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中国对阿富汗问题持明确、一贯而又相对低调的政策立场。在阿富汗问题上，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主流观点基本一致，但中国又有自己独立的政策，以反映中国自身特殊的利益、关切，以及优先目标。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有很多关切，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新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中国与阿富汗政府保持着正常、良好的关系，积极参加阿富汗的经济重建，为其提供财政支持和其他援助。中国支持国际社会对阿富汗的帮助，但又避免直接军事卷入阿富汗。中国极少批评美国的阿富汗战争，但对这场战争的有效性存有怀疑，并且拒绝加入美国发起的“北方配送网络”（NDN）。中国反对塔利班，因为塔利班与“东突”组织——维吾尔族分裂势力——关系密切，但中国又谨慎地对待塔利班问题，以避免与其直接发生冲突。中国支持阿富汗人自己治理阿富汗，希望“喀布尔进程”能够顺利进行，使阿富汗政府发挥更大的自主性、承担更多的责任。与此同时，中国也在为各种预想不到的情况做准备。
一、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的低调立场
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积极的参与者。2002年，卡尔扎伊领导的过渡政府成立后，中国外交部长杨洁篪在一次阿富汗问题会议上曾指出，“中国是阿富汗战后和平重建的积极支持者、参与者和推动者，并发挥了积极作用。”[1]但和其他大国相比，中国在阿富汗问题上被认为是相对低姿态的。[2]它主要表现在中国无意挑战美欧国家在阿富汗问题上的主导地位，并且谨慎地避免在军事介入阿富汗事务，拒绝参加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
中国之所以奉行低调政策，是由诸多条件和环境决定的。阿富汗战争爆发后，美欧同盟的军队大批进入阿富汗，成为了阿富汗新政府的政治监督者和安全保证者。美欧国家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着主导作用，包括新政府的成立以及军事和经济重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事实上没有发挥重大作用的余地，同时它也不想扮演西方小伙伴的角色。
与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在阿富汗的目标相对有限。在阿富汗重建问题上，中国坚持其政治原则，但并不想直接政治重建阿富汗。至于阿富汗的国内事务，如政治力量构成、社会模式和意识形态，中国不认为这些是自己的任务。中国关注的主要是阿富汗以及本地区的安全稳定，特别是它对新疆安全的影响。
传统上，阿富汗在中国的外交事务中处于边缘位置，中国在阿富汗的影响也比其他大国要小。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阿富汗一直属于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在1979年入侵阿富汗，直到1989年才撤军，随后阿富汗内战爆发。1996年塔利班控制了国家权力，但中国并不承认塔利班政权。2001年，美国对阿富汗发动了新的战争，并领导着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战争持续了10年多，美国军队至今依然驻扎在阿富汗，到2014年底之前才可能基本撤出。在阿富汗的这些重大事件中，中国都不是主角，当然，这不表明中国不关心阿富汗局势。
然而，中国的低调立场并不意味着中国与阿富汗现政府的低水平的关系。自2001年底阿富汗新政府成立后，中国就与其保持着密切和友好的关系。2002年1月，阿富汗过渡政府成立伊始，卡尔扎伊总统就对中国进行了首次访问。2006年，卡尔扎伊总统对中国进行了首次国事访问，2010年又进行了第二次国事访问。中国最高国家和政府领导人迄今尚未访问过阿富汗，两国官方往来主要是次一级别的层次，特别是两国外长之间。除了双边轨道，两国领导人还经常在多边平台见面和交流，特别是在上海合作组织（SCO）框架内。
中国努力巩固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促进经济合作，并向阿富汗提供经济和其他援助。2006年，中阿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是一份重要的文件，为发展双边关系确立了基本的政治原则，并指明了方向。条约签订后，两国在很多领域达成了一系列合作协议。两国合作覆盖的领域广泛，但安全和经济处于首要地位。两国政府宣布，将在反恐、禁毒和打击有组织犯罪方面进行合作。中国政府表示，将支持阿富汗政府维护国内稳定的努力；阿富汗政府承诺，将为中国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和跨国犯罪提供支持。两国政府同意强化双边经济关系，重点放在原材料贸易、发电、公路建设、农业和交通发展，以及其他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3]
