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明昊：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

7月28日，第十一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利坚合众国大使秦刚抵美履新。在履新致辞中，秦大使提出了一个新的政策表述，即“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平共处的中美相处之道”。

他强调，中美作为不同历史文化、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发展阶段的两个大国，正在进入新一轮相互发现、认知和调适中，应寻求新时代彼此相处之道。

在当前中美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情况下，新任驻美大使的这番演讲无疑是经过反复斟酌的。如何寻求“中美相处之道”，这是面对拜登政府不断强化的对华政策压力，中国方面主动抛出的一个新课题。

何谓“中美相处之道”

从近日两国高级外交官在天津的“交锋”看，中国在处理对美关系的方式和风格上出现了重要的变化，从中或许可以一窥中方如何认识“中美相处之道”。

面对在对华施压方面持续加码的拜登政府，中国方面不再像过去那样，为了照顾中美关系的总体氛围而选择只对外界通报“语气和缓”的言辞。在安克雷奇中美会谈之后，中国“有话直说的外交”（outspoken diplomacy）有了新的发展。

这一次，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会见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时毫不讳言中美关系的“失控”风险，直言美新政府总体上延续了上一届政府的极端和错误对华政策，不断挑战中国底线，加大对中国遏制打压，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出现上述问题，归根到底在于美方的对华认知出了问题，把中国视为最主要对手甚至朝敌手方向推进，企图阻挡和打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为防止中美关系进一步下滑乃至失控，王毅对美方提出了三点基本要求，也是中国坚守的底线：第一，美国不得挑战、诋毁甚至试图颠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制度；第二，美国不得试图阻挠甚至打断中国的发展进程；第三，美国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

谢锋副部长在与舍曼举行会谈时，用“坏事做绝”这样的话语，毫不客气地对美国表达中国的严重不满，将拜登政府的“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称为遏制打压中国的“障眼法”。

针对如何定性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谢锋称，“对抗遏制是本质，合作是权宜之计，竞争是话语陷阱，有求于中方时就要求合作；在有优势的领域就脱钩断供封锁制裁；为了遏制中国，不惜冲突对抗”。

值得注意的是，谢锋还向美方提出两份清单，一份是要求美方纠正其错误对华政策和言行的清单，一份是中方关切的重点个案清单。

从特朗普到拜登，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是根本性的、长期性的。不能指望，美国对华政策大变，而中国的对美外交还停留在原地。

过去几年，特朗普政府以“大国竞争”为导向，推动美国对华战略根本性的调整，并呈现较突出的“新冷战”色彩。从拜登执政后的政策表态和相关做法看，其继续将“战略竞争”作为处理中美关系的基点和框架，并展现出对中国“竞而胜之”（outcompete China）的强有力姿态。4月28日，在迎来执政百日之际，拜登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强调“我们正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竞争，以赢得21世纪”。显然，美方将这场中美之争视为“世纪之争”，也就是拜登念兹在兹的对华“长期性、战略性竞争”。

实际上，正如中国高级外交官所言，美国已经不再仅仅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了，很大程度上美国对华定位正在向“敌手”的方向移动。

在很多美国高官看来，中国不再仅仅是个“挑战”，而是“威胁”，甚至是“头号威胁”。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明确称，“美国的战略是根据威胁进行排序的，而未来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重大威胁，因为中国在上升；虽然俄罗斯也是威胁，但它在下降”。

美国情报机构大肆宣扬中国“威胁”。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埃夫丽尔·海恩斯(Avril Haines)表示，“中国是美国情报界无与伦比的优先事项”。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发布的《2021年度威胁评估》报告，将中国寻求获得“全球性力量”列为美国面临的头号威胁。该报告妄称，中国继续用“全政府”方式“扩大其影响力，削弱美国的影响力，在华盛顿及其盟友和伙伴之间制造分裂，并培育有利于中国威权体制的新国际规范”。在阐释这份评估报告的国会听证会上，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Christopher Ray）诬称，中国对美国的创新、经济安全和民主理念构成最为严重的威胁。

自然，拜登政府对中国的定性令中方感到极为不满，更具争议的是，美方总在强调要从“实力地位”（position of strength）出发与中国打交道。虽然美国方面认为“实力地位”这个表述在英文语境中是中性色彩的，但是中方判定，美方扬言要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对话，实质就是居高临下、仗势压人。

从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看，“平等”一直是中国处理对美外交时所坚持的诉求。在中国寻求“强起来”的今天，这种对“平等”的要求变得更为强烈，这也是中国提出的“平视外交”的应有之义。

