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研究员、中国论坛特约专家、国防部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安全合作中心前主任周波接受了印度媒体《印度教徒报》的专访。他在专访中指出，如果中印关系不仅仅等于边境问题，双方关系就还是健康的，而在很多积极因素作用下，中印两国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牢固。边境问题可能很难解决，但周波认为双方可以先达成一些总的原则，并重申愿在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而不发生任何冲突，这最符合两国的利益。他还认为，随着中国、印度、东盟等国家和组织的崛起，“亚洲世纪”已经到来。
去年底，中国现任外交部长秦刚曾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指出中印边界当前现状，是双方均愿采取措施缓和局势，共同维护边境和平安宁。而今年初CISS发布的《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2022年度报告：亚太命运共同体展望》中，对今后五年中国亚太外交提出的建议中也提到将中印边界问题置于双边关系适当位置，依托军长级会谈和边境事务机制会议等渠道，在脱离接触基础上实现常态化管控，防止矛盾激化和失控。
作为中国与周边国家重要且时有纷争的双边关系，中印关系在今年会如何发展？两国边境问题的解决是否会出现曙光？
John Cherian：据您分析，为什么2017年后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沿线的紧张局势急剧升级？您是否认为两国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是该问题背后的原因之一？
周波：我认为，中印边境紧张局势的根本原因显然不在于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有充分理由确保中印边境的和平，这也是中方一贯的态度。如果我们从大局来看，在中国被迫与美国竞争，特别是由于民进党的所作所为和美国的干涉造成台湾问题对中国愈发棘手情况下，中方没有理由在边境实际控制线上对印度施压。我曾多次参与该问题的双边研讨会。我一直对印度学者说，如果你们认为中国在边境问题上预谋在先、刻意挑衅印度，那完全是误解，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做。因此，我不同意你关于民族主义影响中方决策的说法。在与我交谈中，印度学者谈到中国修建直通中印边境的道路，他们似乎认为中方此举的目的是加强边境地区的防务部署。这种理解是错误的。其实中印双方都在修建直通边境的公路。中方修路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中国一直在为扶贫做出巨大努力。我的经验是，要想富先修路。这是中国从四十多年改革历程中得出的结论之一，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们确实擅长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当中国在全国各地修建道路设施，尤其涉及到边境地区时，邻国是否会将其视为一种军事措施？你或许会说，高速公路或快速路能用于飞机起飞，但这不是修建公路的主要目的。如果你只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可能会产生误解。我需要解释这一点。John Cherian：那么中国对印度在中印边境实控线附近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有意见吗？周波：我认为这就像军备竞赛中典型的两难境地。无论一方做什么，都可能被另一方视为一种军事准备。如果两者之间存有某种怨恨或敌意，就可能会导致另一方采取一些行动作为回应。多年前，我曾从事与南亚相关的工作，当时我经常听说，印度人在印方一侧修路，导致我们处于劣势。但是我凭直觉认为，中国更擅长基础设施建设，所以我们的道路设施可能更好，或者现在修得更快。John Cherian：自2017年的洞朗对峙事件以来，中印边境的紧张局势显著加剧。洞朗事件是中印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您是否认同我的这一观点？周波：洞朗事件的发生令人非常遗憾。特别是中印两国在1993年之后的几十年里已经维持了相当长时间的和平，洞朗事件实在出乎中方意料。因为我们知道印度认为洞朗地区是不丹的领土，而我们认为洞朗地区属于中国领土，但至少双方都不认为这是印度的领土。John Cherian: 就是说洞朗的边界是在不丹与中国之间，而不是在中印之间，对吗？周波：我说的就是，印度认为洞朗是不丹领土，而我们认为洞朗是中国领土，但中印两国都不认为洞朗是印度领土。那么，印度为什么要跳出来干涉？根据我对印度与不丹双边关系所做的一些研究，2007年的《印度-不丹友好条约》只要求两国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密切合作。事实上，这与你们过去的做法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例如，1949年的双边条约曾明确规定，不丹的外交政策和外交事务必须接受印度的“指导”。