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继永：新冠疫情暴露特朗普政府的决策困境
当前，美国新冠病毒感染人数已超过37万人，而确诊病例峰值预计在2020年4月中旬左右到达。按照目前的检测速度以及各州应测人数的推算，估计感染人数将超过50万人，病亡人数将在2万人以上。从实际采取的举措来看，美国的防治措施未能全部到位，口罩、呼吸机及相关药物等缺口仍然较大。虽然美国政府采取了拉长周期、降低波峰的办法，甚至动用了大量的军事人员参与防疫，但是纽约州、华盛顿州、加州以及东北湾区的感染人数已经击穿了美国卫生防线，防疫力量处于严重过载状态，感染峰值可能还会大幅上升。 从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0年3月初正式宣布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美国政治层面暴露了诸多过去隐藏的但并不明显的却实际产生了重要作用的一些运作原理，产生了比较显见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与冲突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决策层（白宫）内部的矛盾、府会与党派之间的矛盾、联邦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美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矛盾以及防疫指挥体系内部的矛盾。 决策层内部的矛盾主要是指白宫内部（总统本人与国安委、国安委顾问等个人）以及白宫与其他机构间（如国务院与国防部等）的矛盾。 目前，白宫最头疼的两大问题就是疫情与经济。这一矛盾最大的焦点就是确诊人数该降不降，而股市却该升未升。 保经济派以白宫的顾问为主。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认为，无论疫情如何严重，经济运转要如常；哈塞特也认为，即使疫情得不到控制，也必须让美国人回到工作岗位；姆努钦更是认为，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可能使美国失业率超过20%，而在感染新冠病毒病例达到波峰的4月中旬左右时，如果疫情无法得到很好控制，失业率或飙升至30%，这将是美国近百年来未曾遇到的最大挑战，因此停止经济生产后果极其严重。换言之，保经济派认为，因疫情而死亡是难免的，采取措施只能延迟或拉平疫情的波峰，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经济正常运转则是拉平疫情波峰，延缓经济大萧条的必须措施。如果经济跟不上，疫情只能越来越严重，甚至会导致社会的不可控。因此不能采取过激的禁足措施。 而控制疫情派认为，疫情可控，但前提是要承受一定的经济损失、忍受住暂时的经济痛苦。如一些专业人士，像CDC主任和美版“钟南山”福奇等就认为，在病毒传播得到有效遏制之前，取消隔离措施、开工或恢复经济措施都是不可提倡的，疫情控制不好，强行复工只能导致更大范围的传播。 对于特朗普而言，美国总统选举是第一位的，在新冠肺炎疫情问题上有助于选举的部分要大书特书，不利于选举的要予以排斥，甚至对能够“短平快”“治愈”新冠肺炎的思想已经到了迷信的程度，对非病毒专家纳瓦罗等提出的治疗药物与方案大加推崇。然而，隔离、禁足等措施无疑会对经济产生重创，尤其是失业率最多达30%的预测显然大大触动了特朗普的神经，而确诊人数的迅速攀升也令其左右为难。 特朗普对疫情的处置寄希望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疫情必定导致死伤甚多，但这是“客观的、不可避免的”，也是美国社会需要承受的代价，这是自然规律，和他无关。二是经济的衰退必定带来选情的严重下滑。近期特朗普民调有所上升，支持率高达49%，特朗普认为系拜“锁国封边”与“无限量QE”所赐，带来的学习效应就是必须保障经济的正常运转，复活节恢复“正常”是当然正确的。三是各地方政府的自我纠错功能不断被激发出来，届时疫情控制会“自动”有所缓解，特朗普尽收其利即可。
在此判断下，特朗普赌博心理大增，也认为选情紧张，对专业派的建议更加没有耐心，于是开始甩开福奇等专业人士，一度不许福奇再出席白宫通气会，并不断讥讽医疗卫生专家的谨慎，更是无视福奇“两周内控制局势的想法完全不可能”的警告，宣布要在复活节时经济要“恢复正常”。
