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吉社: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以很高的效率、很大的力度退出了多个双边和多边军控协议,包括存续了三十余年的《中导条约》和生效将近二十年的《开放天空条约》,此后美俄之间仅剩《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该条约对美俄各自部署的战略核武器、部署和非部署的战略运载工具做出了明确限定,是奥巴马政府“重启”美俄关系的重要成果。条约有效期十年,但可以延长五年。特朗普政府试图在条约续约问题上做文章,美俄就续约问题斗智、斗勇,但最终没能达成共识,导致条约在特朗普任期末已“命悬一线”。
拜登入主白宫六天即与普京总统通电商定续约事宜,条约得以延长。无论冷战期间的美苏,还是冷战结束后的美俄,军控条约都是维持战略稳定关系的关键:双方限制导弹防御能力的研发和部署,对进攻性战略核武器进行限制或者削减,保持战略对话,通过核查、信息交换和重大军事行动通报等措施确保政策透明。
美俄续约保住了条约的核查机制,这是美俄维持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条约生效至续约前,美俄已进行了328次现场视察、21400余次通报、18次双边磋商委员会会议、38次条约相关的战略进攻性武器数据交换。这些核查措施有助于彼此监督遵守条约的情况、各自的核态势、核力量建设以及核设施情况等。美俄通过核查机制确保双边关系是稳定、透明、可预测的。
美俄续约更重要的意义是为双方探讨下一步军控和裁军方向留下“喘息时间”。传统上民主党政府愿意承认对手实力,并在此基础上根据共同利益开展军控谈判;认为军控能够促进美国安全,也是服务美国国家利益的手段之一;相信军控本身是有意义的,并不主张将军控问题与其他议题相互挂钩。New START存续的未来五年中有四年时间是拜登担任美国总统,这对美俄军控是利好消息。
当然,仅仅有一个支持军控的美国总统并不等于美俄军控将有一个乐观前景,美俄要想推进军控机制需要克服重重困难。其一,美俄政治气氛欠佳,彼此互有怨怼。拜登担任副总统时期,美俄关系的“重启”就因为克里米亚事件戛然而止,随后进入下行区间,至今没有任何改善。其二,美国国内政治气氛也将掣肘美俄军控磋商,美国国会越来越不愿意支持军控条约,行政部门对俄罗斯能否遵守签署的条约疑心重重,指责声声。其三,美俄在军控问题上的期待有错位。美国惦记如何限制俄罗斯数量较多但不受任何条约限制的“非战略核武器”,而俄罗斯担心美国导弹防御能力的研发和部署可能损害其战略威慑的可信性。如果美国仍和以前一样不愿意照顾俄罗斯在导弹防御问题上的关切,那么俄罗斯几乎不可能同意限制“非战略核武器”。其四,未来的军控谈判是否扩展到巡航导弹、即时全球打击能力和其他常规军事领域,这将是一个高度复杂的挑战。其五,网络和外空领域与核领域密切相关,而网络和外空能力的发展将使得各国核关系的计算复杂化,跨域互动将进一步增加军控的难度。其六,未来军控谈判是否有必要以及有可能从双边转向多边。美俄均有意愿“告别”双边军控,让更多核国家加入核裁军谈判。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曾表达了要中国加入谈判的强烈意愿,但遭到中国明确拒绝。多边裁军谈判的吊诡之处在于,美俄拥有巨量核武器,而中国核武库规模很小,未来是设定高于中国现有核武器数量的上限还是设定各国拥有核武器数量的下限?目前,两种选择似乎都不可行。
美俄虽然已将New START延长,但两国在五年内解决前述问题仍困难重重,更何况2024年特朗普是否卷土重来、民主党能否守住白宫仍不确定。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基于条约、可核查的传统双边军控机制已经进入“重症监护室”,五年后是“涅槃重生”还是“寿终正寝”,这不仅取决于美俄等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更取决于政治领导人是否有维系军控机制的政治意愿和外交智慧。
如果传统军控无法存续,美俄战略稳定关系的维系大概只能依靠“战略克制”了。在《中导条约》和《开放天空条约》相继被废止后,美俄两国的反应较为克制,这大概是两国战略稳定关系的仅存希望了。
本文首发于2021年4月7日世界知识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