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巍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内容提要】

知识体系是人们据以认识和解释世界的一整套相互关联的问题意识、基本概念、分析单位、因果关系、证据标准和研究方法。在美国研究中，中国学者如果过度依附西方知识体系，就很难产生具备原创性与批判性的独特知识贡献。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核心是形成对自己运用的知识体系的“自知之明”，超越中西二元对立，并秉持开放包容、自我修正的态度，从既有的强烈的现实关怀出发，突出整体性研究、历史性研究、关系性研究、比较性研究以及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

【关键词】

自主知识体系；美国研究；研究路径

【作者】

达巍，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引用】

达巍：《知识体系自觉与中国的美国研究》，《当代美国评论》，2026年第3期，第1~9页。

大约二十年前，笔者曾有幸与国内一位从事美国研究的前辈讨论中国的美国研究。这位前辈向我追忆了国内一个重要的国际关系研究机构在改革开放之初第一次接待外国同行的故事。在那次交流中，中美两国学者就美国大选和美国政治交换了看法。参加交流的中国学者使用“财团”这一概念来分析美国政治，例如认为卡特在1976年当选美国总统，是“美国东部财团南下后地方化”的结果。然而，来访的美国学者对中方使用的这个概念却不大理解，中方对如何翻译这一术语也颇费周章。用今天的话来讲，四十多年前那场学术交流，实际上是两个知识体系在隔绝多年之后的一次碰撞与交融。当时的中国学者使用了具有时代特色的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知识框架来理解美国，这对于熟悉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框架的美国学者来说，可谓“鸡同鸭讲”。这位前辈向我回忆说，当时这家国内重要的研究机构的美国方向设有专门的“财团组”，研究人员可以接触到不少来自美国的英文文献，其中对研究影响最大的读物是美国工人世界党（Workers World Party）的机关报《工人世界》（Workers World）。“财团”的概念，同时也受到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美国共产党成员维克托·珀洛（Victor Perlo）所著的《金融资本帝国》（The Empire of High Finance）一书的深刻影响。显然，四十多年前的这家研究机构的中国学者在观察和研究美国时使用的是一套不同于美国同行的知识体系。这一知识体系也深刻影响了这家机构组织研究的方式以及学者对研究材料的选择。

中国学者观察美国的知识体系变迁

这里讨论的知识体系，是指人们据以认识和解释世界的一整套相互关联的问题意识、基本概念、分析单位、因果关系、证据标准和研究方法。人们观察、思考和研究世界，总是通过自己对世界的一套思维框架来进行的，而这个框架归根到底是由人们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由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以及最深刻的思想经历所塑造的。对“我是谁”这一问题的回答，决定了我们观察别人和世界的视角。同一时代同一个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在观察世界时所使用的知识体系往往具有相似的时代特征和民族特色。人们使用的知识体系有时是自主的，有时则是移植来的，甚至是有依附性的。国家强大，可能为强势、具有自主性的知识体系的产生和传播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这种知识体系可能超越本民族文化的边界并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强势知识体系超越国家边界并在其他国家、民族和文化中取得主导性地位后，受其影响的其他国家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使用的知识体系常常严重缺乏本土经验、本土传统，他们在与世界对话的过程中往往只能处于跟随地位，呈现辩解姿态。自主且不断创新的知识体系则可能给一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带来繁荣和强势地位，并推动该国的学术界为人类文明作出独特的巨大贡献。

历史上，当晚清的中国人睁眼看世界时，就使用了自主的知识体系。只不过那是从古代中国一以贯之到晚清的知识体系。魏源在1842年出版的《海国图志》一书中介绍美国的政治制度时，使用华夏传统的政治地理概念，称美国的组成部分为“部落”，称美国领导人为“大酋”，美国百姓为“黔首”；同时他又使用儒家“三代之治”的政治美德“武”“公”“周”赞扬美国赢得独立战争以及独立后的内政外交；他还使用儒家的民本政治话语“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三占从二”称赞美国的政治制度设计。徐继畲在1848年出版的《瀛寰志略》中介绍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时，称其“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称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这段使用了陈胜、吴广、曹操、刘备以及“三代”、天下为公等意象的中国古代知识体系观照之下的美国观察，被传教士镌刻在一块纪念石上，至今仍镶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纪念碑的碑身内。今天读到这些中国人对美国的早期观察与研究，除了觉得颇有意趣之外，也能感到这一知识体系对理解美国这个新的研究对象，对于解释李鸿章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捉襟见肘。显然，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并不能保证解释的有效性和科学性。

