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克尔·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斯坦福大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大国关系并不是由国际秩序决定的，恰恰相反，国际秩序是由大国关系决定的。在当今时代，美国是国际秩序的主要建立者，国际秩序一旦建立，国际机构就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权。在特朗普时代，美国撤出了这个体系，国际体系快速破裂，而中国还未能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白。

世界秩序取决于大国之间的关系。30年前的传统观点认为美国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创造者和奠基者。我给“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加了引号，因为我认为它并不十分符合自由主义，也绝非一个国际性的秩序——大部分前苏联国家仍在其之外。数百万人在冷战期间丧生，那个时期的秩序并不可谓完满，但这就是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昔日的传统观点认为中国会加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但今天美国的一种新兴传统观点指出，那个旧观点大错特错——中国并不是要加入这一秩序，“冷战2.0时代”已经到来。

对于新旧观点之间的辩论，我认为两方都对也都错。我并不认为我们注定要和中国走向“新冷战”，但也不认同美中关系与上一次冷战全无共通之处。这个立场不太好理解，但这就是当今美中关系的现实。如果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过于简单化，我们将无法为北京和华盛顿的政策制定提供准确有效的研判。

在美国，关于“新冷战”的声音在特朗普执政之初就有了声势。去年夏天，特朗普政府官员发表了一系列讲话，这种声音继而甚嚣尘上。其中，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2021年1月16-17日连发三十几条推特，力图用自己的方式来塑造美中对抗。现任国务卿托尼·布林肯也在他的提名听证会上表态支持特朗普总统更强硬的对华立场。尽管听证会的发言与实际政策不能混作一谈，但这种对华新方针的全新共识确已形成，虽然我认为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了。

今天美中之间的大国关系和冷战时期的大国关系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重大区别。如果忽略了相似性或差异性，就会增加处理美中关系的难度。在相似性上，美中两国都是世界超级大国。正如冷战时期一样，美中两国也有不同的政治制度。美国是一个意识形态大国，拜登政府将会更积极主动地推动人权和民主的发展。尽管如此，其中还存在一些区别。今天的意识形态竞争和冷战时期截然不同。当前，美中经济与社会彼此交融、紧密相联，而美苏两国的经济与社会则互不相关。所幸的是，今天美中之间没有涉及代理人战争。这一点尤为重要。此外，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目前都趋于紧缩和孤立。与冷战期间的美国相比，这是一大根本区别。

从美国的角度看，就其国家利益而言，某些相似性是有益的，另一些则更具挑战性；某些差异性也是有益的，另一些也更具挑战性。这听起来也许很复杂，因为美中关系本身就很复杂。如上文所言，过度简单化蕴含着一定风险。

最后，冷战的一些经验教训或许对我们思考当今美中关系和全球秩序有所裨益。第一，对威胁的误解。由于这个原因，美国在冷战期间犯了一些重大错误：它提出所谓的美苏导弹差距，结果差距并不存在；煽动麦卡锡主义，造成了50年代的一场噩梦；参与越战是我们在冷战期间犯的最惨痛的错误。美国支持安哥拉和其他地区的代理人战争，并不是它获得优势地位、捍卫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犯这些错误，美国是可以获胜的。

第二，过度扩张。在上个世纪，美苏两国都上演了过度扩张，两国国家利益均受到严重冲击，苏联在阿富汗受损尤其惨重，美国也受到一定影响。美中两国可以从冷战时期过度扩张的错误中汲取教训

第三，在冷战期间，美国认为必须赋予所谓的“好独裁者”权力，支持他们。这实在大谬不然。美国不需要通过支持政变、残暴的军政府或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来赢得冷战。回头看来，这是美国在冷战期间犯的一个巨大错误，致使它与世界上一些饱受诟病的政权和领导人成为盟友。现在，美国意图深化与一些专制国家的双边关系以借此遏制中国。在我看来，这将是一个错误。

第四，在俄语中，“zastoi”的意思是“停滞”，历史学家用这个词来形容勃列日涅夫时代。我认为这个词对中国有着深刻的警示作用。中国对苏联解体研究颇深，但大家还应该研究一下70年代的情况。那十年里，美苏军力形成了相对均势，勃列日涅夫在全世界范围内过度扩张，忽视了苏联国内的改革，这为接下来的十年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与此同时，我们也能从冷战中借鉴一些有利于管控美中关系的正面经验。在冷战期间，我们在一些重要问题上保持着合作与竞争。第二，我们建立了相关机制以减少误解和误判。作为当今美中双边关系的外部观察者，我注意到美中政府和民间交往甚少，这不禁令我忧心忡忡。因为误解和误判而发生冲突并任其加剧是最糟糕的做法。

最后，我有两大担忧。首先，美中两国政府能否习惯于这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和意识形态冲突共存？我曾供职于奥巴马政府。2009 年，美国采取对俄“重启”政策，这与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非常相似，我的担忧便来自于此。在那段时期，我们试图与俄罗斯保持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关系。这种竞合关系在一段时间内起了作用，然而，意识形态分歧使这段合作关系不堪重负，“重启”政策最终黯然落幕。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从根本上将美国视为其政权的敌人，这种意识形态框架压垮了此前建立的合作。普京认为美国在阿拉伯世界、俄罗斯国内以及后来在乌克兰推广其意识形态，这使他感觉受到了威胁。普京执意认定美国在追求其意识形态目标，他的这种多疑与恐慌使美俄合作走向终结。 

最后，我的第二个担心是，各种问题之间的联动是否会阻碍合作？美中两国是否有同等能力来划分合作和竞争？我对此并不确定。其次，在美国方面，我担心当美国力图通过交往来管控美中竞争时，无论拜登在美中关系上有何作为，都会有一部分（也许是大多数）共和党人指责他对中国的态度过于软弱。无论拜登做什么，越是临近下一届总统选举，对拜登对华政策的批评声浪就会越大。鉴于美中两国的国内政治形势，再加上双方都易感情用事，把各种问题关联在一起，即使两国希望在分歧较小、互利共赢的领域进行合作也将举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