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从越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导语

领导人之间的个人互动或许能够暂时改变政策氛围，却难以撼动历史记忆、安全困境、国家认同与秩序观念所构成的深层结构。从并肩抗击法西斯，到冷战长期对峙；从苏联解体后的短暂靠近，到乌克兰危机后的全面对抗，美俄关系始终在合作与竞争之间反复摆动。值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本文回望两国百年纠葛，试图揭示大国领导人互动与政策变化背后，两个大国围绕自身历史使命、战略安全与世界秩序塑造权展开长期博弈的根源。

近期，特朗普政府再次释放对俄施压信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恢复并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与此同时，特朗普对泽连斯基的态度也出现明显变化。泽连斯基访美期间，特朗普一改此前的公开斥责，转而肯定其领导表现，并对乌克兰展现出的作战能力表示欣赏。

外界一度认为，相较于历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普京之间保持着某种特殊的个人默契，两人也曾多次公开肯定彼此的领导风格。然而，从持续向普京释放善意，到重新评价泽连斯基，特朗普对俄乌双方领导人的态度始终随着战场形势、谈判进展和现实利益而变化。这种转变也表明，领导人之间的个人互动固然能够影响政策氛围，却很难改变国家利益和战略格局所塑造的关系走向。

这不禁让人思考：为什么美俄之间似乎总是在合作与对抗之间反复摇摆？为什么每一次关系缓和都难以持续，每一次战略靠近最终又重新走向竞争？

从一个偏居大西洋一隅的十三州殖民地，到如今深刻影响世界秩序演变的全球超级大国，美国的国家叙事始终伴随着对外部世界的不断探索，也始终伴随着对“外部他者”的定义与塑造。而在美国长达两个半世纪的战略视野中，俄罗斯无疑是最特殊、最庞大，也最富戏剧性色彩的存在。

作为长期观察大国关系演变的国际关系学者，我时常感叹于美俄（苏）关系的奇异张力。两国相隔重洋，在历史传统、政治制度、宗教文化和国家认同上迥然不同，却在过去一个多世纪里，共同塑造了现代国际政治的基本格局。这是一段漫长而复杂的“相爱相杀”：既曾并肩抗击共同的敌人，也曾将彼此视作最大的战略对手；既短暂燃起合作的希望，也不断陷入对抗与猜疑的循环。美俄两国都深信自己肩负着拯救世界或重塑秩序的“天命”（Manifest Destiny与第三罗马神话），这种弥赛亚主义的撞击，注定了双方视线的交汇处永远充满火花。

如果将历史纵向剖开，从两国各自的视角重新审视对方，就会发现，美俄关系跌宕起伏的背后，其实始终贯穿着一条清晰而稳定的逻辑：它们像两颗共同运行于国际政治苍穹中的“双子星”，彼此牵引、彼此塑造，也彼此消耗；一次次靠近，又一次次远离，在战略利益与国家认同的碰撞中不断塑造着对方，却始终难以真正走向融合。

百年纠葛：美俄关系如何走入对抗循环

在美国的战略文化和公众心理中，俄罗斯的形象经历了一场漫长而复杂的演变：从冷战初期“专制而危险的异类”，到冷战结束后“有望融入西方体系的新成员”，再到今天“试图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尽管时代不断变化，美国观察俄罗斯的视角始终带有鲜明的价值观色彩。

几个世纪以来，俄罗斯始终游走于欧洲与欧亚之间，在“向西看”与“向东转”之间不断寻找自身的位置。从彼得大帝开启“西化改革”，到19世纪“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激烈论战，再到苏联解体后的全面向西方靠拢，俄罗斯社会始终存在一种深刻的精神矛盾：一方面，美国代表着现代化、科技创新和经济繁荣，是不少俄罗斯精英向往的发展样本；另一方面，美国又始终被视为可能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与大国地位的最大外部力量。正因如此，俄罗斯对美国的认知，始终在“学习”与“警惕”、“靠近”与“抗拒”之间剧烈摇摆。我选取了美俄关系史上的几个关键节点，回看双方如何在一次次战略选择中错失合作窗口、加深彼此疑虑，并最终走入今天的对抗循环。

