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靖：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中国如何看待俄乌冲突
和整个世界一样，战争的爆发令中国震惊。尽管中国有很强的情报收集能力，但中国的判断是普京不会、也不应该采取军事行动，因为客观看来，通过大军压境、承认东乌两个共和国的“独立”并派遣维和部队进入东乌，俄罗斯完全可以达到其战略目的：1）迫使乌克兰中立（不加入北约）；2）揭示美国在欧洲安全上“只说不做”（lip service）的本质；3）暴露并加剧美欧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矛盾。然而，俄罗斯发起了大规模军事行动，这意味着普京总统有着更大的战略目标，或许是他感觉到了必须用战争手段才能遏制的威胁。
俄乌冲突的爆发，确实使中国面临两难。一方面，中俄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而且普京总统出席了北京冬奥会开幕式，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两国将继续全方位的战略合作。而且，即便在冲突爆发后，拜登总统和美国高级官员仍反复宣称中国才是美国“最严峻的”挑战者，继续加强围堵中国的“印太战略”。这使得中国不可能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打击俄罗斯，因为这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另一方面，中国坚持和平发展战略，坚持多边主义，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发起“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在世界上展现出一个和平建设者的正面形象。但俄乌冲突的爆发使人们将俄罗斯视为国际秩序的破坏者，通过展现其巨大破坏能力来维护其大国形象和影响力。这和中国坚持维护和平、积极对世界做出贡献的建设者形象是矛盾的。而且，为了自身的持续发展和世界和平，中国以损害中美和中欧关系为代价来强化中俄关系不符合中国的利益。俄乌冲突爆发后，中国努力将中俄关系同中欧、中美关系区隔处理，按照自己对是非曲直的判断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
因此，中国在俄乌冲突中坚持以“和平解决”为目的的“有原则的中立”。主要表现为以下四点：
一、坚持所有主权国家——包括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侵犯”的立场，反对战争，呼吁并尽其所能地推动和平解决俄乌冲突。
二、导致俄乌冲突的根本原因是冷战思维和冷战行为。作为一个军事联盟，北约是冷战的产物。1991年前苏联和与北约对抗的“华约”组织解体后，北约已经完成其使命。然而，北约非但继续存在，而且不断东扩，这是典型的在冷战思维指导下的冷战行为，是导致（俄乌冲突）这场灾难的根本原因。因此，摈弃冷战思维、停止冷战行为是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根本出路。
三、中国愿意积极地同欧洲（主要国家）合作，尽力支持它们为寻求和平解决的斡旋。习近平主席为此数次与德法两国元首通话并举行视频峰会。中国不反对以“诺曼底模式”（德法俄乌四方谈判）来解决问题。
四、中国始终维护与乌克兰的正常友好关系，为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中国驻乌克兰大使曾公开表示中国永远不会攻击乌克兰。
总而言之，中国不是肇事者，也不是当事者，但中国愿意为和平解决俄乌冲突贡献力量。
战争的解决方案
俄乌冲突发生后，一方面由于俄罗斯低估了乌克兰人民抵抗的决心和能力，高估了自己的军事能力，导致俄罗斯在战场上的挫败，不得不从全面进攻撤退。另一方面，在美国和北约的全力支援下，乌克兰为保卫自己的国家展现出高昂斗志，加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似乎形成了空前的同仇敌忾，使得美国制定了要打败俄罗斯甚至更替其政权的战略目标。现在看来，这一战略目标是大有问题的。在这个战略目标的指导下，俄乌冲突无非有三种结果：
第一种是俄罗斯被打败。这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美国和北约直接参战或者给乌克兰提供成建制的重武器装备，并帮助乌克兰掌握制空权，否则，一个不能进行大规模进攻的乌克兰不具备打败俄罗斯的能力。如果美国和北约提供成建制的重武器，甚至直接参战，则必然导致战争升级，这会将整个世界带入有毁灭性危险的灾难之中。
第二种可能是双方互不相让的持久战争。一些西方的战略家宣称要把乌克兰变成俄罗斯的阿富汗。这种观点十分荒谬。阿富汗处在被重山隔绝的偏远地带，对周边区域的影响十分有限，而乌克兰则位于欧洲的心腹之地，对整个欧洲的稳定与发展至关重要，一旦乌克兰成为持久的战场，那么陷入这个我称之为“乌克兰陷阱”中的不仅是俄乌，也包括美欧，美俄欧都会陷于无止境的消耗之中。乌克兰战争的持久化，不仅将导致美欧的分道扬镳，而且会导致社会经济的动乱。毕竟，持续的战争不但使得欧洲面临持续的安全威胁，带来的经济困境也难以忍受。
第三种是俄罗斯获得胜利。这不仅将使整个欧洲的安全环境急剧恶化，也会对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带来根本性冲击，对美欧而言这是灾难性的后果。
