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翔：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特约专家、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时代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已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使命光荣，挑战巨大。挑战来自于在人口如此巨大的国度实现现代化是人类历史首次，更来自于中国实现现代化征程所处的百年未有大变局的时代环境。妥善应对挑战，抓住机遇的重要一招是打造中国国际经济战略纵深。
中国式现代化与“国际经济战略纵深”
所谓“国际经济战略纵深”是一国经济系统在受到内外冲击的情境下通过已经建立起来的对外经济联系来保护经济软肋，获得缓冲的空间、维持增长的支撑力。从资源拓展角度上看，国际经济战略纵深是对一国国土资源、人口、环境等先天因素的额外补充。
国际经济战略纵深内容上存在“时”和“空”两大纬度。空间纵深方面包括区域、产业和市场三方面。区域角度方面，战略纵深一方面来自于一国国土之外的自然资源禀赋，形成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产业和产品优势，呈现“互为补充、相互带动、梯次发展”的格局。产业结构角度上，国际战略纵深是将国内三大产业结构拓展到国际范围——第一产业特别是高附加值农业、第二产业的制造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第三产业特别是金融服务及创意文化产业——呈现国内外“并驾齐驱、相互融合、协调发展”的局面。市场角度方面，通过开拓国际市场，为国内市场增加回旋空间。从时间的维度看，国际战略纵深是指让他国对本国的体制、机制和制度环境等形成积极预期。
国际经济战略纵深是一个战略问题，妥善运用国际经济战略纵深能够大幅提升一国综合国力。历史上，英国和日本就曾通过运筹自己的国际经济战略纵深，成功实现了国家的崛起。18世纪，英国凭借工业革命获得巨大的技术和生产力优势，虽然其国内市场较小，但英国依靠广阔的海外市场，借助全世界的资源，很快成为近现代史上第一个全球性强国。日本国土狭小，但是日本能较快走出战后经济凋敝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较快意识到国际经济战略纵深的重要性。
在当前内外部挑战不断加剧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之所以应高度重视国际经济战略纵深问题，主要原因一是国际经济战略纵深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孤立的现代化，是开放的现代化，中国需要国际经济战略纵深与世界经济深度互动的现代化。
二是国际经济战略纵深与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高度契合。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世界现代化探索中的成功实践，虽然植根于中国国情，但由于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和人口规模，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便有了世界意义和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三是中国式现代化之路不同于早期西方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早期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道路的核心是工业化，是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不断扩张经济规模的过程。这一过程在过去300年中成就了少部分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但早期西方现代化之路将不可再生资源开发殆尽，导致资源枯竭；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大量碳排放产生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暖化，给今天的人类社会带来生存挑战。
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重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中国等后发国家若再走这条道路，地球将难以承受。本着对人类负责的态度，中国坚定选择走绿色高质量发展道路。而通过构建中国的国际经济战略纵深，中国将能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外投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让更多国家和地区在与中国国际经济战略纵深构建互动中获得和平发展福祉。
构建国际经济战略纵深的挑战和机遇
中国经济运行的内外部环境正发生深刻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明显上升。中国构建国际经济战略纵深面临挑战和机遇。
