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5月10日，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副教授、中国论坛特约专家顾宾在《南华早报》发表评论文章“China is pushing for a better, more representative form of multilateralism, not seeking to replace it”。顾宾认为，在美国的霸权和工业补贴下，全球经济治理改革进展缓慢，而中国现在正在通过成立新的银行和确保大多数人声音的举措开辟一条更好的道路。

“无代表权的纳税”（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是引爆18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的重要起因。今日，国际社会广泛存在一种类似的不公平现象，可以称为“无代表权的贡献”（contribu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这让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不满：它们在为全球经济增长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却长期不能享有相应的地位。幸运的是，这种不公平引爆的是改革诉求（evolution），而非革命（revolution）。

全球经济治理变革的呼声由来已久，但是美式霸权阻碍了这一进程，新兴市场国家对此深感沮丧。具体而言，在全球经济治理的三驾马车中，WTO的谈判功能和争端解决功能几近瘫痪，世界银行的增资计划得不到落实，IMF改革份额公式以体现国际变局的诉求得不到支持。

既然改革老机构阻力重重，中国决定引领走出一条新的多边主义之路，即建立真正保障大多数成员话语权、体现它们利益诉求的新机制。为此，自2013年起先后倡议“一带一路”、亚投行、新开发银行，以及最近的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MCDF）。这些机制有一个共同特点，全都聚焦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反映了中国分享其发展经验的意愿——“要想富，先修路”。

令人欣慰的是，这些新机制都支持高标准、高质量和最佳实践。例如，2019年第二届“一带一路”峰会的最大亮点是“高质量”，公报誓言对腐败零容忍。与此同时，我国财政部发布《“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这个框架基于IMF和世行的债务可持续性分析框架，但避开后者的反投资偏误，强调长期主义视角。中国政府也于去年出台正式文件，禁止投资新的海外煤电项目。去年底亚投行颁布新的能源政策，禁止投资煤炭开采和火电项目；事实上，亚投行自2016年开业以来从来没有投资过煤电项目。可见，中国引领的这些新机制，把“廉洁”和“绿色”视为自己的生命。

“一带一路”甚至把倡导高标准作为自己的使命，尽管它受到外界舆论不公正对待，被抹黑成为污染环境、侵犯人权、制造债务陷阱、实行新殖民主义的罪魁祸首。去年，作为“一带一路”资金融通的引领者，中国进出口银行彻底改造了融资业务标准，制定了新的《环境社会框架》。笔者仔细研读这个新标准，惊讶地发现它直接纳入了世行、亚投行的诸多标准，全面对接国际最佳实践。

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曾说，“中国并没有另起炉灶，没有另搞一套，而是努力在现有国际秩序和体系中发挥更多作用”。他说这话时是2016年，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实践证明了这句话绝非虚言。中国式多边主义与美式多边主义的关系是“基于美式，补正美式”，即在继承美式“规则导向，倡导最佳实践”的优点的同时，摒弃其“过度官僚化、过度程序化和一刀切”的做法。

伴随中国的崛起，有人担忧中国会不会像历史上的英国和今日的美国，对外推行霸权？确实，1940年代英美权力交接时，英国拒绝放弃“日不落帝国”地位，力图维持与殖民地之间的特殊关系（imperial preferences）。战后80年的历史，美国对于后面的追赶者——前有德国和日本，今有中国——都毫不犹豫地采取“踹梯子”策略。

应当澄清，实力不等于霸权，实力也不必然导致霸权。观察中国历史，中国长期是世界大国，但没有采取征服或侵略的做法，而是以“修文德”的方式赢得外国的尊重和崇拜。这与西方传教士文化不同，传教士们强加自己的信仰、价值观给别人；在处理国际关系时，毫无顾忌地干涉别国内政、颠覆外国政权。

如今，美国已经走到了多边主义的对立面。去年颁布的《芯片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把给予补贴的条件限定为美国本土生产的半导体和新能源汽车，并把与中国做生意的企业排除在外，迫使企业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今年2月福特和宁德时代宣布在美合作建设动力电池工厂；为了获得《通胀削减法案》规定的补贴，双方商定由宁德时代提供技术许可，而不是合资建厂，构成美版“强制技术转让”。美国的做法，从特朗普到拜登政府都是一致的：他们都在摧毁其先辈主导建立的多边主义。

（本文扩充版刊于2023年5月15日《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