1947年：美苏如何从盟友变成宿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苏作为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盟友，共同击败纳粹德国。1945年4月，美苏士兵在德国易北河会师，这一历史画面一度被视为两个大国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的象征。然而，战争尚未结束多久，昔日盟友便迅速走向对立。

1946年，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向华盛顿发回著名的“长电报”；次年，又以“X”为笔名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杂志发表《苏联行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系统阐述了后来影响美国数十年的“遏制战略”。在凯南看来，苏联并非一个可以通过妥协改变行为的传统大国，而是一个受到意识形态驱动、又深受历史安全焦虑影响的国家。它既继承了沙皇俄国追求战略纵深的传统，也赋予这种扩张以革命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因此，美国必须以长期、坚定而耐心的方式，对其扩张进行遏制，而非寄希望于短期和解。

自此，美国逐渐放弃了战时合作的幻想，将苏联视为冷战时期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几十年间，从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到北约建立，再到全球范围内的阵营对抗，美国对苏战略几乎都建立在凯南所奠定的这一认知框架之上。

在冷战年代，美国眼中的俄罗斯（苏联），不仅拥有足以毁灭世界的核力量，更代表着一种与自由主义秩序根本对立的发展道路。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后来里根将苏联称为“邪恶帝国”，并非一句简单的政治口号，而是美国战略文化长期积累后的自然表达。

而在莫斯科看来，战后国际秩序的迅速演变，同样意味着新的安全压力正在形成。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苏联在卫国战争中付出超过两千万人的巨大牺牲之后，克里姆林宫始终认为，俄罗斯历史上屡次遭遇外敌入侵，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乏足够的战略缓冲地带。因此，在东欧建立一系列友好政权、构建安全屏障，并非单纯出于意识形态扩张，而首先是基于国家生存与安全的现实考量。

在苏联领导人看来，美国提出“杜鲁门主义”、实施“马歇尔计划”，并推动建立北约，不仅意味着资本主义阵营开始联合遏制社会主义国家，也意味着美国正在借助经济援助、军事同盟和制度安排，逐步确立自身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莫斯科因此相信，美国真正追求的并非战后合作，而是利用自身经济和军事实力建立一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单极世界，而苏联则成为这一秩序最主要的战略障碍。

正是在这种相互戒备不断强化的过程中，双方逐渐陷入典型的“安全困境”：美国认为北约是为了防止苏联扩张，而苏联则将北约视为针对自身的军事包围；美国强调遏制是为了维护自由世界，而苏联则相信自身是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阵营的战略纵深。双方都将自己的政策视为防御性的，却都把对方的行动理解为进攻性的信号。

凯南电报原文

1991年：最接近和解，也最深的失望

1991年圣诞夜，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近七十年的红旗缓缓降下，一个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时代宣告结束。

对于当时的美国而言，这不仅意味着战略竞争的胜利，更意味着自由民主模式似乎完成了对另一种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性超越。老布什提出“新世界秩序”，福山发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华盛顿弥漫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乐观情绪。

这一时期，美国看待俄罗斯的目光，更多带着一种胜利者的自信，也带着某种“导师”式的期待。华盛顿相信，只要推进市场经济改革、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全球化，俄罗斯终将成长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中的一员。克林顿政府不仅积极支持叶利钦政府推进改革，还推动俄罗斯加入八国集团（G8），希望将其逐步纳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

与此同时，俄罗斯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向西时刻”。 叶利钦政府希望通过全面融入西方，实现经济振兴和国家复兴；不少俄罗斯知识精英相信，冷战既然已经结束，俄罗斯理应成为欧洲大家庭的一员，与美国共同建设一个没有意识形态对抗、更加开放的新世界。

这是美俄关系最接近真正和解的年代。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不仅接受了华约组织的终结，也接受了德国统一并继续留在北约等一系列冷战结束后的重大现实，希望借此换取西方的信任与接纳。

然而，现实的发展却远比预想更加残酷。伴随着市场化改革全面推进，以“休克疗法”为代表的改革方案迅速实施。短短几年间，俄罗斯经济剧烈萎缩，恶性通货膨胀席卷全国，国有资产在私有化过程中大量流失，社会财富迅速向少数新兴寡头集中，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国家一度陷入严重的财政和社会危机。

