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全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前景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二战”后的世界秩序已经不适应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新的现实。在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更加明显的形势下，经济全球化失衡、全球治理领导力缺乏、国际安全碎片化以及各种跨国新问题、新挑战层出不穷，使得现有世界秩序愈发不稳定。

围绕如何建立与国际格局的演变相匹配世界秩序、如何应对日趋严重的挑战、如何完善新兴领域的全球治理等重大国际问题。2021年1月23至24日，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举办了第三届战略与安全国际论坛，邀请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的60多位嘉宾与会。CISS特邀请多位学者基于研讨会而撰写评论文章，并刊登于《中国新闻周刊》第987期，CISS微信公号从今日起将陆续推送，以飨读者！

章百家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关于现存的国际秩序，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它已经老了”；然而，要建立起一个新的秩序并非易事。我们所维护的管理现存国际秩序的主要机构及其规则，大多是70多年前设立的，基本是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建世界的需要设计的。时过境迁，人们越来越感到在这方面需要一场改革。当冷战结束时，人们曾以为可以很快建立起一个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并提出过不少方案；但30多年过去了，我们看到的是旧秩序的逐步瓦解，我们仍然不清楚究竟能够建立起一个怎样的新秩序。

我以为，要建立一个新的秩序或者对现存国际秩序进行改革，首先需要看清世界所发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比较传统的问题，另一类是新问题。实际上，这两类问题常常交织在一起，传统问题会包含许多新的因素，新问题的处理也会遇到传统观念和规则是否适用，等等。

我们常谈及的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既包括大国力量和大国关系的变化，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力量整体上的增长。在大国中，以中国为例，过去从未发挥过像如今这样大的作用，而它和传统大国在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特别是价值观等方面都有许多不同。与此同时，许多传统上被视作小国的国家，现在的经济力量、人口数量实际并不比历史上的那些大国差。这就意味着，大国对国际关系的主导作用和控制力会相对下降。

新旧混杂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以贸易关系为例，过去人们在本国接触到的商品大多是单纯的国产或进口。但上世纪末，我去美国时，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最物美价廉的东西，上面的标签常常写的是“美国设计，中国制造”，这就反映了产业链和贸易关系都在发生巨大变化。

在考虑对国际秩序进行改革或重新设计时，人们往往依据的是旧经验，但旧经验往往并不能解决新问题。因此，在我们考虑未来的国际秩序时，必须有新的思考、新的创造，如果仅拘泥于以往的历史经验，我们就很可能被误导，会错失机会。我认为，当今世界，若有各国不同制度间的和平竞赛，或许是有益的。

关于中国与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从上世纪70年代末进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要是现存秩序的受益方。今天，中国也仍然希望现存秩序的改革是有序的。作为参与国际秩序改革的大国，中国需要学习的地方很多，包括学习其他国家参与国际体系治理的经验等。客观地看，当前中国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力有很大提升，但在制度和意识形态层面，影响仍很有限。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既是国际秩序改革的重要参与者，同时又是一个学习者，参与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国际秩序和国际治理体系的改革需要世界各国的广泛合作，而良好的合作需要彼此间的学习。

当然，新秩序的建立将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合作，也不可避免地会充满各种力量的竞争与博弈。我们还不能确知未来的新秩序究竟怎样，但可以肯定，这种新秩序如能确立，必然要具有更大的兼容性，以适合于更多的参与者。和而不同，这样的世界难道不是很美妙吗？

本文2021年3月15日首发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98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