二、安全——中国的核心关切
在很大程度上，新疆的安全稳定是中国阿富汗政策的出发点，这也体现了中国阿富汗政策的主要特征。中国在阿富汗也有重大项目和投资，但它们是正常的商业活动，是中国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中国的“担心”。
对于新疆来说，“东突”是影响其安全稳定的最大内部威胁，而阿富汗问题则是其最大外部威胁。阿富汗与新疆在安全问题上的关联显而易见。“东突”组织与塔利班及基地组织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不是秘密，它们早在2001年“9.11事件”之前就已经携手。从1996年到2011年，阿富汗是“东突”的可靠基地，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成了“东突”精神上的鼓动者和物质上的供给者，为其训练战斗人员、提供武器，并给从中国逃亡的“东突”分子提供庇护。尽管在阿富汗接受过训练的“东突”分子的准确人数难以确定，但实际数量一定不会很少。[4]
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国曾抓到了数名来自中国新疆的武装人员。在美国的关塔那摩军事基地中，有22名被囚人员是维吾尔族人。塔利班政权被推翻后，“东突”武装人员同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一同撤离，并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继续联合活动。出于宗教和意识形态的原因，很难期望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完全停止支持“东突”，尽管程度上可以有差别。这就意味着，只要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在阿富汗继续存在，它们就很可能会继续支持“东突”。
“东突”是中国将长期面临的问题。尽管“东突”没有把新疆从分裂出去的可能，但短期内彻底铲除“东突”也不现实。中国政府拥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应对“东突”的挑战，但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也任重道远。因此，在未来的相当长时间里，新疆的安全稳定都将是中国的重大关切。2009年7月5日在乌鲁木齐发生的大规模骚乱特别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新疆发生的最大、最严重的暴力骚乱。根据官方报告，共有197人死亡，多数是无辜居民；受伤的有1700多人；汽车和商店被烧、被毁多达1600余起。[5]这起事件突出反映了“东突”问题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它表明“东突”问题不可能轻易和迅速地解决，对此不能抱有任何幻想；这一事件也说明，新疆的经济发展是必须和极其重要的，但它不能自动解决“东突”问题。
从更广泛的视角上看，阿富汗影响着新疆的周边环境。阿富汗的不稳定将不可避免地外溢到周边地区。如果阿富汗问题不能解决，新疆周边地区不会安宁，新疆自身的安全环境也难以保障。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将阿富汗看作是构建新疆地区安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从地缘政治视角上看，阿富汗问题同样使中国关切。阿富汗战争使中国的西北周边成为战场，在阿富汗和中亚出现了美国的军事基地，导致大国在这一地区的竞争更为激烈。在地缘政治和地缘安全上，这一变化对中国不是福音。
阿富汗的毒品问题也困扰着中国。由于地理上的邻近，阿富汗毒品很容易通过中亚与巴基斯坦被偷运到中国。现在，阿富汗仅次于东南亚，已成为中国毒品的最大来源地之一，。新疆是阿富汗毒品的首先受害者，近年来新疆的毒品问题有愈加严峻的趋势。
三、中国参加阿富汗战后重建
中国支持国际社会帮助阿富汗应对各种挑战的努力。作为阿富汗的邻国，中国是阿富汗问题“6+2”机制的成员之一。[6]该机制形成于1999年，是在联合国促进阿富汗政治和解与和平的框架之内建立的。2001年美军推翻塔利班政权后，这一机制被束之高阁。阿富汗新政府成立之后，中国成为阿富汗重建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参加了绝大部分与阿富汗有关的重要国际政治活动，例如2006年在伦敦召开的阿富汗问题国际会议、2008年的巴黎会议、2009年的海牙会议，以及2010年在伦敦、伊斯坦布尔和喀布尔召开的三次会议。
中国支持国际社会为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努力，认识到没有国际社会的帮助，阿富汗无法自己解决问题。中国解决阿富汗问题的立场可概括为五个原则：保证阿富汗的独立和主权国家，由阿富汗人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通过政治和解实现和平；建立一个进步性的社会；使阿富汗成为其邻国的友好国家；促进国际合作，并由联合国发挥主导作用。中国还提出了四点主张：一、确保安全稳定；二、发展经济；三、改善治理，国际社会应让阿富汗人民自主选择一种最适合本国实际情况的治理模式；四、加强国际合作。[7]在后来发表的四点主张中，“改善治理”改为了“实现政治和解”。[8]