这种巨大的心理落差，使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开始相信，美国真正希望看到的，并不是一个重新振兴的俄罗斯，而是一个足够虚弱、足够依赖西方、不会再次挑战美国领导地位的俄罗斯。这种深刻的失落感，也成为后来俄罗斯民族主义重新兴起的重要社会基础，并为普京时代更加强调国家主权、大国尊严和战略自主提供了广泛的民意土壤。

2026年4月8日，在俄罗斯莫斯科，工作人员对尤里·加加林的雕像进行保洁清理工作

1999年：和解幻灭的关键转折

1999年3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对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发动持续78天的空袭。

在华盛顿看来，这是维护地区稳定和防止人道主义灾难的必要行动。但在莫斯科看来，这不仅意味着国际法原则遭到破坏，更意味着冷战结束后欧洲安全秩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南联盟不仅是俄罗斯长期的重要伙伴，也是斯拉夫民族和东正教文明的重要联系对象。贝尔格莱德遭到轰炸，不仅触动了俄罗斯社会的民族情感，也让莫斯科第一次切身感受到，美国完全可以绕开联合国框架，依靠北约单独采取军事行动。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了后来广为人知的“普里马科夫掉头”事件。时任俄罗斯总理普里马科夫正在飞往华盛顿访问，得知北约已经开始空袭南联盟后，当即命令专机在大西洋上空调头返回莫斯科。这一决定虽然只是一个象征性的外交动作，却成为俄罗斯战略心理发生重大转折的重要标志。

更令俄罗斯感到忧虑的是，几乎就在同一时期，北约完成了冷战结束后的首轮东扩，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正式加入北约。莫斯科逐渐意识到，北约并不会随着冷战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在不断向俄罗斯传统战略空间推进。

2003年：从价值分歧到秩序竞争

2003年，美国绕开联合国安理会，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战争。然而，战争结束后，这一核心理由始终未能得到证实。这场战争不仅进一步削弱了联合国集体安全机制的权威，也让俄罗斯更加坚定地认为，美国正在以自身标准重新定义国际规则。几乎与此同时，格鲁吉亚“玫瑰革命”（2003年）、乌克兰“橙色革命”（2004年）和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2005年）相继发生。

在西方看来，这些政治变革体现了民主转型和民众选择；而在俄罗斯看来，它们则意味着美国及西方国家正在借助民主、自由、人权以及非政府组织等渠道，不断影响俄罗斯周边国家的政治进程，并试图改变原有地区力量格局。

随着这些事件接连发生，克里姆林宫越来越相信，美国的战略重点已经不仅仅是维护全球领导地位，而是不断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并推动北约和欧盟持续向东扩展。

2007年慕尼黑安全会议上，普京发表了后来广受关注的演讲，公开批评美国推动单极世界秩序，指出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决定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这场演讲通常被认为是俄罗斯正式结束冷战后战略收缩阶段的重要标志，也意味着俄罗斯开始更加主动地寻求恢复大国影响力。美俄双方开始不仅争夺利益，更开始争夺国际秩序的话语权。

自此，美国在俄罗斯战略认知中的形象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不再只是一个值得学习的现代化样本，也不仅仅是一个实力强大的竞争者，而逐渐成为一个试图重塑周边安全环境、影响俄罗斯战略自主、甚至左右其政治发展方向的外部力量。

2026年3月24日晚，超过1万人在塞尔维亚南部城市弗拉涅举行集会，悼念27年前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遇难者。

2008—2014年：美俄关系重回遏制与对抗

如果说2008年的俄格冲突只是一次警示，那么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则彻底击碎了美国持续二十余年的战略期待。

在奥巴马政府和华盛顿建制派看来，俄罗斯已经不再满足于融入现有国际秩序，而是开始主动挑战冷战结束后形成的欧洲安全架构。美国意识到，那个曾被寄予厚望、希望通过全球化和制度合作逐渐完成“转型”的俄罗斯，并没有按照西方预想的发展轨迹前进。

自此，“修正主义国家”逐渐成为美国官方文件中描述俄罗斯的重要概念。俄罗斯被视为利用军事力量、能源工具、网络空间和信息传播不断重塑地区力量平衡的重要挑战者。从经济制裁到外交孤立，从强化北约东翼部署到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美国对俄政策重新回到了以威慑和遏制为核心的战略轨道。

