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于今年暑期带领清华大学学生调研小组前往美国访问。这应该是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首次访美的中国学生代表团。围绕着本次访问以及当前的美中关系和台海局势，美中印象网对达巍教授进行了采访。采访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中美教育交流及其对双边关系的影响和这一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第二部分，中国的全球地位和中美关系。第三部分，台湾问题以及应对方案。采访人为张涓和刘亚伟，李海瑄翻译。

1. 您刚刚与一群清华大学学生一起前往美国，我们估计这是您自疫情爆发以来的首次美国之行，您的旅行怎么样？

今年暑期，我作为带队教师，带领清华大学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小组访美。我们从波士顿一路南下，经过哈特福德、纽黑文、纽约、费城、华盛顿，最后到达弗吉尼亚州的夏洛茨维尔。算上国际旅行时间，整个访问持续了17天，从7月27日到8月12日。虽然历时颇长，但学生们在旅途中探索美国的热情始终高涨。

这有可能是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第一个访问美国的中国大学生团组，也是我几年来首次访美。同学们与来自美国大学、智库、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机构的教授、学生、学者、政府官员作了交流，我们一起度过了让人印象深刻的难忘时光。

对学生来说，他们在此次访美之行中所接收到的信号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遇到了一些具体挑战。例如，在出访的筹备阶段，他们需要处理复杂的签证申请，耐心等待面签。在此，我要感谢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协助，他们帮助我们加快了签证办理的过程。此外，国际旅行的机票费用也相当高昂，由于中美之间的航班有限，我们需要多次中转。另外，超过1/3的学生在入境美国时遭遇了额外问询。我有一些美国朋友和同事也曾向我抱怨，说他们入境中国时也经历了类似情况，但根据我的有限经验，中国公民进入美国时遇到额外盘查的比例，远远高于美国公民进入中国时遇到此类情况的比例。

但从我们踏上美国土地开始，整个旅程都非常棒。我们遇到的几乎所有美国人，包括学生、教授、学者、实务工作者和外交官，都表现出温暖、友好和开放的态度。这些体验充分说明，尽管两国政府之间存在复杂的政治互动，但人民之间的联系、教育纽带和学术交流都不应当受到影响。令人感到鼓舞的是，这种感觉伴随着我们访问的全过程。

总的来说，在结束访问时，多数学生对美国以及美国人民的印象是正面的。

2. 在您的旅行中，最令人难忘的时刻是什么？

在费城访问期间，我带领我的学生与我多年的朋友伍迪·戈德伯格先生（Woody Goldberg）夫妇会面。伍迪是前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将军（Alexander Haig）的高级助手。几十年来，他一直保持着与中国深厚而持久的友谊，一贯推动中美人文交流和军事合作。在费城，他们夫妇非常热情地宴请了我们代表团。那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夜晚，饭菜很可口，气氛很热烈。伍迪真挚的祝酒词当中包含了对双边关系的美好期待，对学生们触动很大，有几位女生被感动地热泪盈眶。

官员或学者在讨论中美关系时总是离不开“利益”和“价值观”这些高大上的词汇。但在那次聚会以及后续的一系列活动中，我们体验到了情绪、情感以及个体的强大力量。尽管我们两国之间存在诸多差异，但遇到像伍迪这样的朋友——那些真诚友好、代表着日常生活中善良仁慈的美国精神的人，让我对中美关系蕴含的积极潜力充满信心。

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构成了良好的国家间关系的基石。归根到底，我们大家都是“人”，会受情感波动的影响。那次晚宴中我们体会到的人的情感，是整个访问中最温柔、最细腻，也是最能体现“人”本性的一部分，我相信这种人类情感的“柔软”力量能产生强大的冲击，并经久地影响我的学生们。这是我们这次旅行中最难忘的时刻。

3. 2020年，我们采访了张之香大使（Ambassador Julia Bloch）。她提到美中教育交流是双边关系的最后支柱，并警告说这个支柱岌岌可危。鉴于当前美中关系如此紧张，您对教育交流能够修复这一关系抱有多少希望？

我并不认为教育交流能够修复美中关系，我们也不必夸大教育或人文交流的影响。或许我们确实能建立有效的人文交流和教育纽带，但仅靠这些关系并不足以显著改变中美关系。其实，经济互动、技术竞争、地缘政治和战略安全关系基本上不受教育或人文交流的影响。

