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晶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助理研究员，中国论坛媒体传播主任

孙雷 中国传媒大学区域国别传播研究院中东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国际传播学院讲师

影片《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很多观众的反馈陆续出来。有人被战争场景和家庭情感打动，也有人对方言、人物塑造和生活细节提出质疑。

文晶老师曾作为国际新闻记者去过阿拉伯国家的难民营，她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是：住在沙漠帐篷里的难民女主人，还是会认真地给客人冲泡红茶。孙雷老师在阿拉伯国家工作过很长时间，他的耳朵对阿拉伯语方言格外敏感。

两位学者看的是同一部电影，但关注的东西很不一样。一个在意的是“谁在讲”，一个在意的是“像不像”。而这两个问题，恰恰是今天中国讲述中东时必须面对的。

本期推文中音频得到被访者声音授权，由Voicebox制作生成

一、两位如何看待这部电影？

文晶：这是一部很难得的以中东为故事背景的影片，试图通过一个非常具体和日常的中国人故事，来呈现中东、战争以及中国人的关系。我长期研究美国、中东外交和国际传播，看电影时有三个视角。第一是国际关系的视角。我们平时讨论中东，往往首先想到大国博弈、地区冲突，但这部电影把战争嵌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里，完成了一次从“宏观地缘政治”到“微观日常生活”的转换。第二是国际传播的视角。谁在讲述中东？过去我们的认知很多是通过西方媒体和好莱坞塑造的，但这部电影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角色视角。第三是我作为曾经的国际新闻记者的视角。2016年我第一次到中东，去了约旦和叙利亚边境的难民营，又去了伊朗和土耳其。去之前，我认知里的中东和许多人一样，意味着战争、杀戮、动荡与难民。实际上，这个地区是多元的。我曾到访一个难民家里，虽然条件艰苦，住在沙漠地带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帐篷里，但女主人还是给我们冲泡好阿拉伯红茶，在很认真努力地生活。

孙雷：我补充一个视角。我从事中东研究和阿拉伯语教学，在看这部电影时，耳朵要比眼睛更敏感。电影选择从中餐馆和日常生活切入，方向是对的。但中国作为第三方来讲述这场战争，天然没有干预包袱，这是优势。阿拉伯观众愿意看，恰恰因为中国不是美国。但第三方视角最大的风险，是容易把别人的历史变成自己的成长故事。宏大历史可以转换，但不能被消费；个人记忆可以被触碰，但不能被征用。

二、影片将伊拉克战争作为背景，却从一家中餐馆和普通人的日常切入。对于中国观众来说，伊拉克战争可能是一段历史；但对于伊拉克观众来说，那可能与自己的童年、家庭乃至战争记忆直接相连。两位怎么看待这种“宏大历史”与“个人记忆”之间的转换？当中国作为第三方来讲述这场战争时，这种叙事位置带来了什么，又可能遮蔽什么？

孙雷：宏大历史看的是国家、主权、安全、战略平衡；个人记忆讲的是普通人的某一天、某个场景、某种感受。对一些伊拉克观众来说，这部电影不是在讲一段历史，而是在触碰他们身边真实发生的事。个人记忆才是战争留下的真正痕迹。

文晶：我2025年2月到巴格达，从机场到酒店，沿途都是战争的痕迹，整个国家都没有从战争中恢复过来。9月24日，伊拉克政府刚宣布与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签署协议，接收美使馆位于巴格达国际机场的外交支持中心。9月30日是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并完成撤军的最终期限。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宏大的国家战略层面，但“个人记忆”是人的生活经验所组成的。就像我去难民营看到的小孩，战争对于他们的记忆就是饥饿、不能上学，日常生活秩序被打破。这部电影的转换非常流畅，把宏大叙事的战争转化为日常生活。

中国作为第三方来讲述战争，这种叙事位置让我们拥有观察距离，可以不站在当事方立场，更客观，但并不等于完全中立。从故事情节到影片传达的价值观，这个过程有很多导演的叙事选择。另外，中国人在讲述伊拉克的时候，伊拉克人是否仍然只是故事中的“他者”？这是国际传播中真正困难的地方。