对于此时的华盛顿而言，俄罗斯已不仅是一个地区性竞争者，更是试图重塑国际规则、挑战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重要战略对手。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这种认知进一步固化，并深刻影响着美国至今的对俄政策。

而在俄罗斯看来，2008年的俄格冲突和2014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并非俄罗斯主动挑战既有国际秩序，而是冷战结束以来欧洲安全矛盾长期积累后的集中爆发。

对于莫斯科而言，北约持续东扩早已不断逼近俄罗斯传统安全边界，而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未来可能加入北约，则被视为触碰了俄罗斯无法接受的战略底线。尤其是2008年布加勒斯特北约峰会明确提出乌克兰和格鲁吉亚未来将成为北约成员后，俄罗斯更加相信，美国及其盟友并未放弃继续重塑欧洲安全格局，而是在不断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缓冲空间。

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更将基辅政局剧变视为西方长期介入乌克兰国内政治的结果。在克里姆林宫看来，克里米亚不仅关系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战略安全，更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民族和国家认同意义。因此，俄罗斯始终坚持认为，对克里米亚采取行动首先是维护自身核心安全利益，而非单纯寻求领土扩张。

随着双方围绕乌克兰问题的分歧不断扩大，俄罗斯越来越坚定地相信，美国的最终目标并非与俄罗斯和平共处，而是不断推动北约东扩、削弱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影响力，并通过经济制裁、政治孤立和价值观输出持续塑造一个对俄罗斯更加不利的战略环境。

至此，美俄之间关于冷战结束后共同建设欧洲安全秩序的最后一点期待基本消失。

2025年8月15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右）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埃尔门多夫-理查森联合军事基地举行会晤后共同出席联合记者会。

百年纠葛：美俄关系如何走入对抗循环

站在2026年这一特殊的历史节点，美国迎来了建国250周年。

两个半世纪风云激荡，世界秩序几经重塑，大国此起彼伏，时代潮起潮落。美国深刻改变了现代国际体系，俄罗斯同样以自己的方式深刻影响了世界政治的发展轨迹。

然而，美俄关系却仿佛始终没有走出历史的循环。俄乌冲突仍在延宕，欧洲安全格局正在经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一轮重组。军控机制不断削弱，战略互信几近耗尽，美俄双方之间除最低限度的危机沟通之外，政治、经济、科技、人文交流均已大幅萎缩。

回望百余年的历史，两国之间并非没有合作，也并非没有善意。19世纪美国内战期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曾派遣舰队访问纽约和旧金山，以实际行动表达对林肯联邦政府的支持；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苏并肩抗击法西斯，共同迎来了易北河会师的历史瞬间；冷战结束后，两国也曾一度相信，一个没有对抗的新世界正在到来；“9·11”事件发生后，普京第一时间致电布什，支持美国开展反恐行动。

然而，这些短暂的合作，最终都未能改变双方关系发展的总体方向。真正难以跨越的，从来不是一时的政策分歧，而是长期积累的历史记忆、截然不同的战略文化，以及彼此对于世界秩序完全不同的理解。

美国始终在俄罗斯这一“重要他者”的映照下巩固其全球领导身份，俄罗斯也不断通过回应美国的战略压力来强化自身的大国认同。

这或许正是美俄关系最耐人寻味之处。

美俄两国更像是现代国际政治苍穹中的一对“双子星”——共享同一片天空，却遵循着不同的轨道；彼此凝视，彼此牵引，也彼此制约。它们之间并非从未靠近，却始终难以真正融合；并非没有合作，却终究无法摆脱竞争。

美俄百余年的“相爱相杀”，既是一部两国关系史，也是一部现代国际政治演变史。未来，无论国际格局如何调整，无论两国经历多少次领导人更迭、政策转向甚至阶段性缓和，只要塑造双方关系的那些深层力量依然存在，这对“双子星”仍将沿着各自的轨道继续运行，在相互注视中定义彼此。两国关系仍将在竞争、威慑、有限合作与危机管控之间反复摆动。这种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张力，既是美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理解21世纪国际政治演变不可回避的重要线索。

本文图文转自“腾讯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