随着“喀布尔进程”启动和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开始从阿富汗撤出，中国提出了“五个支持”的立场：第一，支持“阿人主导、阿人所有”的和平重建进程；第二，支持阿富汗加强能力建设，早日承担起维护国家和平与稳定的重任；第三，支持阿富汗自主推进民族和解，为实现和解创造有利环境；第四，支持阿富汗发展经济，在过渡期及2014年后，国际社会应继续提供支持和援助；第五，支持阿富汗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特别是加强同地区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增进彼此间的政治互信。[9]
中国在阿富汗新政府成立后即开始参与阿富汗的重建。2002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会见了阿富汗过渡政府总统卡尔扎伊，承诺中国将积极参加阿富汗重建工作，并承诺提供1.5亿美元的援助。[10]根据官方公布的材料，2002到2010年间，中国向阿富汗提供了10.3亿元人民币（约合2.053亿美元）的援助，同时还免除了阿方１９５０万美元到期债务。[11]2011年，中国政府决定向阿富汗再提供1.5亿元人民币（约合2370万美元）无偿援助。[12]中国还以其他形式帮助阿富汗，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如喀布尔国家医院和帕尔旺省的水利工程）、人力资源培训（有800多名阿富汗政府官员和技术人员在中国接受了培训）以及出口关税优惠（例如，2010年中国决定逐渐免除95%的从阿富汗进口的商品的关税）。
中国企业也积极参加阿富汗的经济重建。中国企业在艾娜克铜矿项目国际招标中中标。。中冶集团（metallurgical group）计划在五年间投资40亿美元。在合同之外，中方将为阿富汗修建铁路，另外还承诺将开发煤矿、建设一个４０万千瓦电厂，并将修建一个年产量１００万吨的钢铁加工厂，综合投资规模预计将超过１００亿美元。中冶集团将为３０年开采权支付总计８．０８亿美元费用，并每年将向阿富汗政府上交税收约６０００万美元。[13]中国在阿富汗还有另一大型项目，即在阿富汗东北部的萨利普尔省和法利亚布省开采石油和天然气。这是阿富汗政府首次以合同形式允许外国企业开采其油气资源。根据双方于2011年12月签订的协议，阿富汗政府可以获得70%的销售利润。中石油（CNPC）也将支付15%的专利税，还要支付公司税和地租。此外，中石油还承诺在未来三年内建立一座冶炼厂，这也将是阿富汗的第一座冶炼厂。据信, 通过这个项目，阿富汗在未来25年可有约70亿美元收入。[14]如果工程能顺利建成，阿富汗就将结束完全依赖于油气资源的历史。
中阿两国贸易正在不断增长。为促进阿富汗对中国的出口，中国政府从2006年开始为阿富汗的278种商品提供了免关税待遇。中国出口到阿富汗的商品主要有机械、电子设备、建筑材料、轻工业产品、家用电器以及绿茶；中国从阿富汗进口的有绵羊皮、地毯、棉花，以及其他产品。但中阿贸易总额还不是很高。见表—1。
表—1 中阿贸易额（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同阿富汗双边关系” 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sbgx/。2009年和2010年的数据来源于阿富汗政府公布的数据，分别为从2009年3月21日到2010年3月20日，以及从2010年3月21日到2011年3月20日的统计数据。http://af.mofcom.gov.cn/aarticle/zxhz/tjsj/201110/20111007773306.html。
由于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两国贸易额在2008年大大下降，但到2009年又恢复了增长，并开始迅速增加。中国成为阿富汗的第二大进口国家和第五大出口市场。[15]
四、中国拒绝军事介入阿富汗，对塔利班采取谨慎政策
中国为世界反恐行动提供支持，对阿富汗政府给以支持，并为阿富汗政府培训官员和政治家。[16]但中国又避免直接军事卷入其中。当时的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曾谈到过中国军队参加ISAF的可能性，但中国明确表示拒绝。事实上，中国排除了向阿富汗派驻军队的可能。[17]
同样，中国也没有参加“北方配送网络”（NDN）。2009年，为了满足驻阿军队的后勤补给需求，美国开辟了“北方配送网络”。在“北方配送网络”开辟之前，美国主要依赖于通过巴基斯坦的运输线，尽管很方便，但却不安全，因为这条运输线常常遭到塔利班的袭击。“北方配送网络”的路线起自波罗的海港口，经俄罗斯或高加索进入中亚，再主要通过乌兹别克斯坦（少量通过塔吉克斯坦）后抵达阿富汗。“北方配送网络”有三条分支，即北线、南线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线。“北方配送网络”的主要功能是向运送非杀伤性的物资。[18]在“北方配送网络”的问题上，俄罗斯和中亚国家都同美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合作。