三、影片中，徐福来到中东原本只是为了谋生，并不想卷入当地政治，但战争最终迫使他作出选择。这种第三方形象，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与美国在中东政策和地区角色上的不同？当前也门冲突、红海航运与海湾安全风险再度相互牵连，当中国的能源安全、海外企业、公民安全和国际航运越来越受到地区冲突的影响，“不干涉”是否仍然意味着可以置身事外？

孙雷：徐福这个第三方形象，体现了中国与美国在中东角色上的差别。美国进入伊拉克，是一种外部的、带着方案的力量。徐福走进中餐馆，带的是厨艺、生计，是“把日子过好”的姿态。阿拉伯观众感到新鲜，是因为过去在好莱坞电影里看到的几乎都是第一种。

这个形象在文化叙事上很有魅力，在现实中却很难维持。徐福的经历像是一个隐喻：中国在中东的角色，正在从“参与者”变成“利益攸关方”。当能源、贸易、公民安全都和这个地区绑在一起，“不干涉”这个词的含义也在悄悄变化。徐福这个形象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回答了“中国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而在于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一个人只想谋生、不想站队的时候，战争会不会允许他保持中立？这个问题对徐福成立，对中国在中东的角色也同样成立。

文晶：中美在中东的政策和地区角色差异很大。我研究了奥巴马政府八年的中东政策。一国外交政策的基础和出发点是核心利益的界定。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中东的核心利益是：维护以色列盟友利益，确保中东能源安全，反对暴力极端主义和防止核武器扩散。为了维护这些利益，美国长期以来深度介入地区事务，是地区秩序的重要外部塑造者。

中国过去与中东的关系主要是经贸能源层面，政治上强调尊重地区国家意愿、不干涉内政。近年来，中国与中东地区的合作越来越深入。中国是海湾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2024年中国与海湾国家的贸易往来总额已经超过海湾与美国、英国和欧元区国家合计的贸易总额。企业出海和公民利益都与地区形势紧密关联，很难完全置身事外，但这两者不矛盾。中国在用自己的方式践行外交理念，不选地区阵营，不建立军事同盟，但积极参与停火和危机斡旋、人道主义援助和保护航运安全。

四、影片里中文、阿拉伯语、英语三种语言交织。对于中国观众来说，阿拉伯语可能首先是一种营造中东氛围的文化符号；但对于阿拉伯观众来说，方言、口音、词汇和表达方式可能直接对应着一个人的地域、身份和社会背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孙雷老师觉得不同语言在塑造影片的中东空间和文化氛围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阿拉伯语在影片中的使用又有怎样的特殊含义？

孙雷：三种语言的作用很不一样。中文是“家”的语言，英语是权力和秩序的语言，阿拉伯语承担的功能最为复杂。我教阿拉伯语这些年，最直接的感受是：在阿拉伯世界，方言首先是一张身份证，然后才是一种沟通工具。埃及方言和伊拉克方言从语调、节奏、词汇各个层面都有差异。更关键的是，阿拉伯世界的媒体生态在过去几十年里形成了一种方言等级制，埃及方言长期主导影视和流行文化，海湾方言、马格里布方言则处于边缘。这不是语言本身决定的，而是媒体产业的历史格局决定的。

当一部讲述伊拉克故事的中国电影让所有当地角色说埃及方言时，阿拉伯观众会有似曾相识的体验。一个不是伊拉克的“中心”，又一次替伊拉克人开了口。有观众说“出戏感直接拉满”。这不是观众太挑剔，而是一个可以精确定位的文化错位。

中文和英语在影片中各自承担了清晰的叙事功能，而阿拉伯语的功能被简化了。它被当作了营造“中东氛围”的工具，而不是一个需要被认真对待的身份系统。语言，是中国第三方叙事中最具体、最日常、也最容易被低估的一项要求。