中方强调，美国不仅“没有资格”以所谓“实力地位”与中国打交道，也不能以“傲慢偏见”、一厢情愿地设定“中美相处之道”。拜登政府想要为中美之间的竞争建立“护栏”（guardrails）以防止和避免冲突，对此，中方明确表示，如何建立“护栏”，必须由双方商定，必须遵循平等互利原则，必须以维护双方利益为导向，必须对双方都有约束力，而不能是美国单方面给中国设定行为规范。

美国对华施压仍将加码

应当看到，对“中美相处之道”的探索一定伴随着双边关系的波动，拜登政府目前仅是初步完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审议，对华“出招”还在后面。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随着拜登政府以“复合型阵营”等方式全力推进对华战略竞争，维护中美关系稳定、实现中美良性互动面临一系列新的复杂考验。

在经贸领域，拜登政府继续保持对华惩罚性关税，在供应链方面减少对华依赖，加紧与盟友研商应对中国“不公平贸易”等问题的共同策略。

拜登政府指责中国在经济领域“违规、不当及非法的行为”，保留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对华关税举措并作为杠杆，欲迫使中国方面在产业政策、国有企业补贴等涉及中美经贸关系的结构性问题上对美方做出更大程度让步。

与特朗普政府一样，拜登宣扬“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的理念，并以实际举措推动与中国有管理、有针对性的经济“脱钩”。为响应白宫的政策，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等人推动国会的相关立法工作，为供应链中受到冲击且面临中断问题的美国企业提供资助，促使美国企业退出中国市场、寻求替代供应商，以增强美国的“供应链韧性”。

拜登政府注重修复与盟友之间因“关税战”受损的经贸关系，以纠正前任的“错误”，促使盟友更加紧密地与美国站到一起，采取协调行动，应对所谓“中国挑战”。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萨米拉·法兹利(Sameera Fazili)强调，拜登保护供应链的策略与特朗普的保护主义方式不同，“这项工作不是让美国独自行动”，“我们致力于与伙伴和盟友合作，以减少脆弱性”。美国贸易代表戴琦（Katharine Tai）正与盟国和伙伴国的相关高官，围绕中国议题展开频繁磋商，构建压制中国的多边经贸阵营。

美方欲将经贸问题与环境保护、劳工权利等问题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力图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数字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强化美国的主导力，阻遏中国利用贸易规则上的“灰色区域”（gray areas）。

在科技领域，拜登政府力图通过加大国内研发投入、完善“小院高墙”策略、组建“民主科技联盟”等方式强化与中国的竞争。

拜登所强调的对华“长期性、战略性竞争”，有赖于如何确保和提升美国在科技领域的对华竞争优势。前助理国务卿谢淑丽（Susan Shirk）等人认为，创新力是美国力量的核心，技术问题已成为中美竞争的焦点，技术问题将安全、经济竞争和人权等问题结合在一起。

较之特朗普政府，拜登、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等高官与美国科技界的关系更为密切，他们对中美科技竞争的认识更为深刻。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多次称，拜登政府认为美中之间正在进行战略竞争，科技是其中的核心竞争领域。

为进一步充实“小院高墙”策略，美国商务部将强化“实体清单”等机制，财政部牵头的外国投资委员会及其“国家安全审查小组”也将进行扩充，并与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等机构深化协调，增强打压中国科技企业和科研机构的精准性。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沃纳（Mark Warner）等人提出相关法案,要求美国政府设立负责对华科技竞争新的跨部门机构，加强与美国科技企业的合作等。

此外，拜登政府注重利用多边方式对华展开技术竞争，宣扬所谓“技术民主国家”和“技术专制国家”之间的分野，力图构建“民主科技联盟”，推动“技术民主国家”围绕出口管制、投资审查、技术供应链调整等加大协调，在国际技术标准、科研交流规范、新兴技术应用伦理等方面制衡中国影响力。美国还将推动相关国家展开联合融资与研发，在5G等领域提供可以替代中国技术和产品的选择。

在地缘政治领域，拜登政府进一步强化“印太战略”，并着力构建压制中国的美欧“跨大西洋阵线”。

坎贝尔、拉特纳等拜登政府中国政策团队核心成员普遍将印太视为中美地缘政治竞争的首要区域，主张以日、韩、澳、菲、泰五个条约盟国为基础、以“美日印澳”四国机制为主体，大力吸收区内外伙伴国,打造制衡中国的地区架构（regional architecture），进一步加大对华军事安全威慑，提升在非战非和的“灰色地带”与中国进行竞争的能力，如动用美国海警力量对抗所谓中国的“海上民兵”。