中国构建国际经济战略纵深的最大挑战来自美西方的战略围堵。美国整合西方意图将中国卡在产业链下游，价值链低端。美现任总统拜登入主白宫后，面临着国内外各维度联动、共振、彼此加剧的空前挑战。选情与新冠肺炎疫情叠加，族裔与阶层矛盾持续高烈度爆发，美国国际领导力与公信力严重衰落。拜登2022年10月发布的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也承认，当前世界面临两大挑战：一是大国角力；二是在大国角力的背景下，如何凝聚共识，共同应对如气候变化、粮食危机、全球性传染病、恐怖主义、能源短缺和通胀等全球性挑战。对上述挑战，美国给出的解决方案并非推动全球和解，加强国际合作，而是打压竞争者，进一步加强美国对全球的领导力。为扭转目前美国所处的困境，维护美国国际霸权，拜登政府正在科技、经贸、外交、金融等一系列领域，有“特指性”地采取措施对中国进行打压。
但在看到挑战的同时，也应看到中国构建国际经济战略纵深面临的历史机遇。
一是多极化的国际经济格局深入发展。美国GDP占世界GDP比重从1960年的40%下降至2021年的24%。四五十年前，亚洲GDP仅占全世界的20%，2021年已升至47%。近10年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稳定在30%左右。即便在全球疫情肆虐的2020年和2021年，中国两年经济平均增速仍达到5.1%，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持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这改变了战后几十年美国长期作为世界经济火车头的地位。经济基础决定国际格局，国际格局需要有更多主权货币来便利化国际支付结算、国际收支调节等。
二是国际社会苦美元霸权久矣。美国通过超发美元流动性，持续对外转移次贷危机、新冠疫情成本的做法，加速了国际去美元化进程。今年以来，美联储再次通过加息，收割国际社会。而在此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稳健货币政策，履行了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责任和担当。期待多元化的力量对中国寄予期望，期盼中国带领大家改变现状。不管中国是否有意愿，时与势已将中国推向了历史的浪尖。事实上，国际体系加速演变已经开始，比如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包括美元本位向多货币并行体系的转变，新的货币形式（如数字货币）出现，IMF职能转变和权重调整等。
三是目前国际产业链调整正在进行。其集中表现是一些之前在中国的生产环节开始向东南亚、南亚，甚至是欧美等国家转移。如果能将东南亚或南亚打造成我们的国际战略纵深，打造一个具有共同价值取向和利益一致的紧密型市场共同体，则即使部分产业链转移出去也不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太大危险。例如以美加墨为主体的北美市场，以英德法为核心的欧盟区市场，都没有威胁到美国和欧盟的国家安全。
四是新冠疫情暴发后，中国积极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防疫援助，通过“疫苗外交”赢得广大发展中国家高度认可。中国经济模式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崇的模式，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官员通过北京大学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等途径学习中国经济建设成功经验。
如何擘画打造中国国际经济战略纵深的策略
为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在构建我国的国际经济纵深时，首先，要顺应国际经贸格局变化，培养成熟大国思维。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我们应当深刻理解并充分运用好现有国际规则，积极处理好与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贸易关系。我们需要深入观察、认真分析研究世界经济环境变化，对现有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的缺陷和改革方向提出中国方案，彰显经济大国的责任与智慧。我们要从过去被动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融入世界制度规则，用国际制度规则倒逼国内改革转变为继续融入世界各种规则体系的同时，积极推动世界规则制度的改革改制，努力做好自己的事情，保持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发展，努力降低风险溢出效应，最终使中国真正成为全球经济稳定基石。
其次，推动建立包容性的国际秩序框架。近代以来，西方综合实力上升并且在现行国际秩序构建中发挥主导作用，其中思想文化地位和影响力的上升尤为明显，西方在宗教、价值观、理论、文化等诸多方面获得了话语主导权。冷战后，西方学者一度自大到认为“历史终结了”，从此世界会走向西方价值观“一统天下”的时代。而历史显然没有按西方学者设想的“剧本”演绎。世界实际呈现出更强的多样性。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随着非西方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被边缘化或被压制的思想文化正在复兴，非西方国家文化在政治、经济、社会和对外交往中日益表露。中国特色的政治、社会与发展并非异类，只是多样性世界的一个突出案例。
美国等西方把改革与价值观联系起来，推行排斥性机制构建，这不仅增加了变革难度，也激化了国家间的矛盾。中国在构建国际经济战略纵深时，将推行包容性国际秩序框架，推崇各国文化、制度互鉴，容许和支持更多的角色参与，助推竞争与合作并行。中国应坚决主张在未来的变局中不同制度、文化互学互鉴、共同发展，着力打破新旧秩序变革必然是一个主导国家替代另一个主导国家的传统认知，推动力量格局的分散和分解，实现国际秩序的渐进改革与和平转变。按此，中国的价值观、世界观也必将为更多国家所认同，中国也将就此团结更多国际力量，吸引更多国家成为中国国际经济战略纵深的组成部分。
