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 香港大学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创始主任

赵修业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博士生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

CCCW学者李成与赵修业近日在欧洲著名期刊 Horizons 《视野》撰文，提出在当今世界事务中，“志同道合”应该超越传统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限制。在全球治理中，中欧比美欧有着愈来愈多的“志同道合”的理念。 下面是文章的中文译作。

对于政治制度的“民主—威权”二分法已经过时。诞生于冷战时期的二分法，在拜登政府时期被重新启用，而如今这样的分类方法已无法判断政治制度相似或文化传统相近的各国是否“志同道合”。政治制度相似，已不再意味着各国会对当今世界的重大问题作出相同回应，甚至不能保证各方能就解决分歧的方式达成一致。反之，政治制度不同，也不妨碍各国找到共同答案。面对前所未有的全球挑战，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共同行动，既要有突破性，也要兼顾问题的复杂性。

如果“志同道合”的内涵由一个时代的核心挑战所定义，那么今天的全球治理与发展危机，就要求我们重新理解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挑战。在应对人工智能和气候变化等前所未有的挑战的多极世界中，传统的意识形态认同已不足以解决当今世界最紧迫的难题。从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再到可持续发展与包容性增长，中国与欧盟事实上有着共同愿景，是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可持续的全球秩序的志同道合者。

中欧政治制度不同，但对国际秩序应当实现的目标抱有共同理念。近年来，中欧领导人经常指出，双方合作远大于竞争，共识远多于分歧。习近平主席近期指出，欧洲当前面临的挑战并非来自中国，中欧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和地缘政治矛盾。这一共同认识，体现在双方对多边安全与贸易、人工智能治理、清洁能源转型和包容性增长的政策主张中。在这四个关键领域，中欧的共同立场使双方成为塑造未来国际秩序的重要力量，直接关系到这一秩序如何治理、又将惠及何人。

以多边主义管控分歧

多边主义的正常运作，并不以国家之间毫无分歧为前提。中欧无须在每一个重大事件或每一场危机中都持相同立场，也能共同维护世界多极化秩序。这里关键的是，双方究竟主张通过对竞争各方均有约束力的规则解决争端，还是接受由最强大的国家施压解决争端。特朗普总统对欧洲的关税威胁、围绕格陵兰岛的施压，以及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提议，从根本上疏离了传统冷战意义上的“西方阵营”，也表明仅凭政治认同，并不足以抵御单边强权。

2025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万斯就美欧“价值观差异”发表的令人不安的讲话，动摇了双方所谓“深厚的共同价值观”和“志同道合”的基础。正如资深中国外交官傅莹所观察到的，随着跨大西洋关系趋于疲弱，欧洲正面临“西方缺位”的困境。值得注意的是，在随后一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总理默茨明确表示，在他看来，其政府与特朗普政府的价值观确有不同。总体而言，德国民众并无意参与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所倡导的“文化战争”。

美国与伊朗的战争进一步说明，寻求另一种危机处理方式已迫在眉睫。美以发动打击、伊朗作出回应后，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量从每日138艘降至几乎为零。少数国家之间的冲突，因而对地区以外的能源供应、航运和粮食安全也构成威胁。北京与布鲁塞尔都认识到，如果将有能力维持或结束冲突的国家排除在外，任何解决方案都难以持久。中欧双方在危机管控上的共识是呼吁保持克制、保障航行安全，并通过包容性谈判，达成多方参与的持久性解决方案。

2015年达成的伊朗核协议，就是由欧盟主导、中国参与谈判，将相互竞争的大国纳入同一框架的最佳例证。此后即便美国退出协议，以及中欧之间存在政治分歧，都不应该成为放弃这一外交框架的理由，反而应该说明它的存在更加必要。如今，地区战争正扰乱全球贸易，将对手排除在外交进程之外的代价，比2015年更为高昂。

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预防大流行的全球公共卫生合作。美国退出这一领域的国际谈判后，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于2025年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大流行协定》。欧盟积极推动，中国也支持协定的通过。达成共识并不意味着难题就此消失：如何迅速共享危险病原体，同时公平分配由此研发的疫苗和治疗产品，各国仍在谈判。但中欧都选择依托共同的国际机构制定规则，因为任何一方都无法独自确保这些规则得到有效落实。

中国与欧盟都支持联合国及具有公信力的国际组织发挥重要作用。相比之下，美国于2025年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巴黎协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制。2026年1月，特朗普总统签署总统备忘录，指示美国退出被认定为“不再符合美国利益”的66个国际组织，包括31个联合国相关实体和35个非联合国国际组织。与此同时，中国积极推动建立国际组织，致力于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例如2025年10月在香港成立的国际调解院、2026年3月在北京成立的世界数据组织，以及2026年7月在上海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这些案例表明，“志同道合”的内涵应该超越政治阵营内部意识形态的一致性。跨越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传统建立共识较为困难，但正因如此，也显得更加珍贵和必要。双方致力于通过多边规则解决共同问题，说明对国际事务的共同认识能够跨越国内政治差异。这为“志同道合”提供了实质基础，也为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带来启示：这一领域或许是当今最迫切需要多边合作的前沿。