尽管如此，我必须强调，教育交流以及更广泛的人文交流仍然是中美双边关系中一个基础要素。通常情况下，我们将经济联系称为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实际上人文交流也同样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我们假设这样一种场景，如果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和经济关系都不存在了，那两国就真的有可能陷入一种美苏冷战式的博弈当中。在当前中美关系的背景下，人文交流和教育交流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没有这些要素，我们将面临更加困难的危险。

4. 基于您的评估，美中教育交流目前处于什么状态？

我同意张大使的看法，中美教育交流面临着相当大的挑战，而疫情更是加剧了这些挑战。

一方面，前往中国留学的美国学生人数明显减少。许多美国学生和学者对前往中国旅行时的个人安全表示担忧。很多美国教授则谈及另外一个问题——美国人对中国的兴趣明显下降，这也体现在汉语学习和有关中国的国别研究之中。此外，与前一年相比，2022年中国本科生在美国大学的入学人数也下降了约13%。显然，我们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

尽管如此，我仍然对教育交流的未来抱有乐观态度，我相信在不远的未来这些问题将会得到缓解。随着疫情的减缓，我预计美国学生前往中国留学的人数会有所回升，尽管可能规模有限。

我真诚地希望两国政府能够合作改变这种局面。对美国大学而言，无论是中国学生带来的学费收入还是他们对大学科研所做的贡献都十分重要。教育交流是两国关系中的双赢因素。中国希望能有更多的美国学生到中国留学，而美国大学也需要中国学生。双方的需求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教育纽带在未来可以得到一定程度恢复的根本原因。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美双方必须共同制定全面计划，促进学生和学者的交流，并缓解主要的安全顾虑。

5. 直飞航班的不足仍然是美中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障碍。在疫情爆发前，两国之间每周有350个航班，而现在只有48个。您认为我们为何会陷入这种令人遗憾的局面？

在我与中国政府官员的交流中，我了解到他们都热切欢迎更多的美国访客前往中国，包括学生和学者。中国政府积极推动这一倡议，也鼓励北京和其他城市的大学和科研机构邀请美国学者来华访问、交流。这一明确立场也表明中国在积极促进与美国的学术和教育交流。

至于两国之间的直飞航班不足，我的理解是，主要障碍是来自美国方面而不是中国。一个因素是在疫情期间，许多美国航空公司将运营重点转向了跨大西洋的航班，它们很难在短时间内重新调整回来。

另一个主要因素是乌克兰冲突仍在持续。美国政府不允许美国商用飞机飞越俄罗斯领空。相比之下，中国航空公司没有这样的限制。如此一来，中国航司的航线更短、用的燃料更少，整体运营成本更低，美国航空公司不愿意在这种“不对等”状态下与中国航空公司竞争。

6. 您所在的研究机构最近对中国人的国际观进行了一项调查。从调查结果看，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中国今天的国际地位的？

我们在2022年底进行了这项调查，今年发布了调查结果。我们打算在未来几年持续推进这项调查，对中国公众国际观的变化保持关注。这项调查覆盖了整个中国不同地区，我们确保调查样本符合人口统计特性。

调查结果显示，普通中国民众对自己的国家的安全程度、国际影响力都有很强的信心。绝大多数人表示，中国非常安全，比五年前更安全，他们预计这种安全感在未来五年内会进一步提高。至于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多数人认为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占据最重要的位置。我们让被调查民众给一些国家的影响力打分，有53.4%的人给中国打了最高的5分，32.7%的人给了4分，而52.1%的人给美国打了5分，27.7%的人给了4分。其他有趣的发现包括，大多数受访者（68%）认为全球化符合中国的利益，也支持国际科学合作（92.2%）、经济开放（91.7%）、更多外国人在中国工作和学习（84%）以及更多中国学生去西方国家留学（75.6%）。

7. 您认为这项调查是否能说明，过去10年中国外交政策得到了广泛的民众支持？发达国家人民如何看待中国和中国人如何看待本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您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

