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略层面
2019年1月，在印度新闻网发文《历史的魅影：美中贸易战》认为21世纪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争与19世纪德国和英国之间的竞争惊人地相似。这两种竞争都发生在经济全球化和高速技术创新的背景下。两者的特点都是，崛起的专制政体、国家保护的经济体系，对自由市场经济体系下的民主体制构成挑战。这两次冲突影响了整个国际体系，其他大国(当时的俄罗斯，现在的印度)在战略计算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两个竞争对手的特点是，各国都深陷深度相互依赖之中，通过关税威胁、标准制定、技术盗窃、金融实力和基础设施投资来获取优势。
杜如松强调美国应对当今中国崛起不应采用“张伯伦式”的绥靖策略。美中之间既不该盲目对抗，亦不该天真合作，而应该是竞争性的。美国正确的做法应当是：比起粗暴采取增加关税这一措施，更有效的做法是加强与盟友及伙伴合作，强化规则、标准设定、惩罚中国产业政策（industrial policy）和技术偷盗（technology theft）、创造取代中国地缘经济谋划的替代选项。
杜如松认为大国之间经济竞争是微妙而复杂的，不是单凭情绪的应激反应，而是需要耐心与长久计划。比起简单粗暴加增关税这一权宜之计，更为根本的在于：在标准制定、科技领导力、金融杠杆等方面提升竞争力与话语权。一时的增加关税看似心里痛快，实则在战略层面往往适得其反。
2021年1月12日，《外交事务》网站刊登与库尔特·坎贝尔共同发表的题为《美国如何维护亚太秩序——恢复均势和合法性的战略》的文章。文章认为在基辛格《恢复的世界：梅特涅希，卡斯尔雷格与和平问题1812-1822》一书中，对理解当今亚洲秩序和制定战略十分具有意义。书中对当今亚洲秩序的参考意义不在于亚洲是否将会成为历史上的欧洲，而在于亚洲地区处于均势状态且权力的合法性得到承认时，这一地区将处于最理想的秩序中；美国应当致力于促成均势并提升合法性。作者认为，从欧洲历史经验中可以得出三个经验教训：印太地区需要实现均势，地区国家承认的合法秩序，以及建立联盟来应对中国对以上两者的挑战。这样可以确保一个均衡、开放的印太地区。
十九世纪的欧洲与当今印太地区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一个崛起大国，大国竞争，冲突的多样性，高涨的民族主义，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对抗，脆弱的区域性机制。然而两者之间的差异也十分重要。印太地区目前没有发生欧洲历史上的革命运动，也没有发生大国战争，印太地区已经享受了长达四十年之久的和平；亚洲地区内部经济、金融、技术相互依赖的程度远高于19世纪欧洲内部；印太地区的贸易大多数是在地区内部开展的，该地区美国的繁荣与发展十分关键。美国印太政策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从混乱的秩序中创造新秩序——如同19世纪欧洲领导人面临的问题那样，而是如何巩固和加强现有的地区秩序。印太地区另一个明显特点是正在形成当中的地区机制既致力于提升商业往来、又有助于防止冲突发生。二战结束以来建立的地区机制融合了合法性、安全和经济事务，该地区已有数百万人口脱离贫困，商业机遇层出不穷，并积累了大量财富。以下核心原则久经考验：航行自由、主权平等、透明度、和平解决争端、遵守协定、跨境贸易和合作应对跨国挑战。此外，美国长期以来前沿部署的军事力量也有助于巩固这些原则。
印太地区的均势和合法性面临两个挑战。第一个挑战是中国经济和军事崛起。中国GDP和军费支出几乎占该地区的一半，自新冠疫情以来这一差距有所扩大。像任何一个崛起国一样，中国寻求塑造周边环境、确保实现自身利益。再加上中国倾向通过使用经济制裁的手段胁迫他国——如澳大利亚，这使得该地区秩序的组织原则面临风险。
另一个挑战来自于美国印太地区秩序最初的设计者和长期秩序的维护者。特朗普总统几乎使印太地区秩序的每一个方面都面临压力。他向盟国日本和韩国施压，要求重新就美军基地和军队费用分担进行谈判，并威胁称如果新的协定令他不满，美国将从两国撤军。这些举动削弱了印太联盟的可信度。特朗普基本不参与地区多边进程和经济谈判过程，这使得中国有机会为该地区秩序和合法性制定相关规则。
中国物质性权力的日益增长的确造破坏了印太地区微妙的平衡状态，并且助长了领土冒险主义。如果不对其加以制止，中国的行为将结束该地区的长期和平。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united-states/2021-01-12/how-america-can-shore-asian-order