以公共责任治理人工智能

中欧在2025年巴黎人工智能峰会上的合作，跨越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分野。中国与欧盟共同在峰会上签署了《关于发展包容、可持续的人工智能造福人类与地球的声明》，而美国和英国却并未签署。声明在强调人工智能安全与透明的同时，也主张扩大技术普及、支持发展中国家、促进环境可持续发展和加强国际合作。签署声明并未消除中欧的所有分歧，但表明面对一项可能塑造未来经济与政治权力格局的技术，双方愿意寻求并支持共同的国际议程。

中欧的政治传统不同，却面临相同的治理问题：如果创新带来的风险无法评估，又如何赢得公众信任？部署人工智能技术的主体，又能否被有效问责？欧盟《人工智能法案》根据系统的风险程度设置相应义务，中国2026年的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文件则要求针对具体用途开展评估，并运用相应工具进行审查。双方都将保障安全、维护信任视为公共责任。这为采用可比的测试方法，以及在严重故障产生跨境影响时开展联合预警，提供了基础。

缺乏适当监管，人工智能就可能让虚假证据迅速传播，而事实和澄清却往往滞后，进而损害公众信任。一段伪造视频几分钟内就能跨境传播，查明真相却可能需要数日。因此，中欧都对合成内容的制作者和传播者规定了义务。欧盟《人工智能法案》要求相关提供者确保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能够被识别，并在公众接触深度伪造内容时予以告知。中国的相关规则也要求添加显式标识和嵌入式标记。双方都将维护公众信任视为人工智能治理的根本目标。

双方的共同目标不止于发表国际声明，还包括增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制度能力。巴黎声明支持在联合国框架下开展全球人工智能对话，并设立独立科学小组，使所有国家都能在人工智能治理中发声。2026年7月，中欧均参加了首次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这些机制能为各国政府提供共同的科学依据和协商平台，以便在规则冲突和技术阵营对立形成之前化解分歧。

下一步应着眼于务实合作。中欧可以推动合成内容标识相互兼容，建立可比的先进模型评估方法和严重故障报告机制。双方无须采纳彼此关于言论或数据的规则，但都必须承认：一项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应用所带来的风险，需要超越政治制度差异开展合作。巴黎声明已经表明，中欧能够在技术全球治理领域确立共同目标。

以绿色转型驱动发展

中欧都认同一个正在重塑各自经济的理念：未来繁荣有赖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性。双方的承诺不仅涉及减排目标，也涵盖支撑经济发展的产业、基础设施和投资。欧盟《清洁工业协议》与中国产业绿色发展规划基于相同的考量，即通过脱碳抢占技术先机、推动产业更新、创造就业机会。双方对经济发展有着共同理解，都将环境可持续性视为持久繁荣的必要条件。

2015年，联合国正式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立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为2015至2030年的全球发展描绘蓝图。如今，距离议程目标期限仅剩四年，全球已进入加快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阶段。去年，李强总理在联合国大会上承诺，中国将推出两项重大举措：一是与志同道合的伙伴，特别是欧盟，共同建立支持非洲发展的南南合作机制；二是在上海设立全球可持续发展中心。

这一共同认识，为气候合作奠定了能够经受政治分歧或国情不同考验的基础。2025年7月中欧峰会上，双方重申支持《巴黎协定》，承诺加快可再生能源推广应用，让更多国家和民众能够获得价格可负担的绿色技术。其意义不仅是再次表达对气候外交的支持，还将气候行动与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相联系，承认绿色转型必须为承担转型任务的国家创造经济机会。中欧都支持在共同环境目标下兼顾各国国情与能力差异的国际框架，这构成了合作的实质基础。

对于转型成本的考量使这一共同认识具有了切实的经济意义。当家庭无法负担更清洁的交通工具、企业难以筹措设备更新资金时，气候承诺就更难兑现。推动绿色技术本地化生产，既有助于降低脱碳成本，也有利于欧洲产业的长远发展。宁德时代与斯泰兰蒂斯在萨拉戈萨的电池合资项目，展示了绿色转型的经济效益。该工厂于2025年11月开工，计划投资最高41亿欧元，计划于2026年底投产。项目将中国电池技术与欧洲制造业基础相结合，使电动汽车转型与本地投资、就业相互促进。其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如何分配合作收益。欧洲工人和供应商需要从新旧产业更替中切实受益。合资企业既能帮助中国企业在欧洲建立持久的商业根基，也能增强欧洲伙伴的竞争力。

要建立持久的绿色伙伴关系，就必须让脱碳为当地带来经济回报。产业竞争和补贴争议仍将持续，但当合作成果惠及工厂、社区和消费者时，合作就更容易获得持续的政治支持。将共同投资与劳动力培训、供应商培育和研发相结合，可以进一步扩大这些收益。从支持可再生能源所需的电池，到推动工业生产电气化的设备，中国清洁技术在欧洲的本地化应用，有望帮助欧洲在实现气候目标的同时增强经济实力。

