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中德关系持续深入发展，也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德国告别了被视为政治稳定的“默克尔时代”，中德关系也随之进入“后默克尔时代”。德国大选之年，对华政策受到各党空前关注，相应的争论不断发生，中德关系到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一些分析人士纷纷预测中德关系将进入一个震荡时期，未来堪忧。然而，12月21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德国新任总理朔尔茨的通话不仅仅是礼节性问候，更是具有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双方领导人均强调深化双边关系，承担国际责任的重要性，强调合作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习近平主席指出，要保持高层引领的优良传统，为中德关系发展领航定向。时至年末，德新政府执政伊始，这次通话预示着中德关系进入了新时代，中德关系仍然是中德双方高层的重要关切。
高层领导总结过去，引领未来
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德合作一直是中欧合作的“领头羊”，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德关系展现出了充足的活力、耐力、韧力、潜力。根据媒体报道，朔尔茨总理在通话中回忆到两人曾有的交往，表示将继承和推进德中友好与合作。他强调，德中贸易投资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性挑战方面合作密切，双方就阿富汗、伊朗核等地区热点问题沟通密切，这些合作构成了德中关系持续发展的三根支柱。
提出“四力”、“三支柱”的概念，这次通话释放出的重要信号是，两位领导人为中德关系的过往与当下做出了深刻总结，更是为未来发展绘制了蓝图，有理由相信中德关系将一如既往受到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高度重视，继续良好发展的大方向。德国媒体也注意到，两国高层引领是中德关系的优良传统，这对于中德关系至关重要。
事实上，中德两国领导人在即将过去的一年中已经通过电话、视频会议等方式直接沟通多达十余次，这在国际关系中并不常见，可以看出中德之间的密切关系。这种密切关系不是理所当然的，它清楚地表明中德合作在北京和柏林的政府事务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2021年不仅两国元首频繁视频通话，密切沟通，两国政府部门也在中德政府磋商框架下积极开展交流，举办了第六次中德政府磋商会议。四月底，双方25位政府部门领导克服疫情带来的各种困难，主动适应在线交流方式，讨论了各自领域的问题，并就应对气候变化、社会保障、公共卫生、食品安全、国际发展、交通运输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合作签署了多项协议。两国政府部门的广泛参与，标志着中德关系已不再仅仅是外交议题，而是两国社会、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国家整体发展的重要内容。两国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在外交和安全领域德对话受到格外关注。虽然有疫情障碍，中德双方还是在政治、战略、实务和社会领域保持了密切互动。
德国对华认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复杂
今年是中国两国政府10年来第六次开展集体磋商，中国的对德政策以及德国的对华政策已成为跨领域、跨部门的政策。有人将此称为外交的“内政化”，这意味着双边关系的深入和密切程度，而这同时也导致两国关系更加“复杂起来”。用柏林的政治术语来说，中国议题在本届新政府组成之际空前地“内政化”。与外交事务比较而言，内政通常是德国政坛争议的领域。笔者前不久在柏林确实听到了德国社会各界以这种模式思考和感知中国，“内政化”在德国政策圈内差不多是“复杂化”的同义词。多年来观察中德关系的德国专家表示，中国在德形象从未像今年这样如此复杂。
近年来，德国一直在努力从话语范式转换上应对日趋复杂的对华关系。例如，一些智库认为德国对华政策需要范式转换，需要从“以商促变”或“以交流促变”转向把中国定位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由社民党、绿党和自民党组成的“红绿灯”执政联盟在组阁协议中明确采纳了对华关系三重定义，这标志着德国政府接受了中德关系的复杂性定义，其核心概念与德国对双方制度差异的看法高度相关。
