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缉思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创始院长
很多近现代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描绘过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的共产主义社会和孙中山的“天下大同”理念。不过他们的理想社会都建立在国家消亡的基础之上。从今天来看，国家消亡还没有任何现实可能。世界上预测未来50年、100年世界政治发展的著作很多，我没有读到其中任何一部认为主权国家体系或作为政治形态的国家，在可预见的将来会衰落下去。我认为，即使是从远期来看，更现实的政治目标，不是促进国家消亡，而是建设相对来说治理良好的国家。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名著《理想国》里讨论的核心概念是正义，指出正义是理想城邦的原则。柏拉图把人的灵魂分为三个部分。最高的一部分是“用来学习的”，是为了认识真理，而不那么关心金钱和荣誉。这部分又可称为“爱学和爱智”。灵魂较低级的两个部分，一是“爱钱”，二是“爱荣誉”。由第一部分统治灵魂的人叫作“爱智者”或者“哲学家”；由金钱统治灵魂的人叫作“爱利者”；由荣誉统治灵魂的人叫作“爱胜者”。与此三种人相应，有三种形式的快乐。只有爱智者的快乐才是“真实的快乐”“纯粹的快乐”，而爱利者和爱胜者始终得不到这种快乐。正义的政体应当由爱学爱智的哲学家来治理。爱利者（如农民、手工业者、商人）和爱胜者（如军人）地位都应低于哲学家。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公正是首要的，军事和财富是次要的。国家显然应由精英政治主导，而不是让平民主义居于统治地位。孔子和柏拉图几乎可以视为同一个时代的人。虽然古希腊城邦国家和中国春秋列国的国情很不一样，但孔子和柏拉图观察政治的角度颇有些相通之处。《论语》的核心思想是“仁”。论及政治，孔子最著名的一句话是：“政者，正也。”这同柏拉图关于“理想国” 的核心原则是正义的思想完全一致。《论语》记载了以下一段话：“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 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段话是说：孔子认为，治理一个国家应当具备三个起码条件：食、兵、信。但这三者当中，信是最重要的。如果只有兵和食，但百姓对执政者不信任，那这样的国家也就不能存在下去了。柏拉图和孔子分别从正反两面划定了理想国的三个标准，就是要有公正，要丰衣足食，还要有维护尊严和安全的军队。在他们的年代，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还没有诞生或者流行，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所以本书中所说的“信仰”，在那个时代远未成型。本书所说的信仰和公正，对应的是孔子所说的“信”和“正”，以及“教之”所要达到的目标。至于现代意义上的“人身自由”，在奴隶制和流行殉葬的古代社会，连基本的生存都没有保障，自然是极其有限的。用本书归纳的五大目标来衡量，一个成功的、令人向往的国家应当是：第一，没有严重的外部和内部的安全威胁，国内政治稳定，暴力犯罪率低；第三，国家有相对统一的信仰体系、道德准则和主流价值观，同时包容一部分公民所奉行的其他信仰，公民对国家认同度高；第四，公民之间贫富差距较小，公民平等在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中得到较好体现，社会不公能够通过法律和政策调整得到矫正，抑制官员腐败；第五，公民的自由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个人自由同民族、国家的自由相一致。也可以说，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五位一体，是衡量“成功国家”还是“失败国家”的一个有机的指标体系。
美国政治学者福山心目中良好的现代政治制度，即“成功国家”，应由强大的国家、法治、民主负责制所组成。福山称赞丹麦，说它“是个具有良好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神秘国家，它民主、稳定、热爱和平、繁荣、包容、政治腐败极低”。中国政治学者刘瑜为福山的近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写的导读，讲的就是“如何到达丹麦”——“有法治、又民主，政府还高效而廉洁”。我无意否认福山提出的衡量成功国家的尺度，只是想运用本书所提出的由五大目标所组成的指标体系，论证为什么可以认定丹麦等国为成功国家。如果说福山关心的是“如何使国家成功地到达丹麦”，我论证的则是“丹麦的成功表现在哪些方面”。丹麦作家汉斯·克里斯汀·安徒生以其美丽的童话举世闻名， 而丹麦也因此得到“童话王国”的美称，在世人眼里，丹麦在许多方面令人称羡。丹麦自19 世纪下半叶实现工业化以后，在欧洲保持中立政策，一直没有卷入战乱。1940 年4 月9 日，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入侵丹麦，第二天丹麦即宣布投降，“二战”中经济未遭受重大破坏。1949 年北约成立时，丹麦是第一批成员之一。丹麦积极参加国际维和行动。冷战结束后，丹麦参与了北约对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丹麦的国防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2% 左右，低于北约所要求的2% 的比例。就国内外安全而言，当代丹麦没有遭受重大威胁，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业绩出色。
丹麦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2016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5.34 万美元，在世界排名第七。丹麦拥有诺和集团、乐高公司等世界著名品牌，科技领先。截至2017 年，丹麦人口有575 万，呈缓慢增长趋势，其中87% 的人口祖籍为丹麦。作为单一民族国家， 丹麦的移民政策相当严格，近年来只从波兰、波罗的海三国等新近加入欧盟的国家吸收少量移民，多从事体力劳动。丹麦国民幸福指数很高，民族凝聚力较强。
