诱发危机。西方国家必须改革全球体系，让发展中国家真正能够获得发言权。当下全球南方的不满是西方国家与之开展诚恳对话的契机。

第三种理解与第二种密切相关，但侧重点有所不同。这种观点认为，新兴大国的崛起及其在塑造全球格局中的战略自主性是理解全球南方的关键。金砖国家扩容被看作全球南方崛起的重要里程碑，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意义上都是如此。金砖即将迎来6个新成员——阿根廷、埃及、伊朗、沙特、阿联酋、埃塞俄比亚，并计划与更广泛的发展中国家开展对话与合作。这次扩容，特别是沙特与伊朗同时加入，说明发展中国家在许多议题上具有强大的共识基础。一个多极化的世界正在成型，发展中国家乐于拥抱这一事实，并希望通过主动发起的改革倡议以使全球多边体系与国际力量新格局相适应。

第四种理解则试图摆脱以国家为中心的话语体系，将人民、全球社会、可持续发展带回讨论的中心。有的与会者提醒，今天的全球智库大会是一场民间社会组织的对话，而“大国”“多极”等词汇都不是关于人民的。尽管政府之间存在重大分歧，但各国人民都希望领导人能够团结起来，通过合作的方式来解决生存与生计问题。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设定了17个大目标和169个子目标，而大流行、乌克兰战争、通胀、债务、气候危机正在阻碍这些目标的实现。

简而言之，不同国家、不同人对全球南方以及全球秩序的发展方向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一些问题上甚至针锋相对。这并不奇怪，因为人们对某一现象的观察总是与他们经历的历史、所处的现实以及特定的生活经验联系在一起。这种差异性也恰恰表现出“全球南方”作为理解全球政治的视角的重要性与生命力——无论是东南西北，都可以借助对它的阐释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与寻求统一的认识相比，更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与其说“全球南方”的概念是地缘政治竞争背景下的既定产物，倒不如说它正在被当前的国际关系实践所塑造着。并且，与历史上其他时期相比，现在的发展中国家更有可能由自己来决定这个概念的真正意涵。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视频致辞，充分表达了中国对于全球南方与未来世界秩序发展方向的看法。中国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共同安全、共同繁荣与合作共赢的世界。他提出的四点倡议——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建设开放的区域主义、弘扬睦邻友好的相处之道，以及奉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也一直是中国理解的处理国际关系的恰当方式。中国把全球南方看作构建新秩序的积极力量，认同自己是全球南方的一员并愿意带头践行这些原则。毕竟，只有发展中国家自己的选择，才能界定“全球南方”真正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