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伟：北京邮电大学岗位教授、CISS人工智能与安全课题组成员
2020年2月28日，前 Google CEO、美国人工智能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下拉到结尾处阅读原文）称，硅谷可能会输给中国。这篇文章从人-机-环境系统的角度出发，表现出“基础优先的危机意识”、“资源共享的战略重点”、 “人才培养的政策调整”和“国际合作的应对策略”四部分特点。这与一年前2019年2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一份行政令《美国人工智能倡议》有着异曲同工、一脉相承之处，那份名为“维护美国人工智能领导力”的行政令倡议是美国政府率先提出国家层面的人工智能助推计划，它也从人-机-环境系统的角度出发，表现出“基础优先”、“资源共享”、“标准规范”、“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五个关键特征。
客观地说，施密特此文与一年前的“美国人工智能倡议”并非是单纯的技术路线图，而是“美国优先”国家战略目标实现的保障措施之一，“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5G、超音速技术和其他高优先级技术领域的领导力”，应对来自“战略竞争者和外国对手”的挑战，这两篇都是居安思危、积极规划之作。
文章直言美国面临着中国在5G、人工智能军民用领域、俄罗斯在人工智能军事领域、欧洲在人工智能技术伦理法律领域等方面快速进步的压力：“今天的美国远远领先于中国，但将在五至十年后处于落后地位。中国的超级计算机数量是美国的将近两倍，已部署的5G基站的数量大约是美国的15倍。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预计中国在研发方面的总投资将在10年内超过美国，而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体量预计也将超过美国”，文章呼吁，作为“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早期开发者和国际领导者”的美国必须集中调动联邦政府的资源，从顶层推动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全面发展，“政府应首先确定所有新兴技术领域的国家重点事项，特别是关注可增强我们国防和安全能力的研究领域。白宫本月的预算要求到2022年将在两个领域：人工智能和量子信息科学的非国防研究经费增加一倍。这是可喜的消息，但是国会应该更进一步，在例如生物技术等更广泛的新兴领域进行类似的经费增加”。此文还明确地提出应在以下四个重点领域发力：
第一，在研发方面，突出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科技等高新技术是新一轮产业变革和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重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环节，催生出更新的技术、产品、产业、模式，引发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实现社会生产力的整体跃升，故应将其作为对基础性研发投资的重中之重，否则将可能在五至十年后处于落后地位。
第二，在资源共享方面，应该通过创造更灵活的方式来加速新发现，为最有前途的研究人员提供多年资助，为科学发现开辟更长远的道路；增加政府提供给私有公司的带宽，消除信息孤岛现象，政府和产业之间建立前所未有的伙伴关系。例如，应该建立一种合作伙伴关系，让大学研究人员和学生可以用上廉价的云计算（如斯坦福大学的新提议“国家研究云”（National Research Cloud）为该目标提供了一个思路）；另外，再加上需要积极应对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可能对社会伦理、算法偏见、个人隐私、技术标准、国家安全等方面的一些挑战，这些高新技术广泛的社会影响尤其需要政府的参与。“增加关键领域的资金投入，应支持国家科学基金会、国立卫生研究院、能源部和其他发放研究经费的机构。同时，国会应满足总统提出的70年来最高水平的国防研发经费要求，而国防部应将这些资源投资到人工智能、量子物理、超音速技术和其他高优先级技术上，以创造领域水平上的突破”。
第三，在人力资源培养方面，培养具备创新能力和必须具备的多领域知识结构从业人员，“大力培养有前途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吸引更多的全球技术专家来美国。在美国工作的大多数拥有研究生学位的计算机科学家都是在国外出生的，目前在美国大学学习计算机科学的大多数研究生也是如此。他们是国家力量的源泉，其中绝大多数人希望留下来，为美国的创新做出贡献。我们必须使他们能够更容易地留下，没有必要等待全面移民改革：我们现在就可以改变高技能人才的移民程序，以减少官僚主义、积压和不确定性，这些都有可能将科技人才推向其他国家——包括我们的战略竞争对手”。
第四，在国际合作方面，由于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不是单一学科，而是一个横跨自然科学、社会、文化、艺术甚至宗教的复杂系统领域，所以无论学术性的科研基础研究，还是产业开发性的技术应用，其国际化趋势非常明显，美国将在人工智能领域与全球其他国家开展合作。“在与中国人竞争的同时，也应该与他们合作。在许多领域，合作可以帮助所有人——例如使用人工智能，在应对气候挑战、太空探索、救灾和流行病等方面采取措施”。
结合施密特此文与一年前的“美国人工智能倡议”所述，我们可以对未来硅谷乃至美国发展做出如下初步判断和反思：
一、美国希望维持自身的军事实力、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科技战略非常重要。
二、未来人工智能科技战略的快速发展面临的一个关键是人机环境系统的协调发展，这里的“人”不但是指人工智能领域的专业人才，还将涉及更多的复合性人才；这里的“机”不但是指人工智能机器中的软件、硬件，还将涉及更多专业/行业/领域之间协同的机制机理，其中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技术等基础机制理论的突破将是各国关注的重点热点；这里的“环境”不但是指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领域的研发环境，还将涉及更多领域的“政用产学研商”合作创新系统环境。
三、美国学者纳尔逊曾提出过：“研究美国国家创新系统，必须研究防务政策，这是对美国经济、科技影响最大的两个公共政策领域之一。”对照看，美国防务政策可以视为确保“垄断”的公共政策：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保证政府调集社会资源的正当性并保护其基本和必需的产业和部门。现在来看，硅谷与美国政府似乎又要从“防务政策”等宏观调控角度着手“领导世界”了。
四、2018年5月，吴军先生在《硅谷之迷》一书最后一章中写道，“对于信息时代企业和商业出现的各种现象，很容易用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解释清楚。硅谷有幸诞生在三论被提出之后，因此它采用了一种全新的方法论来指导其发展，这是硅谷成功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硅谷（和美国）的缺点也正在于此，一条完美的产业经济生态链条，就像人的认知智能，既有市场决定的自下而上的自由主义，又有政府适时的自上而下的宏观调控。而目前看来，硅谷之所以被认为可能会输给中国，主要是受制于美国政府当前的大气候、大环境：“美国优先、单边主义”。这次遍及全球的新冠病毒疫情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孤芳自赏、全身而退，在疫情初始的幸灾乐祸稍不留神就会造成引火烧身，全球的产业经济形势也是大同小异，一个中国汽车零部件企业因疫情而暂时的停工可以影响美国某知名汽车公司的正常生产，进而影响到产业上下游中其它国家相关企业的安全运营。硅谷是当今电子产业与计算机产业的王国，也是世界高新技术创新和发展的开创者和中心，自然不能置身于外。
总之，无论施密特先生关于“硅谷会输给中国”的观点是出于自我激励还是出于自我反思，其根本若不解决美国政府当前“美国优先”的单边主义政策（一种排斥全球一体化的行为和做法）问题，就极易产生与其初衷背道而驰、南辕北辙的效果，“不幸言中”结局的可能性也就会越来越大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