包容性发展的共同责任

随着主要援助方收缩国际援助金额，政治考量对于发展问题的影响力正在上升。经合组织的初步数据显示，2025年美国发展援助下降了一半以上。对中欧而言，任由贫困蔓延、经济不安全加剧，将损害各国赖以发展的稳定、繁荣的国际环境。因此，帮助全球欠发达国家提高发展水平，越来越需要有共同发展理念的伙伴携手合作。

中美的战略竞争使任何可能增强对方影响力的合作倡议都面临更高的政治成本。中欧也有竞争，但仍有更大空间根据实际成效评判发展项目。欧盟委员会明确承认，与中国合作对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至关重要。在欠发达国家和全球南方，中欧共同改善粮食安全、增加农村就业、建设基础设施、提升职业技能，所带来的成果无须由任何一方独占。因此，双方对包容性增长的共同承诺，有望转化为务实合作，围绕发展中国家自主确定的优先事项整合资源。中国与欧洲伙伴已有的合作，展示了这一模式的可行性。

这一方式已有实践基础。在老挝，中德与老方伙伴共同出资并推进职业培训项目，提升农业相关职业的教学水平。项目借鉴此前中德在老挝平度一所职业学校的合作经验，并根据老挝机构提出的需求作出调整。培训涵盖农业机械、食品加工及其他职业培训，将中德积累的专业经验与第三国的发展重点相结合。通过培训教师，相关知识技能还能持续惠及未来更多的学生。这类项目提供了提升本地能力建设的具体合作模式，使合作不止于设备交付。

乌克兰和伊朗战事的持续，使粮食安全成为中欧包容性发展合作中日益紧迫的议题。粮食贸易受阻，加上能源、化肥和运输成本上涨，可能使欠发达国家已有的发展成果付诸东流。双方联合开展的 trans4num 项目提供了一种务实的应对办法。该项目由欧盟资助，在中国西南地区开展试点，在保持玉米产量不变的同时，将氮肥投入量减少了 37.5%。以更少的化肥获得同等收成，有助于农民在能源冲击推高生产成本时维持收入。将这些方法因地制宜地推广到发展中国家，可以帮助农民在投入品价格波动中稳定生产和收入，使中欧科研合作更好地服务于粮食安全与包容性增长。

这些伙伴关系为扩大中欧合作奠定了基础。要进一步推进合作，需要受援国参与确定优先事项，各方作出明确的融资承诺，并共同评估成效。围绕合同和影响力的竞争仍将持续，但中欧自身的发展都离不开稳定、繁荣的国际环境。双方之所以志同道合，根植于一种共同认识：让更多国家和民众共享发展机遇，是维护这种稳定与繁荣的必要条件。

中欧长期积累的某些误解和文化偏见，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消除。世界显然已不处于一个自由主义盛行的时代，“西方价值观即普世价值观”的观念也日益受到挑战。面对持续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许多中国精英高估了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承所带来的认同，却低估了美国与北约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

与此同时，一些欧洲精英热衷于“道德机会主义”，以双重标准看待中国。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西方国家近来发生的种族暴行和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以及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犯下的罪行，削弱了西方国家内部对于价值观的共识。中欧关系的核心议题，已不再是人权，甚至也不再是中国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而是日益转向全球面临的经济、贸易、技术和安全领域的挑战与合作。

更重要的是，中欧在建设什么样的世界这一问题上的共同点，显然超过了双方在政治体制上的差异性。双方支持多边机构、对新技术实施公共监管、推动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体现了对国际秩序如何实现持久安全与繁荣的共识。这些承诺关乎本世纪的核心问题，而国内政治制度的差异，并不能预设各方在这些关键问题上的既定立场。承认这些共同点，将使合作拥有能够经受具体政策分歧考验的战略目标，也会让双方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任由分歧消耗双边关系需要付出何种代价。

中美今年5月和9月的两次峰会表明，北京与华盛顿有可能在激烈竞争中为双边关系找到新的战略定位。如果中美能够做到，那么中欧就更有理由重新定位彼此关系。承认双方对国际事务的共识，将为管控具体争端、持续推进共同目标提供更坚实的基础。人工智能风险治理、清洁技术和粮食安全合作，也就能够纳入共同认可的国际议程，并通过相应的机制和具体行为加以落实。

政治分歧和经贸竞争仍将存在，但这不应妨碍中欧认识到携手合作能够取得的成果。今天，判断是否“志同道合”，不应着眼于文化差异、传统的意识形态分类或过时的阵营思维，而应看各方是否有能力、也是否有必要共同应对当今全球面临的核心挑战。

原文2026年10月31日发表于“Horizons”。标题：Shared Outlooks In A Changing World: China And The EU In Today’s Global Affai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