通过比较就会发现，印度与不丹间的关系不是很正常的国家间关系。我想你们到2007年时终于发现，指导另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实在不合适。印度为何要“指导”另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这说明你们实际上接替英国政府“指导”了不丹的外交政策。而后你们在2007年放弃了这一做法，改为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密切合作。但印度派兵介入，实在过分。我知道在印度，这被广泛视为你们的胜利。但我不认为这是一场胜利，因为此事表明，与印度无关的事情也可能成为中印之间的问题，这令中方感到无比震惊。当然我不认为这是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的直接原因。事实上，中印双方（在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中）都有伤亡。John Cherian：在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会晤后，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沿线在很长一段时间保持了相对平静。您认为再举行一次领导人峰会，会有帮助吗？习主席曾在三年前到访印度，但效果不大。需要马上再有一次峰会吗？
周波：我认为新的领导人会晤将有巨大的帮助。正是因为在拉吉夫·甘地访华期间，中印两国领导人提出了一些总体指导准则，然后在1993年，我们双方首次达成了《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我注意到，在（去年的）G20巴厘岛峰会上，莫迪总理与习近平主席握了握手。明年的G20峰会将在印度举行。莫迪总理与习近平主席握手是友好的表示。鉴于边境问题可能很难解决，我认为双方可以先达成一些总的原则，并重申愿在边境地区保持和平安宁而不发生任何冲突，这最符合两国的利益。当人们研判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时，得出的几乎都是负面的教训，但我从中看到一些积极的东西。首先，中印在过去建立的信任措施发挥了作用，因为双方都没有试图向对方开枪。这是迄今为止双方最重要的共识。这意味着无论士兵们如何打斗，他们在潜意识里都知道不能向对方开枪。不过据我所知，有印度士兵向空中鸣枪以示警告。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建立信任措施的协议——至少其中的五个——发挥了作用。虽然这些措施没有得到充分执行，但已经能让双方士兵不向对方开枪，这一点非常重要。在21世纪的今天，两个亚洲大国面临如此困难的情况，也没有试图向对方开枪，我相信，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经验教训。如果我们牢记这一点，且双方领导人下达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的明确指示，我相信两国有望在边境地区再维持至少40年的和平。这是可能的，尽管我认为中印边境问题不太可能在短期内解决。John Cherian：在您看来，印度加入四国安全对话机制（Quad）是导致中印关系下滑的原因之一吗？
周波：首先，Quad的成立是由于中国，这是肯定的。真正的问题是，它是否针对中国。我相信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一定程度都想把Quad发展成“反华俱乐部”，这三个国家已经是盟友，所以印度的态度对该机制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我总体认为，迄今为止，印度拒绝将Quad变成“反华俱乐部”。如果观察Quad，就会发现目前其唯一的军事成分仅是一个名为“马拉巴尔”的军事演习，仅此而已。目前Quad正朝许多方向发展，包括疫苗分配、基础设施建设和应对气候变化。我对Quad在应对气候变化上能发挥多大作用表示怀疑，因为气候变化是一个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不可能仅靠四个国家来解决。我也不认为Quad会发展成类似北约或“小北约”的机制。事实上，我对印度外交政策的独立性有一定信心，相信你们的外交政策还不至于被其他国家牵着鼻子走。John Cherian：您相信印度将保持其外交政策的战略自主性？John Cherian：无论如何，中国仍然是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印度仍然积极参与金砖国家（BRICS）、俄印中三国机制（RIC）和上海合作组织（SCO），所以我认为双方还有很多合作空间。