2020年10月12日，杜如松在《外交政策》网站上发表《中国认为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正在加速衰落》。文章中称美国急需制定应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但更重要的是国内政策，以向中国表明未来美国不会持续衰落。杜如松分析了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对外战略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邓小平、江泽民时期奉行的“韬光养晦”战略，冷战时期可视为半个盟友的美国转而成为中国面临的权力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威胁，这一时期中国的战略目标是逐渐削弱美国的地区影响力；第二阶段始于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正在衰落并对前一阶段的对外战略进行调整，中国外交开始更加积极、努力“有所作为”，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战略目标是主导建立地区秩序；自英国公投“脱欧”、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新一代领导人对国际权力结构和世界局势做出新的判断，认为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外交战略也进入新的阶段，更加注重对外扩张，寻求向亚洲之外扩张中国影响力，这也对美国全球秩序构成了挑战。
杜如松指出，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国家领导人在解释中国大战略时频繁使用“多极”、“国际力量平衡”等隐晦词汇暗指美中相对权力趋于平衡的趋势；中国对外战略的调整基于中国对美国的实力评估；特朗普时期的美国较少地参与国际事务、国内更加分裂。杜如松认为美国新一届政府应制定新政策提升美国自身竞争实力，以向中国表明美国将不会走上持续衰落的道路。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10/12/china-trump-accelerating-american-decline/
二、金融领域
2020年1月6日，在全美亚洲研究发文《美中十年金融权力之争》。文章指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反对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结构性权力。原因可能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因为美元大幅贬值实际上会损害中国的出口，并降低其持有的以美元计价的巨额资产的价值；也不完全是出于国家认同，虽然中国呼吁降低美元的作用，但总体上并没有出现任何关于提升中国地位或使人民币发挥更大作用的民族主义言论。相反，中国主要担忧美国在金融领域的结构性权力。例如，正如中国进出口银行前行长李若谷指出的，美元的力量对中国是危险的，“美国用这种方法（操纵美元）来推翻日本经济。”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需要直截了当地绕过美国的这一权力，只有消除美元的垄断地位，才有可能改革国际货币体系。自从美中贸易战爆发以来，中国的这些担忧进一步加剧了。他们越来越多地指出，美日广场协议是美国金融优势可能损害中国的警示。正如朱利安·格维茨所指出的，即使是主流的中国经济和金融官员现在也经常援引对美国“金融战”的担忧。
十年来，中国将削弱美国金融权力的努力与建立自身金融权力的希望融合在一起。尽管美元的地位得益于美国的法治、强大的机构以及高度流动性的资本市场，但中国仍有办法规避美国的某些金融杠杆，并在区域层面推广本国货币。通过这样做，中国基本上可以在美国广泛的金融霸权下建立自己的金融秩序。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仍处于起步阶段的地区金融影响力是否会真正走向全球？尽管中国封闭的资本账户长期以来阻碍着其金融影响力的扩展，但技术进步可能帮助中国政府实现雄心壮志。在围绕这些事态发展的所有不确定性中，有一个因素是明确的：国际金融可能会发展为美中之间更具争议的战略竞争领域。
中国如何寻求重塑国际金融架？（基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基本历史观念）基础结构对权力来说很重要，经济、金融体系对权力而言也至关重要。美国切断全球银行结算系统（SWIFT）和伊朗金融机构的链接来对抗伊朗之后，中国采取了另一种迅速行动。复制了SWIFT，表明中国绕过美国金融体系、挑战美国主导地位的想法。当然，是美国的金融危机及其过度使用金融权力，是让中国意识到这是当务之急的标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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