很明显，特朗普受这些人的影响很大，如对新冠肺炎在美国流行的判断就因过度倚仗个别人而受到严厉批评。当然，在实际的政策运作中，白宫内部这几类声音有时候也会合流，考虑到政府的顺利运行，这种派系分野有时候表现得并不十分鲜明。彭斯正在准备一份专业报告，建议限制措施将延长到何时，而库洛德也表示要保证经济安全与卫生安全，两者并重。 府会与党派之间的矛盾比较容易理解。特朗普通过新冠肺炎疫情，就是要形成“共和党抗疫先锋、民主党游而不击”的印象。从根本上讲，共和党与民主党的选民群体是有差别的。共和党主要针对大中企业，民主党主要争取中下层民众和小企业。民主党从执政理念上支持加强政府机构及公共设施，比如医疗系统及各州政府，而共和党对此相对而言是不重视的。在本次疫情中，双方也有共识，如发放现金之类的建议，但民主党明显有“以公谋私”之嫌，意图借纾困之名将气候变化和发展新能源之类的私利放进经济刺激法案里。 在疫情问题上，民主党与共和党一方面在阻击对方获得更多对选情有利的因素之外，也都在积极利用疫情为本党加分。民主党认为，能触动特朗普的只有经济的严重下滑和失业率的迅速上升，但同时金融市场的波动又触及了民主党及其支持势力的利益，又不得不同意。
| 4月6日，在美国纽约一家医院外，医护人员将一名病人送上救护车。新华社发 特朗普提出的一揽子刺激计划在国会首先受到佩洛西的阻挠。佩洛西认为，刺激计划更多地是为大企业服务的，对微小企业、工人和社会“无益”，因此提出了更大规模的刺激方案，将特朗普提出的最初方案加码到了2万亿美元，试图以反提案来赢取民心，捞取选票，结果这项刺激计划先后三次才予以通过。在纾困资金问题上，也有着同样的心理。民主党不断宣称，为美国民众发放纾困资金的想法是出自民主党前候选人杨安泽之手，特朗普只是拿来主义再利用政治资源发放而已。 府会与党派之间的矛盾一直存在，这是两党斗争的主战场。在可见的未来，随着疫情的深入发展，民主党与共和党在利用疫情争取有利条件的斗争上，也将视时间与情况的不同而有着多种层次与形势的冲突，如对白宫最初对疫情大流行的反应缓慢导致了目前的窘境之类的攻讦如影随形。 美国在防控新冠病毒初期应对混乱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其原因自然有美国一开始对此并不重视的原因，但也有联邦与地方政府之间矛盾日益突出的原因，这缘于美国特殊的政治体制。最初疫情爆发的华盛顿州、加州、纽约州等州，凡是民主党执政的地方，特朗普竭尽忽视之能事，完全不顾疫情的发展，甚至有意拖延对疫情严重州的支持。 检测试剂之争也反应了联邦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矛盾。最初，CDC不顾各州有自行检测能力的事实，不允许各州自行检测并公布结果，而是统一分发检测试剂，检测后再送回CDC统一进行诊断。纽约州长库莫就认为，如此检测，速度太慢，贻误战机，华盛顿应该放权。同样，在国防生产法案上，联邦政府与各州也存在较大的分歧。 纽约州长库莫处理疫情非常得法，与特朗普在疫情面前混乱应对形成了鲜明对比，库莫也因此而受到特朗普的忌妒，但却得到纽约州民众的拥护。民众要求库莫利用好疫情攻势参选总统。在纾困资金的法案中，纽约州这样一个疫情震中只分配到50亿美元，不足部分只能自己想办法处理。库莫虽然对特朗普的做法非常愤慨，但在严重的疫情面前也无可奈何。在特朗普要求“感谢”后，库莫不得不为特朗普“点赞”，请求“放下政治斗争”，共同处理疫情。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美国政治体制的缺陷暴露无遗。联邦政府部门之间协调混乱、职责不明，在应对疫情方面总是屡屡犯错，而地方政府也因受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而出现过载现象，人员、财力不足，导致疫情进一步恶化。国防部在接到援助请求时，也无力应对，这表明国防部只能以处理国防部内部疫情为先，至于对于其他地方的援助还要看情况而定，但“绝无可能帮助所有的申请者”。而加州一工会甚至发现了因玩忽职守而存储的3900万只N95口罩。由此可见，各地的管理水平较为滞后。 在对外问题上，美国还与中国及国际社会存在较大的矛盾。 在防疫问题上，由于美国初期应对失误，造成美国在极短时间内确诊病例超过12万例，登上了疫情确诊人数“第一大国地位”。希拉里就讽刺特朗普的“美国第一”政策造成了“确诊人数第一”的窘境。 