目前要将俄罗斯击败的战略目标是情绪化和非理性的，由此导致了一种不切实际的政治正确。毕竟，当我们认为自己一方绝对正确、而对方绝对错误之时，我们已经离地狱很近了。理性的做法是改变这种不切实际的战略目标，找到一个切实可行的妥协方案，尽快停止战争，并以条约的方式将和平制度化。从这个意义上看，“诺曼底模式”和被扬弃的“明斯克协议”至少是值得借鉴的。
关于中美关系
中美目前的“竞争”是由美国挑起的。在表面的竞争之下，中美双方最严峻的挑战都来自国内。我刚才说过，美国国内难以弥合的社会分裂以及由此导致的政治极化，绑架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其中最关键的是美国国民在国家认同上的巨大分离,分裂的双方都认为自己代表了真正的美国和美国主义（Americanism），视对方为将美国带向毁灭的邪恶力量，因而势不两立。在这样的情形下，拜登政府及民主党又面临着极其困难的国会中期大选。舆论普遍认为，民主党在此次大选中要遭受失败，拜登政府也将因此提前跛脚，其政策的操控空间将更加狭窄，只有保持强硬才能维持有效的政策运作，因为任何“软弱”的表现都会成为对方攻击的借口和目标。在俄乌战争上如此，在对华政策上更是如此，由此导致了政策的高度非理性。因此，我始终认为美国政治的高度不确定性是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最大障碍。在这样的情况下，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已然十分艰难，而要想改善更是难上加难。
就中国方面而言，由于中国的快速增长和美国自特朗普以来对中国的持续打压，并在印太地区组建围堵中国的联盟体系，使得中国国内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持续高涨，为理性决策带来了一定的压力。而且，中国正面临着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所带来的一系列政治和社会压力。在即将到来的中共二十大上，中国最高领导必须要保持决策的权威性，以便有效地推行既定的方针和政策。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临美国的无端施压，中国领导人不能示弱，必须坚决维护中国的利益，保障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然而，中美两个最强大国家的合作必然会给两国以及整个世界带来稳定和更多利益。而且，中美之间确实有坚实的共同利益。在目前情况下，维护全球金融稳定就是双方最坚实的共同利益。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全球接近60%的贸易都与中国有关，中国的出口额占全球出口额的28%。然而仅有2.7%的贸易是用人民币支付的。在全球12.8万亿的外汇储备中，中国持有近3.5万亿，而在外汇储备中美元占比近60%，人民币仅占2.6%。因此，在人民币没有完全国际化之前，全球金融秩序的坍塌不仅对美国是重大的灾难，对中国也是一场灾难。
目前面临的局面是十分危险的。一方面，美联储为防止经济下滑无节制地量化宽松，印发了4万多亿的美钞；另一方面，对俄罗斯的极限制裁，加剧了全球的通货膨胀。为了抑制几近失控的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了高于预期的加息缩表。但由于对俄罗斯的极限制裁导致大宗产品（价格）急剧上涨，如此剧烈的缩表依然“太迟、太少”，难以抑制已然脱缰的通货膨胀。这使得美国经济面临滞胀衰退的边缘。在此情况下，只有中美两个最大经济体携手合作，才能共同有效地防止比2008年更为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到来，而全球金融稳定对克服目前的经济困境、防止经济衰退至关重要。
就全局来看，要防止中美关系滑入灾难的对抗，不仅事关中美两国，也有赖于全世界的共同努力。毕竟，中美进入难以逆转的对抗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世界分裂为政治上势不两立、经济上互相独立、军事上互相对抗的两个阵营——这是冷战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教训。我们人类不会愚蠢到重新步入冷战、犯下我们40年前经过很多努力和付出巨大代价才纠正的错误。
防止中美冲突，使中美关系回到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正确轨道上，不仅有赖于中美两国的共同努力，也有赖于整个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我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竞争”，美国终将认识到用对抗的方式打压中国行不通，只会两败俱伤，也会给整个国际社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甚至是灾难。国际社会有责任帮助美国认识到这个错误。越早认识到这个错误，中美关系就会越早回到正确的轨道上。
（本文2022年6月19日首发于中美聚焦，摘自作者在EXPANSIÓN国际论坛第三届会议上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