中国没有参与“北方配送网络”。但从理论上说，中国的地理位置使它由参与“北方配送网络”的条件有消息说，美国曾劝说中国开放瓦罕走廊（Wahan Corridor），以允许美国通过该走廊向阿富汗运送物资，但为中国所拒绝。实际上，连接中国新疆与阿富汗的瓦罕走廊山势险峻、一年之中的大部分时间为积雪覆盖，而且在阿富汗一侧没有公路，很难使用卡车来运输。因此，开辟瓦罕走廊主要是象征性的，没有太多的实际用处。但中国的拒绝传递出一个信号，即它无意加入类似项目。事实上，即使瓦罕走廊不具实用性，中国还有从太平洋沿岸通向中亚的铁路，如果中国愿意，它可以承担向阿富汗运送物质的功能。中国的做法说明中国坚持与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活动保持距离，并且不愿看到美国的足迹出现在新疆。不过， 这不表明中国拒绝与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其他形式的合作。2011年3月，中美两国就中亚事务在北京举行了第一轮会谈，显示了两国合作的意向。[19]中国也同意与美国联合为阿富汗培训外交人员。[20]
中国对塔利班不抱好感。“9.11事件”后，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第1373号决议中投了赞成票，使美国向阿富汗派遣军队获得合法性。中国公开表明对美国军事行动的支持，反对阿富汗的基地组织与塔利班政权，并且与国际社会进行合作。[21]但是，中国对塔利班的态度谨慎，一般不指名道姓地对塔利班进行谴责。这部分地是受中国传统的中庸外交文化的影响，也是因为中国不想介入阿富汗内部矛盾。中国不仅仅是将塔利班看作是宗教极端主义组织，还认为塔利班将会是在阿富汗长期存在的政治力量。中国并不认为通过军事方式能消灭塔利班，事实也证明了中国的判断。美国提出与塔利班进行谈判，表明美国已经承认塔利班的政治地位。基于对塔利班的判断，中国更倾向于长远的打算，尽可能地减少塔利班可能给中国造成的伤害。塔利班支持“东突”势力，中国也是塔利班恐怖活动的受害者，对此中国十分清楚[22]。尽管如此，中国还是尽量避免与塔利班直接冲突，以免给中国造成更大的伤害。
在阿富汗的所有邻国中，中国与阿富汗的国内事务和国内社会的关系相对较少。尽管中国与阿富汗接壤，但边界非常短，只有不到100公里，而且地形险峻，通行困难。与其他邻国不同，中国在阿富汗没有自己的族裔。中国从未卷入阿富汗的国内战争，未参与过其国内进程。它的结果之一是阿富汗对中国没有任何不好的记忆，没有政治或社会团体敌视中国。这种情况是中国所希望保持的。
同时，由于不可改变的特殊地理位置，也使中国不能像地区外大家一般行事。不论阿富汗局势怎样变化，中国都不可能离开这一地区，而必须承受它的后果。中国对塔利班的谨慎态度也反映了这一点。还在阿富汗战争爆发之时，中国就坚持强调，任何安排或方案都应着眼于维护本地区的长期和平稳定，不能留下隐患。[23]言外之意，美国和西方国家不能搞成一团糟，然后一走了之。
五、中国寄希望于“喀布尔进程”的成功
“喀布尔进程”开始于2012年7月，它的目标是阿富汗政府在2014年底前承担起全部国家安全和行政功能。从政治上说，喀布尔进程是阿富汗要走的正确道路，但关键在于具体的施行。而且，“正确的”道路并不一定通向所希望的结果，它还取决于策略是否正确，取决于各种条件的变化。由于阿富汗形势复杂，喀布尔进程不会一帆风顺，它面临诸多风险，未来前景也不确定，存在着多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是，阿富汗政府成功地保持着政权，并维持着国内的相对稳定。人们常常把阿富汗目前的境况与1989年作比较。当时苏联军队已在阿富汗作战十年，但却并不成功，被迫撤离。三年后，苏联支持的纳吉布拉政权就被推翻了。现在人们回忆这段历史，是在暗示美国将遭受同样的命运。还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历史上所有入侵阿富汗的国家最后都失败了，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的苏联是最为人所知的例子，因此阿富汗可以说是大国的“坟墓”。这个阴影也笼罩在美国身上。
然而，阿富汗今日的境况与1980年代有很大不同，更不用说和19世纪相比了。[24]最重要的不同是，所有大国都支持阿富汗政府，而没有一个国家支持塔利班。此外，尽管阿富汗政府有很多弱点，但与极端宗教政体相比，相当多多的阿富汗人支持世俗政府。还有一点，外国军队的撤出也会有好的效果，它可消除塔利班煽动民众的借口。
阿富汗政府的军事力量也远强于塔利班。到2011年底，阿富汗国防军（ANA）人数已增长至17.16万人，阿富汗国家警察已有13.4万人。[25]。只要管理有效、训练完善、斗志高昂，如此庞大的力量应该有能力控制其本国的局势。更重要的是，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撤出后，阿富汗政府军和警察将不能再依赖他人，它将不得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但是，这一可能性的成功取决于许多条件，包括有能力的政府、成功的民族和解、必要的国际援助、国际社会的团结，以及本国经济的发展等。这些条件都非常关键，任何缺失都会导致喀布尔进程的失败。
