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7月1日，中国论坛特约专家、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中国前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于洪君出席东北亚发展前沿论坛，以《既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又为人类进步做贡献》为题目发表演讲，对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百年历史进行了回顾与思考。于洪君认为，党通过广泛和灵活多样的对外工作，为新中国大踏步走向国际斗争舞台、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时起，就是一支具有宽广的世界情怀和远大的战略目标，并以推动人类社会共同进步为已任的重要国际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联系与交往一开始就是中国革命事业的最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党的对外关系与国家外交彼此协调，密切配合，相得益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直接领导和指挥下，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联系与交往，又有重大发展和突破。党的对外关系不仅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今世界大变局条件下世界政党政治景观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一、革命战争年代：丰富多彩的对外交往与艰苦卓绝的国内斗争相辅相成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依靠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支持，完成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建党工作，并且与该党领导的世界各国共产党大联合组织共产国际建立并保持着密切联系。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中国共产党人处于极端险恶的白色恐怖之中，董必武等大批领导干部到苏联学习进修。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共产国际领导人的直接参与下于1928年在莫斯科举行的。

1936年，为了推动建立国际和国内的反法西斯斗争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与联络工作的思路进一步放宽。当年7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和马海德来到延安。前者写出了震撼世界的不朽之作《红星照耀中国》，后者则以一个医生身份留在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之中，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加入中国国籍的第一个外国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成为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和目标。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从形式到内容又有重大变化和调整。其突出特点就是重新加强与苏联共产党的联系，争取苏联实实在在地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支持中国革命的全面发展。1949年上半年，中国革命胜利在即，党的对外交往与联系不可避免地要与新中国外交问题交织在一起。1949年6月底至8月初，中共中央派遣高级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成功争取苏联支持即将成立的新中国。

当然，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关系也不仅仅局限于同苏联的交往。美国友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国际共产主义战士”李敦白都是在抗战胜利后走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这些西方人士从同情、支持到参与和献身于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与联络工作成就斐然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共和国初年：党际关系服从国家外交，相互间既有紧密联系又有显著区别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中国共产党成了新中国的执政党。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很快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企图将新生的人民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面对西方势力的这一野蛮政策，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执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党的对外交往与联络紧密配合新政府的外交工作，成为助力新中国大踏步走向国际斗争舞台、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核心因素。

为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党的对外交往，适应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历史性需要，特别是扩大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对外影响的战略性需要，中央于1950年1月决定组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专门从事党的对外交往和联络。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联络工作，成了新中国外交的一条重要战线。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是中国共产党将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统一起来，党的对外交往服务于国家外交的成功范例。在这次访问中，苏联领导人就历史上曾错误干涉中国党内事务表达了歉意，双方同意缔结新的中苏新约。由于双方相互信任，党际关系良好，两国关系健康发展具有了坚实保障，这对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发展也起到良好示范作用。自1955年起，中国共产党开始反思党际关系中的某些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始以求同存异的方式对待和处理党际之间的分歧，逐步调整了与南斯拉夫的关系。

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精心谋划和直接参与下，党对外联络与交往的范围稳步扩大，党际关系与国家关系既相互联系又彼此有别的特点分外突出，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断提高。

三、改革开放后：确立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对外交流合作出现崭新局面

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和全国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所有对外工作都服从服务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根本目标，都以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特别是稳定的周边环境为主要任务。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于1978年12月向中央报送了关于我党对外联络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其主要精神是：适应新形势，扩大工作面，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条件。

这种历史性调整在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共产党恢复关系的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自80年代中期起，中国共产党与东欧各国执政党的关系陆续恢复，同古巴共产党的关系也有明显改善。1989年，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的关系正常化取得突破。在同各国共产党、民族民主政党恢复关系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同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的关系也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1981年2月，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密特朗访华，开了中共与欧洲社会党友好交往的先河。从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超越意识形态分歧和国家制度差异，寻求同西方国家中右翼政党建立并发展友好关系，根据历史经验和新的实践，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新时期同世界各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关系的四项基本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1987年召开的十三大将这四项原则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处理同世界上一切政党的关系的基本准则。党的对外工作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

四、后冷战时代：应对世界政党格局演变，理论与实践持续创新

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原苏联东欧地区国家纷纷实行了多党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以冷战胜利者自居，借机在全世界推行西方的政治、经济模式和价值观念。国际政治形势、世界政党格局的这些变化使我国的整体外交、党的对外交往面临一系列新的情况。在这种形势下，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战略方针，和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思想。

在这些重要战略思想指导下，反对制裁，打破孤立，粉碎西方敌对势力的外交围剿，成为中国共产党对外联络工作最主要任务之一。党的对外工作特别是同朝鲜、古巴、越南等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友好交往，在这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同周边各国重要政党进行友好接触，同第三世界国家各类政党和组织开展友好交往。经过一个短暂的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同西方国家政党的友好交往也得到恢复和发展。党的对外工作不仅没有出现“停滞”或“断裂”，反而进入了全面推进、协调发展的新阶段。

这一时期，党的对外工作形式和内容也进行了重要调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党际交往中注入了经济因素。党的代表团出访，经常吸收地方党组织负责经济工作的同志随访，既谈政治，又谈经济，有时还举行较大规模的招商引资活动，促成一系列重大经贸合作项目。也是从这时起，中国共产党开始注意通过党际交往渠道，加强对外国党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执政党自身建设经验和教训的研究。

到新世纪来临时，中国共产党已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个政党和组织建立了不同形式的联系和接触。中国共产党全方位、多渠道、宽领域、深层次的对外交往格局，至此已经完成形成。

五、面对大变局：推动构建命运共同体，打造文明互鉴新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对外联络工作。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与合作”。党的十九大闭幕后立即举行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对话会，既是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的又一个重大创举，也是世界政党史上首开先河的一次盛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表示，中国共产党将以开放的眼光、开阔的胸怀对待世界各国人民的文明创造，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各国政党开展对话和交流合作，支持各国人民加强人文往来和民间友好。通过深刻领会这些重要论述，各国政党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国际责任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在同世界各国政界要人会见会谈时，总书记多次谈到政党交往对于国家关系的重要意义，主张将政党交往纳入国家关系总体进程。党的对外联络工作服务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开拓性、建设性、进取性、独特性更加明显。在习近平总书记直接关心和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的对外联络工作持续创新。中国共产党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把推动不同文明互学互鉴作为对外联络工作的新目标与新使命。

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人类社会遭遇前所未有的公共安全危机。中国共产党向60多个国家的110多个政党领导人致信，全面阐述中国防控疫情的经验做法；向近400个政党提供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向有需要的外国政党、政党国际组织提供必要医疗物资和技术援助。面对个别国家政客借疫生乱、肆意散播“政治病毒”，中国共产党同110多个国家的240多个政党就加强抗疫国际合作发出共同呼吁，反对将公共卫生问题政治化，坚决抵制借疫情对他国搞污名化。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上首次面向国际社会、特别是面向全球政党阐述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前途命运的关切和关心，积极回应各国政党对中国共产党的期待，在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史和世界政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的对外交往史是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建设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中国外交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仍需继续求索创新，不断填补研究的空白点。

（本文2022年7月8日首发于“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