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当代世界与中国”是清华大学2019-2020年秋季学期面向本科生开设的公选课，由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的学术委员和研究员担任主讲老师，介绍当代世界格局与正在发生的热点问题，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国际问题分析思路，学会理性、平和地认识世界。以下是CISS学术委员、中国军事科学学会高级顾问姚云竹2019年11月13日讲课内容的节选。

2019年是中美建交四十周年，本应有很多的庆祝和纪念活动。但不幸的是，中美关系的下滑趋势还在继续，而且正处于非常复杂和困难的时期。回顾41年前，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驱使两国靠拢的原始驱动力是共同的地缘战略考量和一致的安全利益需求。军事领域在两国建交初期甚至在建交前都是两国政府高度关注、且投入了很多精力加以优先发展的领域。

       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深陷越战泥潭，和苏联的军事竞争也进入了胶着阶段。中国的处境同样不好，国际上面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国内正值文化大革命，社会和经济发展都受到了极大影响。所以，中美两国主要是基于共同抵御苏联和维护亚太稳定的地缘战略考虑，在1972年恢复了交往，而两国军队的合作是早期交往中比较具有实质内容的一个领域。

▲1972年尼克松访华，图片来自网络

       比如1976年，中国军队邀请了美国军事专家、军人和智库学者非常低调地来中国走访和座谈。据美国军事战略家爱德华·鲁特瓦克回忆，为了让美国人给中国提供专业的军事咨询，当时的中国军队请他们参观了中苏边界的军事部署情况。1977年，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随行包括负责空间和防御科学的国防部长的副顾问，与中国探讨军事领域的合作。

       通常情况下，美国不会与一个没有外交关系且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频繁和深入地探讨进行军事技术合作的可能性。但是，利益的驱动显然压倒了意识形态方面的顾虑，美国在那个时候向中国军队伸出了大把的橄榄枝。不过，美国国内意见和政策的整合，包括精英的主张、国会的推动以及民众、媒体的支持都还在酝酿之中，同时中国也强烈反对美国在涉台问题上的态度和做法。

       中美军事关系第一个十年，是从中美恢复接触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20世纪七十年代，可以看作是中美军事关系的相互试探时期。

       二、1980年中美国防部长耿飚和布朗互访，开启了其后十年中美之间积极和务实的军事合作。1983年9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访华，提出了美中两军关系应该建立在“三大支柱”之上。

▲1980年耿彪访问美国，图片来自网络

       第一个支柱是两军领导人的互访。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里，中国访问美国的军事代表团从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到海空军司令等共有9个，平均一年一个。美国派到中国访问的有15个代表团，中国代表团也差不多是同等级别。军队高层互访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塑造友好气氛和进行战略沟通上，还有利于建立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从而和国家间的关系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第二个支柱是对口交流活动，包括军事院校交流、训练观摩、条令理论研讨、军舰互访、军事设施参观等。对口交流促进了两军各层级的互相了解与信任，也促进了操作层面的合作。

       第三个支柱是军事技术合作，这是整个八十年代两军关系最大的亮点。建交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法案，放宽了对中国出口军用品的限制，在军品出口方面，给予了中国相当于非北约盟国的友国待遇，与中国就武器采购、军事技术合作、技术转让等达成了一系列协议，包括出售黑鹰运输直升机。一直到2008年，美国出口中国的黑鹰直升机，还被中国军队用来向汶川灾区投送物资。

▲黑鹰直升机在汶川地震救援现场，图片来自网络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说八十年代是两国军事关系最好的时期，也是当时两国关系中非常有活力的一组关系。如果把七十年代看作“试探期”，那么八十年代的两军关系就处于“蜜月期”。

       三、蜜月期在1989年风波后停止了，不仅双方的军事交流、合作项目全部终止，美国还带领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实行武器禁运和技术封锁。之后整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美军事关系是双边关系中最脆弱、最波动、也是最缺少实质内容的关系。

       如果我们说这20年的中美关系是“时好时坏”，军事关系则是“时有时无”。一遇到涉台事件或突发危机，军事关系就立刻停摆，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两次“台海危机”，多次美国对台军售，1999年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中美南海撞机等。

       20世纪末，美国国内掀起了反华浪潮，情况和当前有点相似，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媒体纷纷指责中国偷盗美国的军事机密，盗窃美国技术和知识产权。美国会在1999年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限制两国军队进行交流，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2000年国防授权法》：一是要国防部审查和评估建交以来所有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交流活动；二是要求以后每年发布一份中国军力评估报告；三是划定了禁止两国军队交流的“12个领域”。这些规定和要求，有一个明确的底线，就是中美两军的交流，不能以任何方式提升解放军的战斗力。

       这一时期的中美军事关系不仅动荡，而且越来越趋于空洞化，反过来也影响了两国总体关系。

       四、进入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后，第四个时期的中美两军关系逐渐趋于稳定。这种稳定表现在尽管我们在台湾、东海、南海和其他问题上还有严重的分歧，还时不时有危机发生，但我们始终保持了军事关系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就算有少部分交流项目被推迟或者取消，军事交流还是在持续进行中。

       中美两国都认识到，建立正常的军事关系有利于总体关系的稳定。在这一时期的几乎所有两国元首峰会上，军事关系都是一个重要议题。两国防务部门和军队也建立了很多机制性的对话平台，包括国家层面的对话、国防部层面的防务磋商、两军工作层面的政策磋商、海上军事安全磋商等。机制性对话平台取代军事技术合作，成为中美军事关系新的“三大支柱”之一。这几年还增加了战略规划部门之间以及军种之间的机制性对话，各种对话从议题到形式，也在改进和完善的过程中。

       意识到预防冲突和管理危机符合双方共同利益，2014年中美国防部在华盛顿签署了《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两个谅解备忘录。虽然这些规定不能完全杜绝危机的发生，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危机发生的概率且有利于在危机发生后第一时间进行协调或采取共同措施。

       两军之间的务实交流合作也包括了军事教育、军事理论、军事历史、军事医学、档案等低敏感度的交流。中美现在也开始在多边军事合作框架下，比如东盟防长扩大会议（ADMM+）机制中，进行交流与合作，比如海上搜救、抢险救灾、维和行动等。只要是不提升解放军战斗力的合作，美国都愿意参与。 

       回头看中美过去四十年的军事关系，呈现出一种“高开低走”的发展形态。起点很高，后来慢慢走下坡路，大起大落，时有时无，在比较低的水平上逐渐趋于稳定。现在中美军事可能又发展到一个节点，是继续保持低水平的稳定还是进入一个军事摩擦频发、危机不断的时期，我认为现在还有待观察，这有赖于中美两国总体关系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