第三，妥善运用中国正在形成的全球系统性重要影响。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获得了难能可贵的“超车”窗口期，经济总量快速升至全球第二，制造业产值跃居全球第一，成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和第三大外资流入国。目前金融稳定理事会（FSB）认定的具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共有30家，中国有4家入围，是银行来源国最多的国家之一。过去“美国经济感冒，全球经济就发烧”；现在中国经济增速的微小波动、财政金融与产业政策每次调整、中国防疫政策的变化等，都会引起全球市场的强烈反应。由此，国际社会越来越高度关注中国对全球的系统性重要影响，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应承担国际责任的诉求也在变化。对中国有诉求，说明中国有影响力。
中国在构建经济战略纵深时，应擘画大战略，将中国的影响力变为软实力，增强中国的吸引力。为更好构建国际经济战略纵深，中国应当进一步提高自身开放程度，加深周边经济体与中国经济联系的紧密度、深度和广度。中国的开放要从过去追求资金量、贸易量、流量的被动型开放转变为与更多国家达成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新共识来实现制度型开放。不断提高我国教育科研水平，不断提高我国市场法制化水平，以及对国际资本的配置能力，将之前实施多年的出口导向政策转变为进口和出口双向平衡，不刻意追求顺差。通过推动中-非、中-阿、中-拉、中国-东盟、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等的发展，使中国自身的国际经济战略空间更加坚实。
第四，妥善谋划实施策略。设计中国的国际经济战略纵深根本上是为了营造有利的战略机遇。而当前的战略机遇特点具有隐蔽性，需要细心捕捉；具有短期性，稍纵即逝，需要把握时机；具有反向性（例如美国无底线制裁），需要利用和借力并形成我们的战略机遇。因此，设计中国的国际经济战略纵深时，在布局上，可考虑：“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坚持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一带一路’是基础，国际组织是重要平台”的思路，打造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国际经济战略纵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始终将周边置于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视促进周边和平、稳定、发展为己任”“对外工作要以运筹大国关系和经略塑造周边为重点，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奋力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中国应深化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国家的合作，将其打造成名副其实的全球最大自由贸易区；积极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更强劲的动力；推动与东盟合作的3.0版，夯实与东盟合作的基础，与地区内国家实现更深程度的发展计划对接；以更加开放融入的姿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以点带面，从区域辐射整体，从周边走向世界，发挥中国作为大国的带动、组织、引导作用，相互提供机遇，相互成就。此外，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逐步提高国际交易中人民币和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使用比重，提高应对金融制裁的能力。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发展反制的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反对以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人权等为由制定排他性经济规则。
第五，通过传统和新基建建设将其他国家与中国更紧密地联系起来。我们不仅要帮助有关国家建设铁路、公路、桥梁和水利工程等传统基建，更要将我们的新基建能力投射出去。未来各国在5G网络、数据中心等新基建能力上的差异，以及由此形成的数字经济发展差距将可能形成未来国际经济新的二元经济格局：数字经济与非数字经济。中国应帮助有关国家赶上数字化发展浪潮，帮助有关国家铺设信息网络，加快数字化进程，搭建数字经济时代现代商贸流通体系，通过数字技术降低因距离产生的信息、交易、物流等成本。
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为更好应对挑战，并抓住机遇，中国应将打造国际经济战略纵深作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选项。这是一个大国的必然政策之选，也是大国对世界的贡献。世界亦将从中国国际经济战略纵深的构建中获得发展福祉。
本文2022年12月22日首发于“澎湃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