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在过去几十年里，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和她的几位前任与中国领导人共同塑造了良好的中德关系，德国也常常在中国与西方之间扮演“建设性中间人”的角色，发挥着促进各方沟通的作用，也实现了自身利益。
但近来给人的印象是，德国在改变其对华关系的传统。例如德国外长频频对华出言不逊，其访日时宣称要与日本共同应对“中国威胁”。多年来习惯于中德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的分析者，开始担忧中德关系将出现动荡。德国现政府执意推行价值观外交，或将使其失去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建设性中间人”的角色。
尽管自德国现政府执政（特别是绿党执掌德外交部）后，中德关系出现了政策表述的波动，笔者仍然认为，两国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发生实际的重大震荡和倒退可能性不大。德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充当“中间人”的角色有利于中德关系发展，也符合其自身利益，德国对此不会轻易放弃。得出这一看法，主要基于以下三点：
首先，是价值观问题。长期而言，德国本届政府由绿党主导的价值观外交难以持久。从历史大背景看，价值观外交是中世纪宗教圣战和冷战意识形态外交的理念与实践的现代版延续，后者已被历史验证具有损人不利己的破坏性和把现实利益装扮在道义外衣下的虚伪性和侵略性。价值观外交也终究藏不住对利益活生生的追求。
德国已故著名学者汉斯佩特·施瓦茨曾在波恩向笔者表示，20世纪意识形态冲突给人类带来了重大危机，其根源是美苏两大意识形态对立集团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保持清醒的德国学者认为，当年毫无外交主权的德国跟随美国对付苏联也是抵御来自华约集团的安全威胁。但当前美中矛盾不同于当年的美苏争霸，“美国越来越力不从心，变得易怒和有进攻性，而中国越来越自信，德国和欧洲要避免夹在中美之间”（德国研究美国问题的专家哈克语）。有洞察力的德国学者已经看到，美国更大的问题是正在失去道德的力量，其民主制度面临空前危机，难以担当西方“价值联盟”领袖的角色，在全球推行价值观外交缺乏说服力。这将令德国价值观外交的信奉者遭遇挫折。
即便是民主、自由和法治本身，也不是德国或欧美个别国家的专利，而是任何一个努力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政府的执政价值追求，是各国的共同价值。割裂自身价值和共同价值、自身利益与共同利益的外交是走不通的，很难长久。再者，不计成本的价值观外交很昂贵。近来德方有政府和学术界人士呼吁，德国外交应关注德国自身的利益，不能把账单最终转嫁给德国民众。当前能源危机就是德国价值观外交实践的直接后果，而为此埋单的是德国老百姓。
其次，是世界观问题。在当前美国主导的涉华语汇中，“世界”“国际”带有强烈的虚构或夸张性质：要么是国际社会都在反对某国，你中国不反对就是和世界各国作对；要么是世界各国都在制裁某国，你中国不参与其中就是和世界作对。但是，如今对世界是什么的定义权，不再完全掌握在欧美手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殖民被压迫的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历史性地改变了对世界的定义权。
虽然欧美一些国家惯性地维持着殖民霸权时代的“我即世界”的思维模式，但它们的这个“世界”早已不存在。比如，说是“世界”因俄乌冲突在制裁俄罗斯，但德国《经济周刊》发表的数据表明，除了欧美以及亚太少数国家外，全球绝大多数国家没有加入制裁俄罗斯的行列。不仅如此，印度等一些国家还加强了与俄罗斯的能源贸易关系。面对来自欧洲的指责，印度外长苏杰生上月在布拉迪斯拉发全球安全论坛上反驳道，欧洲必须摆脱“欧洲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但世界的问题不是欧洲的问题”这一思维模式，“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格局已成为过去式。希望加强在欧洲领导地位的德国认真倾听印度外长的批评，当前德国一些政客要厘清自己的世界观。
第三，是中国观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积累的实力和定力是中德关系能够稳定发展的恒量基础。笔者的感受是，作为德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政府和社会对良好的中德关系很习惯，也很期待。德国文化和产品依旧受到中国民众的欢迎。
与此相反，近年来，尤其是本届政府执政以来，德国涉华感受在快速负面转向。其特点是，与以往媒体和社会散布涉华负面情绪时德国政府发挥理性平衡作用不同，这届政府的部分成员和联合执政党派的成员成了推动负面对华情绪的力量。德国工业界2021年初建议德国和欧洲从“伙伴”“竞争者”和“对手”三个视角制定对华政策时，合作与竞争还是主要的出发点。但在本届政府一些阁员、议员，特别是在外交部门那里，中国被突出地视为“制度性对手”，而且还跟着美国的“语调”，称中国是“未来主要的系统威胁”，要系统应对。“中国威胁论”正在被一些人塑造成德国社会的“恐华症”，这一点需要特别警惕。
不管德国涉华感受如何起伏，中国的对德感受和对德政策一直相当平稳，合作与共赢、理解与互鉴是常见词汇，常听到的一句话是“无论如何，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这透出对中德关系的定力。虽然中方清楚德国当前涉华看法混乱，但无意“接招”。衡量制度优劣的根本标准，是看民众能否过上美好生活，而不是由争辩裁定。中国长期稳定的开放与发展，是中德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中方对中德关系有信心的基础。德国政界、学界和商界很多人士也认同这一点，但时下因为俄乌冲突带给欧洲的氛围，让他们倾向于“少说多做”。而德国要发挥自身更大的影响力，也需要继续扮演中国与西方的“建设性中间人”角色。
（本文首发于2022年7月26日《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