周波：当然，我完全同意。一些印度人想太多了，以为印度拒绝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会对中国造成打击。我不这么认为，因为“一带一路”倡议有太多合作国家，且印度已经是亚投行的成员，而亚投行实际上与“一带一路”倡议存在很多联系。据我所知，印度拒绝加入是因为“一带一路”倡议经过查谟-克什米尔。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一条沿线国家根据自身国情自愿参与的虚线，而非一条无缝衔接的实线。“一带一路”倡议由中国提出，并欢迎其他国家加入。如果有些国家出于某些原因有所保留，我们也理解。尽管存在这一问题，中印两国在上海合作组织和金砖国家的机制中保持着良好的合作。我想跟您谈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我坚信，“亚洲世纪”已经到来。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全球地缘政治重心正在向东亚转移。在我看来，虽然欧洲心脏地带的战火不知道会持续多久，但这场乌克兰危机只会加速全球地缘政治重心转移的进程，人们的注意力将被吸引到东亚地区。我想进一步指出的是，“亚洲世纪”的来临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在东亚的崛起，还因为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家和东盟等组织的崛起。随着亚洲的集体崛起，“亚洲世纪”已经到来。十年后，中国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我说“可能”，是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已经放缓，中国人口正在老龄化，有些人现在对这一目标表示怀疑。但这也难说，因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速或将超过5%。我不知道中国能否在未来十年内保持5%的经济增速，但如果我们能做到，那么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印度十年后可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因此，我们两国如何处理彼此关系至关重要，因为这将成为一种完全不同的关系。John Cherian：中国已经与除印度以外的所有国家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为什么唯独没解决与印度的边境问题？是不是因为中印边境问题太复杂了，涉及到英国殖民时代的遗留问题？以及地图的绘制方式？
周波：边境问题确实太复杂。中国没有理由不希望与印度解决边境问题，但是在一些最基本的认知上，中印两国都无法达成一致。例如，中国认为中印边界线长度是2000公里，而印度认为巴基斯坦将印度在克什米尔的领土割让给中国，所以（中印边界长度）是3488公里。如果我们连对边界线的长度认知都不一致，那怎么可能解决这个问题？在过去，中国的想法是东西段互相交换一部分，但印度不同意。中国希望采取由上至下的解决方法，双方先确定互让的原则，再开始做一些具体的工作。但印度认为，问题的根本原因是双方不知道实际控制线的走向，所以要求先勘察验证。印度提出的方法是自下而上的。在上世纪90年代，我曾是中国边境谈判的军事专家，所以我知道解决该问题有多难。举个例子，为了解对方眼中有争议地区的具体位置，我们曾互换地图，但双方无法就哪些是争议地区达成一致。然而，我想说的是，至少我们达成了五个关于维持实际控制线附近和平与安宁的信任协议，这五个协议非常重要。在1993至2003年间，中国与印度的双边信任措施比中国与任何其他国家间的都多，相比之下，中国与美国只有2-3个信任协议。中印双边信任协议的内容非常具体，其中包括：在实际控制线附近，不应该举行师级以上演习；如果要开展旅级演习，应该事先通知对方；军用飞机不应该在距离实际控制线10公里内飞行；当一方的部队在巡逻时，另一方不应尾随。这些措施都非常详细。由于加勒万河谷冲突事件，一些人认为双方建立的信任措施失效了。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这些措施仍然很有效。如果双方连巡逻部队相遇时的行为规则等细节都讨论过，哪里还需要新措施？当然，如果有人能指出我的观点有误，我会欣然接受。我们需要政治承诺来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我认为，我们应该仔细梳理这些信任措施，并认真地执行所有这些措施。有些事情确实困难，例如1993年协议提到的核查实际控制线。但还有很多其他事情可以做。例如，我在所撰写的文章中也建议，两国军队应在最危险的对峙区域脱离接触。这一点已经实现，双方已经在班公湖地区、温泉地区等处脱离接触，我认为这就是正确的问题处理方式。John Cherian：中国新任外交部部长秦刚上任后不久曾表示，他的首要任务之一是改善与印度的关系，缓解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附近的紧张局势。我认为这是个明智的举动。但我认为，印度方面也需要有对等的表态。周波：您的看法没错。我认为目前印度政府的态度正变得有点像拉吉夫·甘地访华之前的态度，即印度方面愿意处理边境问题，但在边境问题得到妥善处理前，印度认为两国关系的其他领域无法得到实质性改善。我认为这是错误的，市场力量也可以证明印方的这种态度是错误的。2021年，尽管印度政府对中资企业实施了打压，但中印双边贸易额仍创下历史新高。这就说明，在很多积极因素的作用下，中印两国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牢固。如果中印关系不仅仅等于边境问题，双方关系就还是健康的。我由衷希望印度政府能够从更多元的角度来看待中印关系。正如我之前所言，我们不希望边境问题再次成为中印间的冲突爆发点。
翻译：吴子浩
校对：韩桦 申青青
本文2023年2月17日首发于“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