一个有能力的政府至关重要。阿富汗政府是喀布尔进程的依托，依托不在，则喀布尔进程将无所依附。关于这一点，有两个问题与之密切相关。第一，阿富汗政府能否证明它是一个有能力的政府吗？在过去十多年中，阿富汗政府给出的答案并不完美，人们有理由怀疑在未来几年中它能焕然一新。第二，目前的政治模式是否适合阿富汗？阿富汗是一个由部族社会结构组成的国家，深受宗教力量的影响，多数民众为文盲，且非常贫穷。虽然西方认为其民主制度有普适性，但本地区的传统因素依然不能忽视，否则，理论上再完美的政治制度也无法有效地运行。
实现民族和解是阿富汗的必由道路。所谓民族和解，关键是在政府与塔利班之间。谈判是正确的路径，但其成功却无法得以保证，因为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塔利班。双方带着完全完全不一致的原则和目标走向谈判桌。对于阿富汗政府来说，和解的前提是塔利班必须承认现性的宪法与政治体制，而塔利班则决心建立伊斯兰政体，反对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塔利班也不愿寄人篱下，只满足于在政府中做次要角色，虽然一小部分人可能愿意这样。弥合双方的分歧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而塔利班本身也不是垂直的体系，没有人能代表所有塔利班。这也增加了谈判的难度。
阿富汗政府内部的团结也是个重要问题。塔吉克斯坦战略研究所副主任S.萨法罗夫（Sayfullo Safarov）曾指出，种族间关系问题依然是阿富汗的最大问题。[26]争权夺力从未停止，或许将来矛盾还会突然爆发。关于未来的国家权力结构问题，各派也有不同的看法，而且彼此也在进行斗争。塔吉克族和乌兹别克族希望得到更多的权力，他们呼吁削弱中央权力，其理由是阿富汗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强大的中央政府。[27]但普什图族则坚持要维持一个强大的国家中心，他们认为权力结构的去中心化会导致国家的分裂，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28]
国际援助对阿富汗政府来说必不可少。在阿富汗完全接管国家的管理与安全责任后的最开始几年，这一点尤为重要。阿富汗政府需要经费以维持国家运转，也需要经费来维持30万人的军队和警察。目前，阿富汗政府的财政预算严重依赖于国际援助，看来，未来几年对阿富汗的财政支持没有太大问题。2010年1月伦敦会议的参加国一致承诺，将把由阿富汗政府支配的国际援助比例从过去的20%提高到了50%，2010年7月的喀布尔会议重申了这一点。卡尔扎伊总统希望，国际社会能够再为阿富汗提供10到15年的帮助。根据世界银行和阿富汗财政部的分析，在下一个十年中，阿富汗政府还需要70亿美元，以覆盖安全部门、健康和教育等基础服务部门以及发展项目方面的开支。[29]然而，国际社会长期的财政援助并无完全的保障。假使国际援助大幅减少，甚至停止，阿富汗政府的生存就可能岌岌可危。纳吉布拉政府的历史就是一个类似的教训：由于苏联自己陷入了危机，因此它不得不中断对当时的阿富汗政府的援助，因而导致了纳吉布拉政权的崩溃。美国希望通过新丝绸之路战略使阿富汗政府在经济上自立，这一思路不能说不对，但即使这一战略奏效，也需较长时间才能见效，在次之前仍有很长的过渡期。
国际社会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尤其是大国之间的一致，将会对喀布尔进程的结果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大博弈”重新开始，喀布尔进程的未来前景就将会变得暗淡。尽管所有大国都宣称它们将进行合作，但合作的基础并不是那样牢靠。过去的历史已经显示了这一点。9·11事件之后，大国间形成了反恐联盟，一致支持在阿富汗的反恐行动，但统一阵线很快就开始削弱，到伊拉克战争发生破裂。伊拉克战争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不仅使美国分散了其注意力，把资源从阿富汗分散到了伊拉克，还使得俄罗斯和中国加深了对美国的怀疑，导致了国际反恐联盟的瓦解。
此后，“颜色革命”又蔓延到了中亚。上合组织要求美国制定时间表，从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土上撤出其军事基地。这标志着9·11事件之后美俄在中亚的“君子协定”结束。尽管双方表面上说要继续合作，但事实上地缘政治上的竞争已占了上风。[30]在这个过程中，阿富汗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如某些学者所指出的，阿富汗成了大国竞争中的“小事件”，它削弱了国际社会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的有效性。[31]直到2009年美俄“重启”双边关系，两国在阿富汗问题的合作才重新开始。
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无需赘述。阿富汗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70%的人面临食物短缺问题[32]，促进经济发展是阿富汗最重要的任务。其他问题，不论是安全问题还是鸦片种植问题，都需要通过经济发展来解决。尽管迅速改变经济面貌并不现实，但阿富汗政府必须重视国民经济的发展，以给人民带来希望。