疫情的爆发与恶化使选情出现不利于特朗普的苗头，原先占有“躺赢”优势的特朗普为推卸防疫不力、坐失近3个月良机的责任，开始在国内搅动仇华情绪以回避责任，在国际上无端制造矛盾抹黑中国，先后在疫情发源地、透明度、全球疫情合作上不断抹黑、挑衅中国，认为是中国未事先告知美国并掩盖证据而导致了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的大爆发，以及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导致了欧洲新冠肺炎疫情的大爆发。国务卿蓬佩奥与其子小特朗普不断利用各种宣传媒体，甚至动用国家力量来抹黑中国、“甩锅”中国，为美国应对疫情不力开脱，还在病毒命名等问题上扰乱G20外长会和G20峰会，甚至在安理会不断搅浑水。| 3月26日，在美国纽约，一座地铁站内空无一人。 在东亚地区与欧洲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美国国内相对平静。但在自己的盟友遭受灾难向其求援时，美国不但视而不见，反而在关税、合约问题上不断向盟友（如韩国、意大利等）进行压榨，并不断放空话，言必称援助，却暗地里命令驻韩、驻意美军无视盟约承诺，要求不得参与救灾活动，甚至向不堪重负的当地政府要求提供抗疫物资等，从而加重了盟友负担。而在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美国反而要求身处水深火热的盟友提供援助，如向韩国总统文在寅提出援助请求，从意大利运来了大量的抗疫物资。这些毫无国际道德的行为令盟友十分不耻和心寒。 从目前设立的防疫体系看，美国存在三个防疫系统：一是由特朗普任命的官方防疫体系，即以副总统彭斯为防疫总指挥，主要成员有黛比•伯克斯（白宫冠状病毒应对协调员）、卫生部长阿扎尔、CDC主任雷德菲尔德、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等。二是白宫内部的疫情指挥小组，即“影子指挥部”，代表某些资本来捞取利益且不用承担责任，是典型的特朗普风格，负责人是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该小组致力于防疫物资供应，包括协调美国企业、制造商和FEMA（联邦应急管理署）的关系，负责采购检测试剂、口罩、呼吸机、防护服，并促进疫苗开发工作。三是各州的地方防疫体系，由各州负责具体的防疫业务。 从上述层次来看，虽然彭斯名义上是总指挥，但却不具备相关设备与设施的采购权力，要经过库什纳同意，而库什纳又不是彭斯团队成员，只听命于特朗普，甚至其在权力上要大于彭斯。同时，各州具体防疫业务又不能由联邦政府直接负责，采购业务只能由各地方政府负责，而库什纳就成为防疫物资生产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因此，三方的协调问题本身就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其成效无法得到完全彰显。
这样的三方体系协调无疑会出现巨大的内耗。在防疫的实际过程中，这种掣肘现象经常出现。如伊利诺伊州州长向联邦中央申请了120万只医用口罩，却只收到12.3万只。但事实上，总指挥部并不能决定，彭斯并没有分配权，只能由库什纳决定。 上述的几对矛盾，每一对矛盾都严重制约了美国防疫手段的落实，也损害了美国国际道义的形象，同时也影响并制约了美国公共外交与形象的塑造，而其代价则是美国人的生命与健康，还有对美国的国际道义感与霸权基础的侵蚀。美国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应对与处置中这几对矛盾的折冲与龌龊无疑加快了美国在国内政治与国际问题中的滑落速度。
对于中国而言，最需要防范的无疑就是无端“背锅”，被扣上“病毒源”的黑帽子。从美国的内部矛盾来看，随着总统选举的迫近，以及宣扬仇恨情绪能带来的内部团结效应，甩锅中国将是美国朝野的一个共识，毕竟双方都能从树立一个明确的敌人这样一个印象中捞取好处。更让人揪心的是，如果继续给中国扣上“病毒源”的帽子，将会对中国形成巨大的道义势能。对以后的中美关系而言将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外交勒索工具箱。同时，这种道义势能更能随时转化成为经济利益，如中国的外汇储备将成为美国等国“灾后重建”的一个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