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夫·库普坎：现任美国欧亚集团主席兼研究主任

现行国际体系正在走向两极格局。这是好消息，因为两极体系往往是和平的。但美中关系和这一体系蕴含着重大风险，主要集中在经济和外交领域。

目前，两极格局正在逐渐成型——在可预见的未来，美中两国将成为世界超级大国。任何体系的本质都取决于全球权力分配。过去十年中，美中两国在军事和经济这两大权力指数上取得了明显的领先地位。美国对中国拥有巨大军事优势，而两国的经济实力则更为相当。军力和经济实力上排名第三的国家远在中国之下，美中两国领先优势明显。这个排名背后有其特定成因，并具有结构性和持续性，不会因为新冠疫情或任何其他可预见的情况而改变，例如，美国拥有极为强大的金融体系，而中国则极具创新力。

新的两极格局有几个关键特征，这些特征对国际新秩序中的挑战和紧张关系具有深远影响。首先，这个体系会相对稳定，或者说是相对和平。据大多数人预测，未来将会是多极化的，然而两极秩序更为稳定，因为两极性增加了力量平衡的可预测性和透明度。

同时，美中之间的平衡主要会是在经济领域，两国经济实力将更接近均势；在军事领域，由于中国会受到美国力量的遏制，两国之间的平衡程度会低很多。经济平衡比军事平衡更安全。

接下来，我简单谈谈新冠疫情问题。讽刺的是，疫情推动了和平的可能性。受疫情影响，精英人士对己方在战争中的赢面持有更悲观的态度。各国领导人深知本国已遭受疫情重创，无力承担战争的后果。只要他们有此担心，并认识到未来可能还会发生大流行病，国家间的战争将有所减少。   

新两极格局的第二个关键特征涉及到公共产品，或者说是全球公域。由于国际领导力日渐式微，在新两极格局下，公共产品的供应将受到削减，但其程度也许不会像大多数分析人士认为的那么严重。

在两极体系下，两个超级大国会希望维持这种秩序，因此会展开一些合作。这种趋势在冷战期间就有所体现。美中两国的决策者应对美苏在冷战期间表现出的政策分化进行研究，并重新推行这种做法。当时，美苏双方都形成了一种政治文化，即愿意为了推动军控谈判而暂时搁置极端竞争。1972年，就在《美苏第一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协议》（SALT-1）签署之时，发生了美国在海防港布雷事件——这就是政策分化的一个范例。政策分化是一个关键问题，可以通过学术会议和1.5轨对话将这种做法注入美中关系中。

因此，关于战争与和平、公共产品等问题，我们有理由感到乐观。

第三，也是悲观的一点，新两极格局导致并加剧了国际体系的持续脱钩和分裂。两个超级大国都在争夺数字经济的领导权，双方经济实力的高度平衡是它们在高科技领域脱钩的主要原因。 

但现在出现了一个新情况，即脱钩2.0——在第二轮脱钩中，两极化和新冠疫情都是重要动因。这轮脱钩不仅涉及中美贸易，更将牵连全球贸易，因为所有国家都力求获得更高的独立性。医疗、数据和旅游等行业或将受到冲击。 

诚然，脱钩意味着各国之间，尤其是美中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将有所降低。我们都以为这会增加战争的可能性，但事实正好相反。政治学认为，相互依赖性与和平并无关联，但会对稳定性产生难以判断的影响。

新两极格局的最后一个关键特征是势力范围。没有人喜欢势力范围，但它已是既定事实。势力范围是由于力量分布不均造成的。为此，一项关键任务就在于管控美中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影响力竞争。这需要新的机制。学术界应致力于为打造新型地区安全架构提供支持。

美中两国很有希望就这个宏观体系达成共同愿景。事实上，这个愿景几乎不言自明——一个新的两极格局。所幸的是，美中关系的两极模式在两国都得到了认可。尽管分析人士和决策者有时会表示不支持这种两极模式，但国际体系正如万有引力——这无关选择。风险在于，双方不承认这个体系，致使其效率受到削弱。

这并不是新冷战。新体系的属性与冷战截然不同。尽管军事驱动力在两极格局早期占主导地位，目前，经济驱动力比军事驱动力重要得多。与之前相比，当今世界上各个联盟的意识形态性较弱，灵活性更强。因此，中等强国和地区集团拥有更高的自由度。2020年12月完成《全面投资协定》谈判就明确体现了这一点。新两极格局的特点是，相较于冷战时期，非国家行为体将发挥更大作用。最后，网络竞争也是一个新特征。

总而言之，我们不必过于担心国际体系将在近期走向衰微，因而引发大国竞争。新的两极格局既会带来挑战，也会带来有益的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