在存在着希望的同时，也存在着形势恶化或逆转的可能。事实上，悲观的预测在舆论中更为多见。一种情况是阿富汗政府只能维持有限的控制，但塔利班也无法夺取国家权力，国家在政治、行政和地理上被分裂，甚至形成成为两个或更多政权。另一种情况阿富汗政府失去了控制，国家陷于新的内战和混乱。一些专家断定，2014年之后，阿富汗的内战将不可避免。[33]还有一种可能是自新的政治结构好权力平衡的基础上形成新的国家政权。
不管最后是什么结果，塔利班的回归几乎是难以避免问题只在于以什么形式和什么身份。一种形式是塔利班成为政府的参与者，不破坏现行的政治制度框架，这可以说是一种合法的回归。还有一种可能是塔利班成为与阿富汗政府平等的政治力量重返政治中心，通过所拥有的影响力力形成新的权力平衡。这种结果超出了现在的政治框架，但如果能够通过谈判实现的话，也可以被视为合法的回归。前一种可能是阿富汗政府和美国所希求的，后一种结果不符合阿富汗政府和美国的初衷，但在形势的逼迫下也不是没有可能。
阿富汗政府和美国与塔利班进行谈判，实质就是如何使塔利班以合法的形式和身份重归，使塔利班的回归不破坏现行的先发和政治框架。塔利班近期也显示出了一些温和的表示，承诺将与邻国建立和平关系，尊重人权。有学者认为，塔利班也在进行转型，变得更加务实，立场也显得“软化”。[34]如果真是这样，这将给谈判成功带来机会但难以确定的是，这是塔利班真正的政策转变还是权宜之计？
很多学者相信，在美国和国际安全支援部队从阿富汗撤出后，塔利班将卷土重来，夺取国家政权。这种可能不能排除，但也不是不可避免。塔利班有能力打游击战，善于使用路边炸弹（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s, IEDs），但这些不足以使其重夺国家政权。局势发展的结果，更多的是取决于阿富汗政府自身，当然也包括阿富汗国防军、国家警察及国际社会的支持。喀布尔冲突与和平研究中心主任H.卡尔扎伊（Hekmat Karzai）曾指出，问题并不在于叛乱势力的强大，而在于阿富汗政治体制的虚弱。[35]
对中国而言，任何导致地区不稳定、破坏双边关系的事态都会损害中国的利益。因此，中国最希望看到的是喀布尔进程的成功，即阿富汗政府保持其政权，并且逐渐稳定局势。至于塔利班重返政坛，只要是以合法的方式进行的，中国也不会反对。
在阿富汗进入重大转折的背景下，中国对阿富汗的关注明显提高，中国与阿富汗的关系也有加强之势。2012年2月，由中国主持，在北京首次进行了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三方对话。地区安全和阿富汗问题是对话的主题。2012年6月，中国和阿富汗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重申将继续支持阿富汗和平重建进程，继续参与阿富汗的经济建设，继续想阿富汗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并承诺在2012年再向阿富汗提供1.5亿人民币无偿援助。双方强调将加强在安全领域的合作。[36]在当前形势下，中国的核心关切是阿富汗的稳定和中国的安全，而不会是与美国的竞争。不过，它确实反映了中国将在阿富汗承担更多责任和发挥更大作用的趋势。这也是客观形势使然。
中国既寄希望于喀布尔进程的成功，也以现实主义的态度面对可能的挑战中国对这一挑战的严峻性有清醒认识，如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宋涛所指出的：“阿局势正处于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其发展不仅关系到阿富汗重建进程能否顺利推进，也事关国际反恐斗争的成败。”[37]
面对新形势的挑战，中国需尽力帮助阿富汗实现和平与稳定，这在最大程度上符合中国的利益。中国不仅需与阿富汗中央、而且需和地方势力建立密切关系，以给中国的投资和经济利益增加保障。中国需与塔利班保持接触，以在需要时能够沟通。阿富汗政府和美国都希望塔利班进行谈判，中国与塔利班接触在政治上也不应是问题，而且这可是施加建设性影响的重要途径。中国要与周边国家增加协商，充分利用多边机制的作用，特别是上合组织。中国也需与其他大国保持合作性关系，维护阿富汗的平稳过渡。在阿富汗问题上，大国的共同利益居于更高层次。最后，中国还需有应对不测局势的准备。
[1] “杨洁篪出席阿富汗问题地区峰会并发表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10年1月26日，
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xgxw/t653877.htm；
http://english.cri.cn/6909/2010/01/27/1461s545669.htm。
[2] Christian Le Mière, “Kabul’s New Patron? The Growing Afghan-Chinese Relationship,”Foreign Affairs, April 13, 2010,
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6194/christian-le-miere/kabuls-new-patron.
[3] 这些目标是中国和阿富汗《联合公报》中所规定的。两次《联合公报》分别签署于2006年6月20日、2010年3月25日。