拜登政府在印太方向力图多管齐下，加大对华施压。一是升级“美日印澳”四国机制，美方正在推动今年秋季四国领导人首次“面对面峰会”，这也是近期布林肯、舍曼等高官“扎堆”访问印太地区的重要任务之一。二是拜登政府全面强化美日同盟，建设美日“竞争力和韧性伙伴关系”；推动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盟友加大干预印太地区事务，包括派出军舰到南海巡航，与美日等举行军事演习。三是继续推进“太平洋威慑倡议”等防务计划的落实，强化分散化、网络化、弹性化的军事部署。四是进一步利用台湾问题、南海争端等热点问题，加大对华战略牵制力度。

此外，拜登政府还将大力构建应对中国的美欧“跨大西洋”阵线。美国战略界人士普遍认为，欧洲对华疑虑不断上升，尤其是“后默克尔时代”的欧洲将会弱化对中国的好感，美欧在制衡中国方面的共同利益和需求进一步凸显。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汉斯·本尼迪吉克（Hans Binnendijk）等人提出，美欧可围绕应对中国的“掠夺性经济政策”“胁迫性外交”“一带一路”等问题展开不同程度的合作，并建立“跨大西洋中国协调委员会”以及涉及中国的美欧情报联盟等新的机制。

如今，拜登政府和欧洲建立了专门针对“中国问题”的美欧对华机制，以及美欧贸易和技术理事会，估计今年10月拜登访问意大利参加G20峰会前后美欧将抛出新的涉华举措。值得警惕的是，美国还在推动北约加大对“中国挑战”的关注和应对，加紧落实以应对“中国挑战”和中俄协作为重要导向的“北约2030倡议”。

在意识形态方面，拜登政府将进一步提升人权和意识形态问题在对华政策中的重要性，力图通过强化所谓“道义权威”赢得对华竞争优势。

过去几年，特朗普政府将意识形态斗争、价值观冲突等视为“大国竞争”的关键组成部分，并妄图重新“激活”冷战时期遏制苏联的有关经验和做法，在政治上对中国加大正面攻击、内部分化和国际孤立。

针对拜登上台后美国如何推动对华战略竞争，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美国商务部长高级顾问易明（Elizabeth Economy）提出，“美国应当把美中竞争重新界定为根植于价值观较量，而不是一种双边对抗的叙事”。国务卿布林肯则强调，拜登政府将价值观置于其外交政策的中心，欲打造“由热爱自由的国家”组成的全球联盟，以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共同应对中国的崛起。

拜登政府在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新设负责中国事务的高级主任一职，由劳拉·罗森伯格（Laura Rosenberger）担任。罗森伯格曾是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保障民主联盟”项目负责人，长期研究中国如何对民主国家施展“锐实力”等问题。罗森伯格的这一任命体现了拜登政府在中国政策中强化民主人权和价值观议题重要性的趋势。

拜登政府虽然没有像特朗普政府那样直接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恶意攻击并寻求具有“政权更迭”色彩的对华方针，但却用“专制”（autocracy）等概念对中国妄加指责，并在新疆、西藏、香港等问题上对华加大施压。

拜登政府继续用“种族灭绝”“强迫劳动”等标签给中国政府的新疆政策定性，并对华采取相关制裁举措。特朗普政府设立的国务院“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等职位得以保留，拜登还宣称将会见达赖喇嘛。布林肯近日访问印度时，就专门会见了达赖喇嘛的代表。值得警惕的是，“藏独”势力已经开始在美宣扬“中国政府对藏族人搞种族灭绝”等论调，下阶段不排除拜登政府将抓住“达赖转世”“伪班禅”等问题加大炒作涉藏问题。

此外，拜登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内举办“民主峰会”，妄称将邀台湾当局参会。美方力图通过“民主峰会”打造融合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力量的“民主对抗专制”新架构，对中国等国进行意识形态压制。

考虑到上述美国对华施压的消极态势，就不难理解，中国方面为何要在天津会谈中对美方讲 “重话”了，这实际上是要为中美关系拉响“红色警报”。拜登政府时期中美竞争沦为冲突的可能性是现实存在的，如何管理中美战略竞争、防止中美关系脱轨失控，需要双方做出持续的、主动的、审慎的努力。

正如秦刚大使所言，中美关系又处在一个新的紧要关口，既面临许多困难和挑战，也有巨大机遇和潜力，何去何从，关乎两国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的未来；一个健康稳定发展的中美关系，是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普遍期盼。

文章2021年7月30日首发于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