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2年1月，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中国论坛特约专家陈大鹏在巴西政府与企业关系政策学会网站发表葡语文章“Unlock the Secrets of China’s becoming the ‘World Factory’”。陈大鹏认为，中国制造业腾飞的秘诀有三，一是充分利用并积极培育“动态比较优势”；二是建立了政府和市场联手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框架；三是拥有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禀赋条件和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论坛特此转发中英文版，以飨读者。

中国已经成为制造大国、世界工厂，正在走向制造强国和创新高地。自2010年以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一，占全球比重约为30%。在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有40%以上产品的产量世界第一。尤为重要的是，高技术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持续上涨，2020年达到15%以上。中国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中国制造业腾飞的秘诀是什么呢？我们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试着回答。

首先，中国充分利用并积极培育“动态比较优势”。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利用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优势以及高质量基础设施吸引外资，在劳动密集型和某些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建立了国际竞争力。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开放以“渐进式”进程为特征，设立各类试验区发挥“先行先试”功能，在促进开放的同时防范化解潜在风险。作为吸引外资的先行者，广州和深圳所在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在1980-1993年间利用了总额约200亿美元的外资，其中制造业占比约为70%，主要为电子、服装、玩具、金属和塑料制品等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珠江三角洲成为香港的制造基地，形成了“前店后厂”模式。同时，中国通过学习和创新不断培育新的“动态比较优势”，促进产业升级，向全球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跃升。本土企业通过加入外资企业的供应链向外商投资公司学习。例如，全球著名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模塑科技，在成立之初只是生产玩具和装饰蜡烛等低端产品。1988年，大众汽车在上海建立桑塔纳汽车生产线并寻求本地汽车零部件供应商合作，模塑科技抓住机会，引进德国设备和机器，借助德国专家技术支持，生产优质汽车保险杠，顺利加入了桑塔纳汽车供应链。到1997年，模塑科技已成功转型为为大众、宝马、通用和梅赛德斯-奔驰等提供保险杠配套的领先供应商。在此类学习过程中，国内企业不仅获得了先进技术和全球市场，还发展了新的管理理念和品牌意识。

其次，中国建立了政府和市场联手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框架。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促进公平竞争和创新驱动增长，提升自上而下的宏观规划和市场主体微观激励的兼容性。中国稳步推进国有企业转型，激活民营企业活力，深化要素市场改革，消除各种导致资源错配的障碍。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尤其重视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家，特别是私营部门企业家的鼓励和保护，增强了他们扩大投资、优化业务和开拓全球市场的动力。另一方面，政府在建设可靠的基础设施、促进产业协同效应、规范市场行为和防控潜在风险方面发挥着支持和指导作用。例如，中国政府在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上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适度超前建设，从“要想富，先修路”的口号可见一斑。新中国成立以来，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被视为国民经济复苏的重中之重。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体系更是不断完善，为制造业腾飞奠定了坚实基础。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79年至2007年，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占同期社会投资总额的38.4%，年均增长率为19.9%，比GDP年均增长率高出4.2个百分点。同时，政府利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努力解决各种市场失灵和低效问题，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例如，政府大力引导外商投资布局制造业，与市场形成合力。改革开放初期，1979-1984年间，广州和深圳的外商投资集中在酒店、旅游和娱乐设施等领域，这些行业对资本投入和技术创新的要求相对较低，却能为外国投资者提供快速而可观的回报。1986年，国务院公布了“鼓励外商投资的22条规定”，旨在改善制造业企业的营商环境。1992年，国家要求广东要力争用二十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制造业的地位进一步突出。此后，外国投资者才开始在中国大陆大量投资建设出口导向型工厂。又如，当模塑科技决定为大众汽车生产保险杠时，凭一己之力难以获得贷款，政府担保的银行贷款为其提供了购买德国设备的必要资金。更重要的是，中国通过审慎的宏观调控，保持了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避免经济危机对制造业造成严重冲击。中国政府成功化解了多次国内外经济冲击，如1990年代国有小企业破产潮、2000年前后大型商业银行“技术性破产”和不良资产剥离、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确保了制造业的稳定健康发展。

第三，中国拥有有利于制造业发展的禀赋条件和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在禀赋方面，廉价的高质量劳动力对中国制造业的繁荣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劳动力从农村的农业部门转入城镇的制造业，降低了制造业用工成本，形成“人口红利”。同时，受益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为改善人民健康、提升教育水平而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劳动力质量也不断提升。截至1982年，人口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增加到68岁，文盲率从80%下降到22.8%。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素质进一步提高，“人口红利”转化为“人力资源红利”，持续发挥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此外，土地的公有制有助于各类土地用途的快速转换，促进土地资源的有效分配，保障制造业获得布局合理、质量优良、配套完善的工业用地。同时，长期以来，地方政府相互竞争，以优惠的土地价格吸引投资，降低制造业的土地成本，工业用地价格明显低于住宅和商业用地的价格。在国际环境方面，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兴起，产品的模块化程度不断提升，全球价值链环节分工即产业内和产品内垂直分工日益壮大，加之二战后一系列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协定（FTAs）相继生效，大大降低了国际贸易和投资的壁垒，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客观上有利于中国融入世界市场，“中国制造”成为“物美价廉”的象征。

展望未来，随着新一轮工业革命的到来，中国正努力抢抓新机遇，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经验也可能为其他新兴经济体提供有益借鉴。

参考文献：

朱镕基.《朱镕基讲话实录（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李稻葵等.《中国的经验：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济学总结》,上海三联书店2020年版.

薛凤旋,杨春.外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新动力——珠江三角洲个案研究[J].地理学报,1997(03):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