[4] 根据中国的官方资料，在塔利班统治阿富汗时期，曾有数百名“东突”分裂分子曾在阿富汗接受训练。见“发言人就美称中国维吾尔族人在阿富汗参与塔利班的部队作战答记者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01年11月22日，
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fyrygth/t10622.htm。
[5] 在死亡的197人中，156人为无辜平民，其中汉族134人，回族11人，维吾尔族10人，满族1人。见“乌鲁木齐‘7·5’事件致156名无辜者死亡”。见“乌鲁木齐事件致156名无辜者死亡”，2009年8月6日人民网-人民日报。
http://www.china.com.cn/v/news/china/2009-08/06/content_18284220.htm。
[6] “6+2”机制包括阿富汗的六个邻国——巴基斯坦、中国、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伊朗，再加上俄罗斯和美国。
[7] “杨洁篪阐述中国在阿富汗问题4点主张”，新浪网，2010年1月28日，
http://news.sina.com.cn/c/2010-01-29/045419570766.shtml。
[8] 杨洁篪外长在阿富汗问题喀布尔国际会议上的发言（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07年7月20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zyjh/t718476.htm；
http://www.bjreview.com.cn/document/txt/2010-09/01/content_295504.htm。
[9] “杨洁篪外长在阿富汗问题波恩会议上的讲话”，2011年12月5日，
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zt/dnzt/yjcwzbfhwtdwzh/t884414.htm；
http://www.fmprc.gov.cn/eng/wjdt/zyjh/t884443.htm。
[10] “江泽民主席会见阿富汗临时政府主席卡尔扎伊”，2002年1月24日，
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xgxw/t5469.htm。
[11] “中国真诚无私援助阿富汗浇灌两国友谊之花”，新华社，2010年8月22日，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0-08/22/c_12471641.htm。
[12] “杨洁篪外长在阿富汗问题波恩会议上的讲话”，2011年12月5日，
http://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zt/dnzt/yjcwzbfhwtdwzh/t884414.htm；
http://www.fmprc.gov.cn/eng/wjdt/zyjh/t884443.htm。
[13] “立足长远的双赢——记中冶收购阿富汗艾娜克铜矿”，新华社，2008年6月4日，
http://news.xinhuanet.com/fortune/2008-06/04/content_8311160.htm。
[14] “China, Afghanistan Sign First Oil Contract,” China Network Television (CNTV)，2011年12月29日，
http://english.cntv.cn/program/newsupdate/20111229/107468.shtml。
[15] “中国进口阿富汗产品情况”，2011年11月28日，
http://af.mofcom.gov.cn/aarticle/ddfg/waimao/201111/20111107850245.html。
[16] “阿问题国际会议召开 李肇星出席并作四点承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06年2月1日，
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xgxw/t233449.htm。
[17]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就所谓中国派兵参加驻阿富汗国际联军问题答记者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08年11月17日，
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fyrygth/t522460.htm。
[18] Andrew C. Kuchins, Thomas M. Sanderson, and David A. Gordon, “Afghanistan: Building the Missing Link in the Modern Silk Road,” Washington Quarterly 33, no. 2 (April 2010): 37, http://www.twq.com/10april/docs/10apr_KuchinsSandersonGordon.pdf.