启蒙运动之后，以现代性为核心概念的西方现代知识体系不仅在西欧及北美取得了空前的发展，而且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都居于主导甚至垄断地位。苏联的崛起和二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一度让苏联模式的马列主义知识体系在全球获得巨大的影响力。但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欧风美雨”在全球再次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美国研究界在议题、术语、研究方法、研究资料等方面，与美国同行呈现出明显趋同。这一方面有利于中国学界在美国研究方面缩小差距，另一方面也极易导致中国的美国研究原创性、批判性不足。中国的美国研究界非常强调尽可能多地阅读一手文献、尽可能多地实地调研，尽可能地跟上和贴近美国这一研究对象，从而提高研究质量。这种“近身研究”的路径当然是必要的，未来仍应大力提倡。但是我们也需要看到，在语言、生活经验、对社会的接触和理解等方面，本土研究者天然拥有某些认知优势。如果中国的美国研究只是追求复现美国人自己对美国的认识，那就很难作出有原创性的独特知识贡献。更何况，在不同知识体系的观照之下，会产生不同的“可见世界”。用西方知识体系观察到的美国，并不一定是美国这一研究对象的全部。观察者所使用的知识体系将决定研究者认为什么构成研究对象，什么值得成为问题，应该使用什么概念加以命名，把什么视为原因，接受什么作为证据，以及最终如何判断一种解释是否成立。正如西方知识体系在中国研究领域提出过很多极富洞察力的观点，有关中国的理论并不是都来自中国一样，有关美国的理论也并非一定都要来自美国。西方学者对美国的研究有可能“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非西方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则有可能带来比较、陌生化以及反思，进而产生新的知识。因此，中国的美国研究工作者有责任，也有可能对世界的美国研究作出更大的贡献。

知识体系的“自知之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风格、气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成熟的标志，是实力的象征，也是自信的体现”。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02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又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期许和要求，代表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当一个国家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当一个国家的文化自信逐渐恢复时，哲学社会科学管理者、工作者就可能开始思考和讨论自主知识体系这个议题。这种努力一旦启动，自主知识体系的自觉就可能逐渐迸发。

有关自主知识体系的讨论，核心问题是对自己所处、所使用的知识体系的自觉。费孝通先生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其实质就是建立“自知之明”：一个从事美国研究的中国学者，需要知道自己对美国这一研究对象所提出的问题是因何产生的，为何自己会对某些问题格外重视、敏感，也需要知道自己的观点、理论是如何形成的，背后有哪些理论来源和思想脉络。借用费孝通先生“各美其美”的说法，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需要“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之“美”，需要珍视自己身后丰富的本土的知识体系，并对运用这些资源形成自觉。

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与可能路径

任何知识体系，都是从自己所处的经验事实出发提出问题，进而形成原创性概念和知识体系的。经过一代代学人的努力，中国的美国研究虽然仍有很多不足，但也具有非常鲜明的特色与风格。这一特色和风格当然也来自于中国学者所面对的经验事实。过去几十年中，美国一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大的外部因素。特别是过去十年，美国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面对的最大外部挑战和风险。分析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与斗争，成为中国的美国研究绕不过去的头号问题、头号需求。这一局面不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意志为转移，且在未来还将持续相当长时间。这一经验事实决定了中国的美国研究长期呈现出高度“国际关系化”“中美关系化”的趋势和特点。在学科内部，美国研究在中国新兴的区域国别学科中显得有些与众不同。与众多脱胎于语言、文学、社会、文化研究的中小国家研究不同，中国的美国研究界在中美关系、美国对外政策（包括对华政策）以及美国政治经济形势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形成了研究现实多而研究历史少、研究政策多而研究理论少、研究政治经济多而研究社会人文少的状况。中国的美国研究界对此早有意识，并且也多有自我反思，但是相关趋势并没有发生明显改变。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这种特色来自于中国的美国研究界所面对的压倒性经验事实。紧迫的客观经验事实不变，研究的基本取向也就很难改变。我们对这种研究倾向可能带来的问题当然要高度重视，但是从学科发展的自然规律角度看，上述风格与特色的形成有其内在逻辑，短期内很难改变。中国的美国研究界理应对此有清醒认识，但也没有必要对这种趋势感到过度“不安”。相反，我们完全可以将其作为构建中国的美国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前提条件和基本背景。

需要作出改变的，可能不是中国的美国研究的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政策取向，而是在通过学科建设等方法弥补在历史、社会等方面的研究短板的同时，从现实问题出发，形成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进而在美国研究领域构建富有中国特色和学理性的自主知识体系。在这方面，中国的美国研究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未来的进路，笔者的学力不足以做出前瞻性判断，需要国内学界同仁共同探索。不过以下几个方面，或是值得思考的方向。

其一是整体性研究路径。重视整体一直是中国本土知识体系的重要特征。中国学者习惯从整体观察美国，喜欢研究“大势”“战略走向”“政策逻辑”“综合国力”“国家能力”等概念和议题。整体性的研究路径意味着研究者虽然重视美国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侧面，但终归是将美国视为一个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整体，甚至是一个有着兴衰运势、肌体可能生长败坏的有机体。该研究取向重视美国这一研究对象的各个侧面之间的结构性关联，倾向于对这一整体的状态以及演变趋势做出判断，也要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之间的深度互动。同时，整体性的研究路径也意味着从全球秩序、全球化、多极化、资本主义等超越国家的更加宏观的视角来研究美国，在“全球大综合”中审视美国这一国别。此外，即便是研究美国政治和社会等具体领域，整体性也意味着强调在这个具体领域或者具体学科视角下的“执政地位”“社会思潮”等“小综合”议题的研究。