五、影片中的餐馆从一位中国厨师的谋生场所变成了战时儿童庇护所，也是不同身份的人重新建立联系的空间。从阿拉伯社会文化看，“一起吃饭”意味着什么？中国人通过食物进入当地社会，这种方式的特殊之处在哪里？餐馆这个“小空间”，在战争摧毁了国家秩序之后，是否呈现了另一种社会信任的可能？

文晶：我觉得阿拉伯文化和中国文化都属于东方文明，很多是相近的。“一起吃饭”本身就是建立关系的一种方式。这一点东西方文化有很大差异。我在英国访学时，同学之间可能会邀请出去喝一杯，但鲜少一起吃饭。西方人结束一天工作后，更多倾向于回家与家人吃饭，而不是和同事或者同学。

2017年，我第一次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那里的华人很少，我问当地导游有没有中餐厅，导游竟然告诉我有。印象深刻的是，在那个中餐厅，你基本不需要区分国籍民族肤色，所有人只是来这里享用一份中国美食。去年我带清华探微书院的学生去埃及，光明日报驻站记者带我去了老开罗的一家中餐厅，店里除了老板没有中国人，食客全是本地人。这时你会有种很强烈的感觉，我们和埃及人没有区别，都是奔着那份“大盘鸡”或“鱼香肉丝”来的。古人说“民以食为天”，“一起吃饭”就让彼此距离拉近了，许多差异和隔阂都会被打破，信任也就在无形之中建立了。

孙雷：我曾在北非阿拉伯国家突尼斯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那里的“一起吃饭”从来不是一件小事。它不是社交礼仪，而是一种信任仪式。你被邀请到别人家里吃饭，意味着你被纳入了“自己人”的范围。

影片里中餐馆逐渐变成不同身份的人的聚集地，这种空间设置是有道理的。在战争摧毁了国家秩序之后，餐馆确实可能成为一个替代性的信任场所。在阿拉伯国家，很多小店铺、小咖啡馆、小餐馆都承担着远超“做生意”的功能。它们是街坊邻居交换消息的地方，是不同立场的人暂时放下分歧的地方。

小空间可以承载信任，不等于它自动产生信任。我在突尼斯见过不少中国商人，他们跟当地人做生意很多年，但始终停留在“买卖关系”上。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没有学习当地语言，不参加当地人的婚礼，不参与社区事务。徐福在电影里能走进当地人，是因为他不仅做饭，还跟当地人一起承担风险。信任从来不是靠一碗饭换来的，是靠共同经历换来的。

六、从一些阿拉伯观众的观看反馈来看，有人会因为影片中的战争场景、人物命运和家庭情感产生强烈共鸣；但也有人认可影片的制作、情感力量和反战立场，却对人物塑造、生活细节等提出质疑，认为影片对当地社会的呈现带有“泛中东”色彩。我们通常会把“喜欢”和“认同”理解为传播效果，但对于一部跨文化传播的电影来说，观众主动辨认、比较甚至质疑，是不是也意味着他们已经进入了电影所构建的文化对话？

孙雷：这个问题我来回答。我们不要急着问观众“喜不喜欢”“认不认同”，因为传播不是把意义打包快递给受众，而是编码与解码两套程序各自运转。

阿拉伯观众的反馈可以分三层：有人因战争场景、人物命运产生强烈共鸣，这是主导式解读；有人认可制作和反战立场，却质疑“别把我们拍成一锅中东乱炖”，这是协商式解读；还有人进一步滑向对抗式解读。同一个观众完全可能在反战层主导，在情感层协商，在文化表征层接近对抗。

观众主动辨认、比较甚至质疑，是不是意味着他们已经进入文化对话？当然是。对话的前提不是同意，而是回应。一个人如果鼓掌，那可能只是接受；但当他开始说“这不是我们”，他就已经把电影放进了自己的解释框架。跨文化传播的效果，如果只用“喜欢”和“认同”来衡量，会漏掉一些重要的东西。质疑甚至比掌声更有对话价值，因为它说明观众已经把文本放回自己的具体经验中去检验了。