[19] 该对话是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框架下进行的。外交部部长助理程国平、美国南亚及中亚事务助理国务卿罗卜特·布莱克（R. Blake）参加了对话。双方就中亚事务、上合组织和阿富汗问题交换了意见。
[20]United States-China Cooperation in Afghanistan, May 17, 2012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2/05/190207.htm
[21] “外交部发言人就美国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答记者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01年10月8日，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fyrygth/t10604.htm。
[22] “发言人孔泉就《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有关中国支持本·拉登“基地”组织的报道答记者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02年8月15日，
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yz/1206/fyrygth/t7695.htm。
[23] “中国提出解决阿富汗问题五项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2011年11月14日，www.nyconsulate.prchina.org/chn/xw/t29990.htm。
[24] 俄罗斯阿富汗问题专家Andrey Serenko对苏联与美国从阿富汗的撤军进行了比较分析。他认为，现在美国的境况更加有利。见Andrey Serenko, “Posle Afganistana: Uroki vyvoda voiisk” [After Afghanistan: Lessons of Troop Withdrawal], February 15, 2011, http://afghanistan.ru/doc/19520.html。
[25] http://www.afghanistan-un.org/wp-content/uploads/2010/07/FINAL-Kabul-Conference-Communique.pdf.
[26] http://www.fergananews.com/article.php?id=6999.
[27] http://www.fergananews.com/article.php?id=6991.
[28] http://www.regnum.ru/news/polit/1425365.html.
[2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afghanistan-to-need-billions-in-aid-for-years-world-bank-says/2011/11/22/gIQA14zOIN_story.html.
[30] http://www.globalaffairs.ru/redcol/Kirgizskii-poligon-14826.html.
[31] Ashley J. Tellis and Aroop Mukharji.eds., Is a Regional Strategy Viable in Afghanistan? (Washington, D. 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May 2010), p. 123.
[32] The World Bank, Afghanistan Country Overview 2009,
http://www.worldbank.org.af/WEBSITE/EXTERNAL/COUNTRIES/SOUTHASIAEXT/AFGHANISTANEXTN/0,contentMDK:20154015~menuPK:305992~pagePK:141137~piPK:141127~theSitePK:305985,00.html.
[33] http://www.fergananews.com/article.php?id=7017.
[34] 《华尔街日报》最近指出，塔利班试图表现为一种温和的力量，承诺将与邻国建立和平关系，并且尊重人权。见Robert Dreyfuss, “Talking with the Taliban,” January 31, 2012, http://www.thenation.com/blog/165954/talking-taliban；Andrei Rezchikov和德米特里·特列宁（Dmitri Trenin）认为，塔利班吸取了教训，所以变得更加实用主义，见http://carnegie.ru/publications/?fa=46980。
[35] Carnegie Moscow Center, “Afghanistan: Ways Out of the Crisis,” May 10, 2011,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http://carnegie.ru/events/?fa=3311.
[36]《中华人民共和国与阿富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
2012年06月08日
[37] “外交部副部长宋涛出席上海合作合作组织阿富汗问题特别国际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2009年3月27日，
http://www.fmprc.gov.cn/chn/pds/gjhdq/gjhdqzz/lhg_59/xgxw/t554788.htm；“外交部副部长宋涛在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问题特别国际会议上发表讲话”，新华网，2009年03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3/28/content_11092128.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