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锦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6月1日，土耳其最高选举委员会公布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正式计票结果，现任总统埃尔多安以52.18%的得票率击败反对联盟领导人克勒奇达尔奥卢，顺利再选连任，未来最多可执政至2029年。埃尔多安在经济与震后复苏的双重压力下稳住政权，并在长期民调落后的情况下成功翻盘，还是令许多观察者颇感意外。

总的来看，埃尔多安能够成功当选，主要有以下四大原因。一是在首轮大选中，执政联盟已经获得了半数席位，因此不少民众心理上倾向于让行政与立法权力保持一致，以避免出现“政治僵局”，这让埃尔多安获得了无形当中的优势。二是反对联盟在行政经验上的不足，成为克勒奇达尔奥卢当选的严重短板。特别是外交人才极其匮乏，或受制于制度所限难以发挥作用，对于土耳其这个地区和全球性国家来说，这一短板极为不利。三是反对派提出的政策框架新意不足，其主要政策与现行方案差距并不大，在争议最大的经济金融政策领域，反对联盟呼吁建立独立央行并削减政府开支和福利性支出，这对于选民来说并无吸引力，甚至起到反作用。四是埃尔多安的政治权威和强人形象在关键时刻发挥了作用，而这在民意调查中是难以观察和量化的。

不过，埃尔多安虽然胜选，但选举过程一波三折，显示出当前土政局发生的微妙变化。一方面，总统大选中埃尔多安的领先幅度仅有4.36%，特别是中下阶层对他的支持度出现明显下降；另一方面，议会选举中正发党的得票率也下降到2002年以来的最低位，它对于联盟其他党派的“依赖”或将有所增强。因此，虽不能用“惨胜”形容这场选举，但埃尔多安与正发党的执政基础的确出现了巨大松动。他将被迫面临一个更加分裂的社会和更强大的反对力量。当然，这要看反对联盟能否尽快重整旗鼓，继续搁置分歧、保持合作，并在各领域持续向埃尔多安施压，形成有效的制约和平衡力量。

而就新一届政府的施政而言，埃尔多安依旧面临多重挑战，需要尽快摆脱竞选模式，务实应对各领域的突出问题。首先就是加紧平稳通胀，提振经济。埃尔多安非传统的经济对策短期内拉动了投资与出口，但也造成了里拉不断贬值、债务累积与通胀持续高位的“顽疾”。在过去一年的选举周期内，埃尔多安及其团队为经济政策极力辩护，并将其称为“土耳其经济模式”。但选后似乎出现松动信号。尤其是前副总理希姆塞克或将主管经济事务，他支持从紧的货币政策，或许会使得土经济模式出现“回调”，并提振国际投资者对土的信心。

第二，国家体制机制仍有调整空间。大选期间，各方围绕“总统制”与“议会制”争论不休，民众对于议会日益弱势和边缘化有颇多怨言，这也成为西方抨击埃尔多安日益专权的主要抓手。因此，如何通过体制调整，让议会发挥更大作用，也成为未来几年的重要课题。在竞选期间，埃尔多安承诺将会有一部“新的公民宪法”，预计会在民主化、法治、国家机构平衡方面制定改善措施，但具体细节仍将取决于各政党之间的谈判结果。这也会是选后反对联盟的“攻击”重点。

第三，难民问题仍然广受诟病。土耳其仍是当今全球难民数量最多的国家，且多在近十年涌入土耳其。土与欧洲签署的难民协议也深受批判，成为4年前执政党地方选举大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埃尔多安在竞选时提出了遣返百万叙利亚难民的计划，但由于叙内战仍在持续，兑现这一诺言难度极大。2024年3月的地方选举已经迫在眉睫，如果无法出台更有效的叙利亚难民政策，明年正发党恐怕仍会失去伊斯坦布尔和安卡拉，甚至会失掉更多重要城市。这就要求埃尔多安在改善与阿萨德的关系上更进一步。

第四，亟需重新打开外交局面。大选期间西方普遍与土反对派走得更近，与埃尔多安之间屡有言语交锋，埃更曾经声称“拜登下令推翻我”。因此，在强化与欧亚各国关系的同时，如何修复与西方关系，为外资流入创造更友善环境，巩固土耳其“中立大国”身份，正面临紧迫考验。一个可能的选项是，土耳其可能会在瑞典加入北约问题上形成“妥协方案”，使得北约继续顺利北扩，这可能会为埃尔多安缓和与西方关系创造先机。

第五，民族主义的政策取向或将升温。一方面，竞选期间各派为了争取支持者，都在进行民族主义的群众动员；另一方面，根据此次大选的结果，正发党对其联盟伙伴“民族主义运动党”的倚重有所加深，这可能会导致埃尔多安的库尔德政策、欧盟外交、反恐政策等，都将面临新的复杂因素。

埃尔多安的第三任期将是复杂艰困的五年。经历了第一阶段的高速增长和第二阶段的探索徘徊之后，新时期土耳其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多个领域都面临重整。从目前来看，虽然两大联盟在选举时激烈交锋，但反对派的部分合理观点已经被纳入新政府的政策框架中。唯有采取这种务实态度，才有助于帮助土耳其克服当前困境。

本文2023年6月2日首发于《大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