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健:中国论坛特约专家、上海外国语大学欧洲智库研究中心主任、英国研究中心主任
应中方邀请,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约翰·克里4月14日至17日访华,昨晚(北京时间14日晚)已经抵达上海。访华期间,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将同克里在上海举行会谈,就中美气候变化合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等交换意见。
克里此行料将邀请中国参与美国主办的全球气候峰会。毫无疑问,这一举措是美国在对华关系中实施多面战略的具体体现,美方将全球气候治理视为中美可以合作的国际领域。然而,围绕着全球气候治理的大国博弈绝不仅仅是“合作共赢”一词可以简单概括的,这一领域对未来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的模式与发展话语权的构建具有极为深远的战略意义。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这一领域围绕规则制定权利的博弈,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围绕绿色产业标准的争论是当前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现状。近来,美欧加强构建以西方国家为中心的跨大西洋气候治理与环境保护规则的意愿明显增强,力求主导国际社会“无碳化世界”的规则制定权是其基本诉求。鉴于欧盟、英、美、中、日、韩都提出了自己的减排目标,特别是中国宣布争取2060年的净零排放计划(“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世界进入中、美、欧盟三足鼎立制定全球标准的局面。拜登政府重回多边主义并高度重视跨大西洋传统盟友关系,因此,美欧进一步协调立场,在碳排放标准制定、碳排放期货市场建设、新能源研究与产业化技术合作、绿色产业标准等领域深度合作的可能性大为增强。美国媒体透露,美欧还有意建立“绿色技术联盟”,以便与中国在绿色技术领域展开竞争,强化在相关领域的议程设置能力,主导国际金融机构的“绿色融资”进程。
作为一名积极从事全球气候治理的政治人物,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本人还敦促美国的主要银行宣布对气候友好型产业融资的承诺,并且敦促银行业成立美国净零排放银行联盟。花旗、富国银行、美国银行、摩根士丹利和高盛都设定了2050年的净零目标。克里还希望各银行在2030年之前明确近期行动,这将与拜登政府提出的新排放目标时间表保持一致。在近日与银行家的会晤中,克里谈到,仅靠美国公共部门无法推动所需的数万亿美元投资以控制不断上升的排放量,因此金融机构需要提供更多的气候融资。拜登政府正在考虑为4月22日的峰会发布一项有关气候融资的行政命令。由此可见,美国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积极态度,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或是权宜之计,其中暗藏着美国构建未来国际发展格局的战略意图。
然而,美国拜登政府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的雄心,未来能否真正实现存在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最大的掣肘力量恰恰来自于美国国内。美国虽然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但是,这一行动到目前为止在全球气候与环境领域合作中只具有象征性意义。《巴黎协定》本身并不是严格意义的国际法与规范文本,只是各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与环境保护的意愿表达,给予了参与国非常宽泛的执行空间。鉴于美国国内社会环境动荡与社会矛盾激化的状况,拜登的气候与环境政策选择仍将在联邦层面上受到严格限制。若拜登迎合欧盟现有低碳产业标准与碳排放标准,取消对化石燃料的补贴,将可能面临激烈的政治反弹。美国经济疲软的背景下,如果拜登政府贸然推动“积极”的环境保护政策,忽视了美国企业界的现实困境,是要付出极大代价的。
与美国一样,欧盟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争夺主导权的愿望也十分强烈。欧盟一直以世界气候治理与环境保护的引领者自居。欧盟主流观点认为,淡化中美竞争、意识形态对立的不利影响,可以提升气候问题的解决效率。欧盟有意将气候治理与环保议题确定为世界未来核心地缘政治价值主张,这一主张不同于美国的自由化议程,也不同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意扮演世界政治体系中生态领域 “中间人”的角色,巩固欧盟在地缘政治格局中的地位。
非常有意思的是,欧盟充分认识到中国参与是全球气候治理成功的根本保障,在气候治理与环保领域与中国合作的意愿非常强烈。欧洲舆论普遍认为欧盟现阶段在气候问题上处在中美之间这一十分微妙的地位。如果欧盟处置得当,可以将中美都吸引到合理的解决气候问题的框架之内。欧盟谋求气候问题在地缘政治中的地位核心化,以此增强欧盟的国际话语权。拜登政府要想担任全球气候治理的“教师爷”,恐怕其欧洲盟友第一个不答应。
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对全球气候治理给予了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积极回应。在坚决捍卫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这一基本立场之上,2020年12月12日在联合国气候雄心峰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森林蓄积量将比2005年增加60亿立方米,风电、太阳能发电总装机容量将达到12亿千瓦以上”。这是中国政府在承诺“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基础之上提出的更为具体的环境治理目标。对国际社会而言,下一步中国围绕达成这些目标出台的相关配套政策,将是包括美、欧盟在内国际各方力量观察与评价中国在气候治理领域发展的重要依据。在今后一两年内,能否真正有效管控中国碳排放的体量,更是检验“2060年碳中和”以及“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这两项中国在联大上所作承诺的关键指标。中国的气候治理与绿色产业发展,任重道远!
文章4月15日首发于东方网·东方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