丹麦人的主要宗教信仰是基督新教路德宗。1953年通过的现行丹麦宪法规定基督新教路德宗为国教，国家予以支持。截至2017年1月，76%的丹麦国民是路德宗丹麦教会的成员。不过，宪法仅规定皇室成员必须是丹麦教会成员，其余的人均享有宗教自由，国家禁止宗教歧视。不过，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只有19%的丹麦人认为宗教对他们的生活有重大意义。
和其他北欧国家一样，丹麦没有经历过政教合一的罗马帝国统治，因此欧洲中世纪的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难以在这个国家立足。欧洲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教义推崇诚实可靠，排拒非分之想、不义之财。丹麦政府清廉指数很高，国内贫富悬殊不大，是世界上基尼系数最低的国家。
在意识形态和社会习俗方面，丹麦是资本主义世界中最自由化的国家之一。1969年，丹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使色情书刊合法化的国家；1989年，丹麦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允许同性婚姻的国家，2012年又正式通过法律使之合法化。英国智库列格坦研究所进行的一项“繁荣指数”排名，综合考量了各国在经济平等、个人自由、社会宽容度、教育、健康、生态环境、国家治理、社会安全等各方面的指标，丹麦在2016年的这项排名中列全球第九。从上述指标看，丹麦被视为“最成功的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当之无愧。
另一个北欧国家挪威，也同丹麦相仿，在各项社会发展指标中名列世界前茅。比如，在上述列格坦研究所的“繁荣指数”的2016年排名中，挪威名列全球第二；2016 年挪威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高达7.08 万美元，全球排名第三。这两项指标都领先于丹麦。挪威出生、在英国牛津大学任教的政治学者斯坦·林根，发表过一篇题为《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国家究竟有多好》的案例研究，对挪威大加赞扬。他说，挪威是“当今最健康最标准的民主国家之一”。他描述道，挪威工业化进程从20 世纪初才开始，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该国就从一个赤贫国家转变为当今世界上几乎最富有的国家。“二战”期间，挪威遭到法西斯德国5 年的残酷统治，这一痛苦经历强化了挪威人的自由、平等思想。现今的挪威社会福利优厚，性别平等，社会和谐，教育发达，社会冲突很少，犯罪率低，政府廉洁，家庭幸福（在欧洲国家中出生率最高），国家财政盈余，等等。但林根同时指出，挪威的代议制民主出现了衰落现象，国民的价值观和社会生活开始缺少凝聚力和生命力。不过，新加坡的例子似乎可以证明多族群国家也可以走向“理想国”。新加坡人主要由100 多年来从亚洲其他地区迁来的移民及其后裔组成。移民社会的特性、殖民统治的历史、地理的特殊位置， 使这个国家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色。新加坡公民中华人占74%，马来族人占13%，印度裔占9%，欧亚裔混血占3%。1965 年从马来西亚联邦脱离成为独立国家后，新加坡实现了奇迹般的发展，今天的各项社会发展指标都位居世界前列，2016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5.3万美元，同丹麦不相上下。但是，为何福山等西方学者不把新加坡视为当代国家中的典范呢？因为在福山眼中，成功国家的三个标准——强大政府、法治、民主负责制，新加坡只占其二，被福山称为“在民主匮乏的情形下取得经济奇迹”的国家。新加坡毗邻马来西亚和印尼这两个比它大得多的伊斯兰国家，需要在大国间维持微妙的战略平衡。新加坡的国防预算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百分比，比丹麦、挪威等国高两倍左右。加上族群多元的特殊国情，使新加坡至今有强烈的不安全感，也就不得不牺牲某些个人自由，采取相当严格的社会管控政策。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世界上不少人都羡慕、向往美国。但是，在各国政治学者（包括福山等美国学者）当中，没有多少人将美国视为典型的“成功国家”。这是为什么呢？应当看到，美国独立以来的200 多年中，发展步伐是相当快的， 成功经验当然不少。但美国在政治上也走过不少弯路，而且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和弊病。美国建立了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遍布全球的武装力量，但自“二战”结束以来一直自认为面临严重的外部安全威胁。美国政府多次动用暴力镇压国内动乱，美国总统几次遭遇政治谋杀。美国的服刑人数长期居世界第一，枪支泛滥，凶杀案频发。美国经济有长期繁荣的时期，但1929—1933 年的大萧条和2008 年前后的金融危机都严重打击了美国经济，造成了全球恐慌， 并引发不少国家的经济迟滞。美国人的政治信仰相对统一，各派政治势力都以“自由”为旗帜，信奉宗教的人群比例大于多数其他发达国家。但是，长期被奉为圭臬的盎格鲁– 撒克逊白人基督新教传统受到文化多元主义日益强烈的冲击，政治极化严重。美国有较为完善的法治，但未能消除种族歧视，贫富悬殊持续扩大，引起民众对社会不公现象的强烈不满。在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2016 年公布的一项关于世界各国自由度的研究报告里，丹麦和挪威分别位列“个人自由度”世界排名的第一和第三，而美国位列第28，在西方发达国家中几乎是最低的，跟东欧国家不相上下，而且比2008 年进行的同一项调查低了很多。这说明从西方标准看来，美国远非“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综上所述，美国距离本书提出的五项“理想国” 标准，还差得很远——但愿不是越来越远。本文摘选自《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中信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