七、影片中，徐福从一心谋生的普通厨师，逐渐转变为保护当地儿童的守护者；少年赛夫最终拿起厨勺而非武器，也为影片的反战主题增添了温暖而深刻的注脚。但在许多战争作品中，儿童、难民和女性也容易成为唤起同情的情感符号。文晶老师，您认为这部电影是否赋予了当地人物自己的选择和声音？从中东地区的现实出发，影片通过普通人的命运与选择，传递了怎样的人文关怀？

文晶：《欢迎来龙餐馆》没有把战争处理成国家之间的冲突，而是让我们看到战争中的儿童、家庭以及普通人的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人文视角。尤其是赛夫这个人物。他最后没有拿起武器，而是拿起厨勺，我觉得这个设计非常有象征意义。我理解电影想表达的并不只是“反战”，而是战争试图规训一个孩子应该成为谁，但他仍然可以拥有选择自己人生的可能。

我自己过去做国际新闻，在中东采访时，对这一点感受非常深。我们从外部看一个地区，首先看到的是“问题”——战争、贫困、难民、冲突。但真正进入当地后，你会发现，那里首先是一个正常生活的社会。在约旦和叙利亚边境的难民营，甚至还能买到新娘结婚的礼服。他们即便身处困境，但仍在努力正常生活。所以，我们不要只把中东人民作为被同情的对象，而要把他们作为拥有选择权的主体。现在很多中东国家都走在战略自主的道路上，希望能掌握自己的命运。

八、如果影片看作中国电影进入阿拉伯文化空间的一个案例，它真正值得讨论的，可能不只是“有没有把中国故事讲出去”，而是当阿拉伯观众用自己的语言、历史记忆和生活经验去重新解释这个故事之后，它是否已经产生了新的意义。中国电影未来进入阿拉伯社会，需要跨越与突破的是什么？美国在中东叙事二十年的经验教训，对中国有什么参照？

文晶：当地观众会从自己的成长经历、战争或者殖民经历，对于中美两个国家的不同理解来观看它，必然会有新的认识和判断。中国电影近年来有不少好作品，与世界的交流也很多，比如电影周或者其他交流活动。今天我们谈中国电影走出国门需要跨越突破的问题，可能不仅是翻译或者语言的问题，而是文化的问题。不是把字幕翻译为阿拉伯语，故事就能被观众真正理解，因为同一个表达在阿拉伯文化语境中可能产生不同理解。真正的跨文化传播，是要让阿拉伯观众能够在自己的文化经验中找到故事的入口。

美国长期以来很重视在中东的文化渗透，目的是希望中东国家接受美国的价值体系，二战以后到小布什时期到达巅峰。美国在战争中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也有强大的媒体塑造能力，但是并不意味着可以“控制世界如何理解这场战争”。对于中国可以参照的经验是：中国应该审慎地处理地区事务，在传播上避免“讲给你听”，要“与你对话”，从“输出中国形象”到“创造共同经验”。

孙雷：中国电影进入阿拉伯社会，除了要跨越语言、资金或渠道，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就是：谁在讲故事，谁在听故事，谁被允许进入故事。过去我们讨论中国电影出海，最大的焦虑是“能不能传出去”。今天，阿拉伯观众的反馈告诉我们，传出去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是：当观众用自己的语言、历史记忆和生活经验去重新解释这个故事之后，它有没有产生新的意义。

如果一部电影在开罗、在巴格达、在突尼斯被讨论，讨论的焦点不是“中国导演想说什么”，而是“电影里的我们像不像我们”，那才是真正进入了当地的文化空间。美国在中东叙事上的教训，可以归结成一句话：你可以买时段，但买不到认可。中国电影能不能在中东地区被接受，不取决于我们讲了多少，而取决于我们有没有让当地人觉得，这个故事里也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本文2026年10月1日首发于“区域国别传播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