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琪: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个人在历史中重要吗？基辛格在本书的导言中提出了这一问题。早在1974 年，他在第一次中东穿梭外交后曾对记者说：“作为教授，我倾向认为历史非个人力量所能左右。但就事论事，你就会发现个人的确能起作用。”在本书中，基辛格的回答是：“在人的意志与不可避免的力量无休止的竞争中……看似不可避免的结果是通过人的作为实现的。”毫无疑问，基辛格认为历史中的个人不完全受“不可避免的力量”摆布，人是创造者，而不只是工具。
在基辛格卷帙浩繁的著作中，领导人总是担当着历史创造者的角色。《重建的世界》（1957）展现了梅特涅、卡斯尔雷对欧洲均势的塑造；《白宫岁月》（1979）、《动乱年代》（1982）等回忆录作品细致描绘了众多领袖对世界的建构；《论中国》（2011）探讨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对中国的发展及转向的引领作用；即使是讨论体系因素的《世界秩序》（2015），也分析了俾斯麦、尼克松等对地区或全球秩序的影响；更不必说《大外交》（1994）几乎仅凭威尔逊、斯大林、罗斯福、戈尔巴乔夫等“关键人物”为线索，串联起了19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史。
与作者过往的著述相比，《论领导力》描绘领袖时更加不惜笔墨。即使抛开所占篇幅的差异，本书对领导人的展现方式仍然是独特的。首先，本书不是在时间（历史）上纵向延伸，而是在空间（案例）上横向铺陈。阿登纳、戴高乐、尼克松、萨达特、李光耀和撒切尔夫人都经历了“第二个三十年战争”的洗礼，在战后礼崩乐坏的国内外环境中展现其领袖气质。历史切片的厚度由他们的政治生涯框定，个人不再是德国史、美国史或世界史中的节点，而是历史本身。其次，本书中六位领导人的背景多元，有战争的胜利者，亦有失败者；有崛起的霸权，亦有衰落的帝国；有重塑世界秩序的大国政要，亦有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小国领袖。虽然国际政治往往是大国的游戏，但基辛格显然没有把领导人所能发挥的领导力大小与其背后国家的强弱画等号。
第三个最显而易见，也是最重要的独特之处在于本书的着眼点是领袖身上的一种特质——领导力，而他们本人的经历和围绕在其周围的历史事件都只为证明领导力而出现。基辛格认为，领导力是一个社会从记忆中的往昔向未来愿景过渡时不可或缺的能力。这一过程面临两个挑战：明确愿景和实现愿景。为了在复杂的选项中决定前进的方向，领导人必须具备超越常规的勇气；为了向这一方向坚定前行，坚毅也是不可或缺的品质。愿景的内容五花八门，但基辛格认为只有具备“美德”的愿景才能体现真正的领导力。这也是他从书中六位领导人身上看到的闪光之处。
作为一项案例研究，本书在案例选择上同样有独到之处。身为政治家的基辛格有机会与案例中的领导人近距离互动，给身为研究者的基辛格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信息获取条件。他与阿登纳探讨核威慑，同戴高乐谈论越战，和萨达特共同推动中东和谈；尼克松多年担任他的上司，撒切尔夫人是他的好友，李光耀是他家宴的座上宾。除了政要的回忆录，比如同本书人物有很大重叠的尼克松所著的《领袖们》，很难想象能在其他地方读到如此之多与领导人私交的内容。与政要回忆录不同的是，基辛格又能以学者的眼光审视他交往的对象和经历的事件，这种双重身份使他对事件的描述更具学术性，对理论的验证也更具说服力。
既然作者与书中人物均有互动，那么他们当然生活于同一历史时期，也就是说，案例的选取在时间维度具有共性。用基辛格的话说，六位领导人恰逢巨变，西方的政治和社会结构都在经历不可逆转的转型。这在某种程度上印证了“时势造英雄”的观点。在什么条件下领导人的特质会产生更大影响？政治学给出的答案是在危机之中，在信息匮乏、模糊或不确定的环境中。【1】 基辛格将之称为领导人面对的悖论：在需要采取行动的情势下，决策空间最大的时候恰恰也是信息最少的时候。正如他在书中引述的丘吉尔之言：“当力量平衡摇摇欲坠，轻重缓急迷雾重重之时，才是做出能拯救世界的决定的机会。”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下，六位领导人具有共同的特质：出身普通，不避讳真言，了解现实且志向远大，勇敢而坚韧，容易引起分歧。这些共同特质也造就了他们共同的伟大。
在共同的领导力特质之外，六位领袖的经历又极不相同。阿登纳带领德国融入欧洲，在基督教价值观和民主信念的道德基础上重建了国家；戴高乐引领了法国的历史过渡，让不堪重负的帝国转变为稳定、繁荣的民族国家；尼克松强调基于平衡的国际秩序，缓和了美苏关系，退出越战，与中国建立关系，并开启了中东和平进程；萨达特重建了埃及的自信，并以超越当下的理念实现了中东和平；李光耀主导了一个城市国家的演变，让新加坡发展为一个安全、良治、繁荣的国家；撒切尔夫人接手了全球影响力式微的英国，通过经济改革和外交实现了国家的重新振兴。基辛格使用了六个词语——恭顺、意志、平衡、超越、卓越和信念——概括六位领导人不同的领导战略。背景相异、经历相异、战略相异，成果却类似——这更加证明了领导力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基辛格所选择的六位领导人都在困境中改变了自己所处的社会，也为新国际秩序的出现做出了贡献。诚然，他们作为一国之领袖，总会把现实的国家利益作为战略目标，但他们的战略又远不止于现实，而是兼具道德的考量。道德，这一往往被国际政治研究者所忽略，却在本书中反复被强调的概念，也许是基辛格最想向当前世界传达的教诲。他在结语部分写道：
当今时代缺乏合乎道德的战略性远见，像一艘无锚的船。未来如茫茫大海，是一片未知的疆域。浪峰愈加陡峭，令人头晕目眩，浪谷又深不见底，加之水底浅滩危险四伏——这一切都呼唤着思维新颖、意志坚强的领航员，好引导各国驶向未知但孕育着希望的目的地。
面对这个危机四伏的高科技社会，基辛格认为领导人负有道德责任和战略责任，应该成为像六位领导人一样的“美德和才能”的结合体。他没有框定道德的具体含义，但纵览全书，我认为不外乎是对人民的责任、对和平的追求和对秩序的敬畏。的确，如果领导力关乎“愿景”，那么一个丛林法则下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显然算不上值得憧憬的愿景，安全、和平、发展与繁荣的未来才应是领袖们眺望的目的地。进入后冷战时代的国际社会正处在过去40年来最为分裂的时期，日益破碎和集团化的全球治理滋生着深刻的分歧和不满，经济增长的放缓折射着全球化乐观主义精神的退潮，而持续延宕的俄乌冲突和巴以危机显示了地缘政治紧张矛盾的无解僵局，如此种种既表明了国际社会的焦虑和无力感，又释放了对动荡世界中稳定性的负责任领导力的一丝呼唤。
【1】Hudson V M, Day B S.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theory[M]. Rowman &Littlefield, 2019: 40-42; Morin J F, Paquin J.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A toolbox[M]. Springer, 2018:70-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