其二是历史性研究路径。历史性的研究路径实际上是整体性研究路径在时间轴上的体现。中国几千年的学术传统有极强的历史主义取向。虽然中国的美国研究由于受到中美关系现实博弈的影响而对美国史的研究投入显得不够，但是在对美国当前热点问题的研究中，中国学界始终重视从较长历史纵深理解美国。例如理解美国作为一个霸权的兴衰历史，美国多次战胜国内危机并不断纠错的历史，以及美国历史的长周期理论等。历史研究一方面具有独立的知识价值，另一方面也可以为理解当代美国和中美关系提供更强的纵深感，形成更深刻的历史洞见。

其三是关系性研究路径。在关系中理解各个客体，是中国文化的另外一种悠久传统。关系主义是近年来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重点突破的领域之一，其实质是整体性研究路径在社会网络上的体现。从整个国际网络、社会网络的视角审视作为网络节点的美国，可以关注网络（如国际机制、双边关系）对美国的塑造作用，以及美国对网络的反向作用。例如在研究美国的内外政策时，不仅需要关注这些政策本身，还需要关注美国与中国等其他行为体的互动对美国内外政策的塑造作用。此外，近年来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成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热点，这要求从美国的网络节点权力以及其他国家通过控制网络节点对美国的反作用来理解美国的权势地位；从世界政治各主体间的互动关系来理解霸权，而非从国家的静态实力来理解权力。这些都是关系性研究路径的重要话题。

其四是比较性研究路径。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突出特点。将美国研究置于这一背景之下，可以通过比较研究对美国产生更加深刻的认识。例如，当前美国面临的挑战，是美国一国的挑战，还是所有发达国家、西方国家或者资本主义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美国、欧洲国家和其他国家在解决这些问题时，采取的路径有何异同之处？单一国别研究往往更擅长揭示特殊性，比较研究则有助于辨识一种现象的特殊性、类型性和普遍性，并为进一步的理论提炼创造条件。

其五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的美国研究界特别重视并可能进一步激活的一种理论传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则是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智慧来源。如果说“财团”是带有四十年前的时代烙印、不易与西方知识体系沟通的概念，利益集团、产业联盟、金融化、企业对政治的影响等议题则是更具当代意义的研究议题。当代中美战略博弈已远远超越传统地缘政治范畴，国家间的发展竞赛也越来越以经济、科技为核心。中美两国之间以及两国各自内部各种思潮和群体之间的双重博弈共同塑造着两国关系的未来。从经济利益、经济结构以及资本权力的视角来理解美国政治的变化，从政治经济互动的视角来理解美国国家发展和政策演进的前景，都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的具体体现。

知识体系的“美美与共”

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避免中西二元对立。

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必然带有中国的特色、风格和气派。但是，我们不应当将知识体系过度民族国家化。世界上各种知识体系都是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果，自主知识体系中完全可能包含跨国流动而来的知识资源。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应立足中国实践和中国问题意识，同时形成认识和解释中国与世界的知识能力，其学术资源至少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和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及现代西方理论思想三个来源。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财团”概念，实际上就体现着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20世纪后半期美国和日本左翼思想的特征。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是要替代西方知识体系。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美自己之美，也乐见世界其他文明与文化美其所美。世界上不仅要有中国和西方两种知识体系，同时还应该出现更多富有国家和民族特色的知识体系。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构建自己观察和研究美国的知识体系，其意义在于向世界提供不同于美国或其他国家研究者的知识与洞见。除了“从美国的知识体系出发看美国”和“从中国的知识体系看美国”之外，观察和研究美国还有其他多个视角，通过欧洲的、亚洲的、全球南方的，或者其他国家、民族的视角形成的关于美国的研究方法和观点同样值得重视。

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并不是说我们的知识体系就一定比别人的更高明、更完整。没有任何一个知识体系可以“包打天下”。任何知识体系都有一定的选择性、边界性以及路径依赖，这就意味着每个知识体系都有其盲区、死角、弱项。更何况，观察和研究美国，美国自身知识体系所产生的知识与洞见是首先应当借鉴和参考的。通过与其他知识体系特别是西方知识体系的对话，中国学界可以反观自身并发现和弥补自己的盲区与不足。在思考知识体系问题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避免依附，同时也不能封闭。在这方面，中国学者的一个优势是对西方知识体系产生的有关美国的知识总体上是熟悉的。我们应当继续吸收这些知识，中国学者需要拥有与不同知识体系对话的能力。也可以说，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应当是一个对其他知识体系开放包容的体系。

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界要建立的自主知识体系，是可验证、能够不断自我修正的体系。如果有一天，中国的美国研究界能够提出若干美国学者没有发现的研究思路，没有看到的实际问题，经过经验检验之后，能够大范围进入国际学术界的讨论视野，甚至能够被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学者用于重新理解美国，那时我们就可以说，中国学术界通过自主知识体系更加有效地解释了美国。毕竟，一个自主知识体系是否成功，其衡量标准只能是其解释力，而不是其出生地。

本文首发于《当代美国评论》2026年第3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文中注释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