在对华关系上，德国实际上一直习惯于从制度角度看待对华关系，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意无意地把中国视为“制度参照系”，曾经希望通过“促变政策”来改变中国的制度，希望中国的制度朝着西方希望的方向发展，如今则以“制度性对手论”防止德国和世界出现朝着中国方向的改变。中德政治制度的不同始终在德国人的视阈里，这种试图改变别人以及不想被别人改变的想法一直萦绕在德国意识形态领域，并以“价值观外交”的名义表达出来。然而，中国对德国对华政策的范式转变感到疑惑，想弄清德国人为何会有这样的想法。其实，德国理论界一些严谨认真的学者也有同样的疑问，他们感受到，德国媒体塑造出来的 “中国形象”正在脱离现实的中国。德国政府着力推动“中国相关能力”建设并培养更多中国通，但排斥中国影响的政策就好比要在空中构建起美丽的楼阁，是不切实际的。
过去这一年，德国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对华认知的确在分化，负面评价日渐增多，正面讨论得不到表达。在联邦议会选举中绿党领导人曾多次表示，要在与中国发展关系中更加强硬。时任外长马斯认为，中德朝“制度性对手”方向发展的趋势明显，而这一判断与现任外长贝尔波克高度一致。这样的政治声音与媒体的涉华观点相互影响，热衷负面信息的媒体在对华报道上的表现充分说明全面客观报道中国是很大的挑战。与之相反的是，围攻正面看待中国的看法和人成为媒体很喜欢做的事，只有批评甚至污蔑中国才算是“政治正确”。看媒体报道，就像看到中德关系的上空乌云密布。客观或者积极的对华声音不断受到攻击，给人的印象是一些德国智库在涉华问题上从思想库“think tank”变成了思想坦克“tank”（英文“tank”在德语中有“坦克”之意），成为中德中欧认知冲突的先锋。
负面的涉华观点留下深刻印记
德国和欧洲对华负面认知在过去一年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在三月欧洲首先制裁中方和中方对欧反制裁之后，欧洲议会中断了审议《中欧全面投资协议》程序，给全年的中欧和中德关系笼罩了长长的阴影，这是冷战以来正常国际关系意识形态化的经典案例。有欧洲学者称，欧洲受到的制裁太强烈了，中方“用力过猛”，其实，欧洲的政治人物们早就应该认识到，制裁外交是在给自己解决问题设置障碍，依照“价值外交”制裁他国是冷战的模式，甚至是殖民主义时代劣迹。要看到，对中国来说，这不是一个制裁程度的问题，而是欧洲基于捏造的信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绝对不能接受。
除此之外，德国出台《供应链法》、派遣护卫舰巡航印太地区、炒作孔子学院等诸多事件均显示出，中德关系中意识形态障碍在不断加大，这也预示着未来的中德合作不会一帆风顺。
中欧之间的认知误差在加大，这是需要双方在未来正面应对的挑战。笔者近来多次听欧洲学者说，中国发展太快、太强，这使一些欧洲人感到焦虑，担心自己的生活方式被改变，德国在欧洲是以喜欢焦虑著称的，德国的焦虑在欧洲蔓延。然而在中国看来，这样的焦虑没有道理，因为欧洲在中国的发展中获得了经济增长和社会福祉，中国的发展是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在过去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证明了的事实。事实常常并不是不言而喻的，为增进中德克服认知误差，克服德国和欧洲对中国发展的焦虑，需要经常讲一讲常识和事实。
德国也有人呼吁德国的外交政策要符合常识。在12月初的一次采访中，前联邦总理、社民党人士格哈特·施罗德警告主管新一届政府外交政策的绿党主管说，“世界因绿党理念变得更美好”这一想法是错误的。施罗德的这句话是根据德国诗人盖伯尔的诗句改编的，若根据德现今外交政策可能走向再改编一下，那就是，带着“世界因德国绿党而变好”的想法搞外交是错误的，不仅仅是在对华政策上，傲慢的态度与无知的策略在任何一个领域都寸步难行。
回归理性，中德关系依然未来可期
不过，全面理性地回顾2021年中德关系，还是有理由对未来保持乐观的。今年前三季度中德双边贸易额已超过1700亿美元，增速高达27%，全年有望再创历史新高。现在中德之间一天双边贸易额等于建交之初全年的2倍之多。德国是对华出口和投资规模最大的欧洲国家，中国连续5年成为德国全球最大贸易伙伴。货物和服务贸易不仅仅是物质的关系，也是两大经济体社会互动在生产方式和生产成果上的具体展现，或者说，贸易关系是社会关系的一种物化形式。可以说，中德关系已经积累了牢固和丰富的物质基础与社会基础。
2021年是中德关系史上激动人心的一年，现实多面，认知多元。两国关系的基础依旧稳固，但未来进一步积极的发展还需要双方共同努力。不回避认知误差，未来中德之间增信释疑将变得更加重要，这是双方未来面临而共同挑战。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已经重申，双方将从战略高度把握大方向，以务实态度推动互利合作，携手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两国领导人的通话既是对当前两国关系的高度肯定，也是对未来发展的高度期待，必将推动中德关系未来继续向好发展。
（本文首发于2022年1月4日“上观新闻”与“中国网德文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