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受访者都希望中国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外交姿态，这是对中国积极的外交政策的有力背书。这种支持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一些批评形成鲜明对比，因为西方舆论总是认为中国的外交政策过于“咄咄逼人”。发达国家对中国的看法与中国人民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之间的分歧是我们进行这项调查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试图通过调查来理解这种差距。

在美国，许多民意调查显示，超过80%的普通美国民众对中国持负面态度。因此，我们自然会对中国人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看法感到好奇。我们的调查表明，在一系列给定的国家中，中国民众对美国的看法最负面，有近60%的人对美国持有负面观点。

显然，中美两国都普遍存在对彼此的负面看法。深入了解这些负面看法背后的原因是很迫切的需求。彼此之间的误解或许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两国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也不可避免地塑造了普通民众的看法。

8. 几天前，拜登总统在犹他州的一次筹款活动中表示，中国是一个（经济）“定时炸弹”。他提到了西方普遍认为中国在经济领域正经历困难时期的观点。您是否认为西方的中国观察家夸大了中国的经济困难？

我并不是一个经济学者，但首先，我认为拜登的表达更像是一种竞选宣传。出于竞选和政治考虑，他似乎夸大了中国面临的挑战。这种修辞和表达与事实相去甚远。

根据我与美国很多中国专家的交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不确定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见顶”。相反，他们认为现在就下这样的结论可能还为时过早，想要明确结论还需要很长时间。

中国内部也有一个相似的观点，即“东升西降”，意思是东方在崛起而西方在衰落。这个说法我同样觉得为时过早，西方是否正在衰落或东方是否正在崛起，并不是一个确定的事情，都需要更多年的观察。

我们说到的这些讨论涉及到中美两国的长期发展趋势，但从短期来看，我承认中国正在应对一些经济挑战。从统计数据来看，这一点很明显。中国政府正在积极努力改善本国的经济状况，并处理中长期的困难。最重要的是，中国拥有14亿人口，大多数人处于中等或低收入水平，这意味着中国仍有巨大的潜力。任何否认其长期增长的预测都需要非常谨慎。

9. 如果中国经济确实存在问题，这更多是因为美国主导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的制裁，还是因为中国自身的国内活力不足和结构性缺陷？

中国的经济规模非常庞大，美国的制裁可能会影响特定公司或行业，但我并不认为它们能够明显阻碍中国整体经济表现。制裁和限制可能会阻止中国在某些领域的高科技发展，也可能不会。但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并不等同于高科技竞争。中国有广阔的经济领域可以自主开发。中国政府的主要目标不是在高科技竞争中击败美国或取代美国成为主导大国，而是带领国家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危险，把国家发展得更为富裕。即便中国在某些高科技领域受阻，也不意味着中国就无法持续崛起或者复兴。并不是所有国家都能生产芯片或擅长人工智能，但这并不会阻止这些国家繁荣和强大。中国确实存在自己的结构性问题，需要重新考虑一些政策，以进一步激发中国的经济活力。解决我们的经济问题取决于中国自我改革和自己的努力。中国发展更多受国内经济周期或者政策的影响，而不是西方的制裁和限制。

10. 拜登总统于8月9日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限制了美国在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某些投资。如果考虑其他类似的政策，您认为这是否会使中国在技术领域与西方渐行渐远？

我认为美国对芯片和高科技领域的限制确实对中国的技术进步产生了不利影响。

在高科技领域，如果当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可能会出现两套平行的标准、技术生态系统和环境。两套技术可能最终会彼此不兼容，而这正是是美国可能希望看到的。

然而，对中国而言，这是会导致在技术上被西方孤立，还是会促进本土创新，目前并不能确定。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在国内已经做出了许多助力自主创新的努力。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能够观察到中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已经在积极行动，应对西方提出的技术挑战。

11. 中国面对美国的高科技限制可能导致出现哪些场景呢？

可能性很多。理想情况下，尽管面对一定程度的限制，中国依然可以在尽可能多的领域与发达国家保持紧密的经济和技术联系，同时促进国际技术合作和本土自主创新，并通过这两个途径实现科技发展。这种情景对中国来说将是最有利的。

另一种情景则是，中国在高科技领域面临更多限制，只能依赖内部资源。在这种情景下，我当然仍然期待我们的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能够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在一些关键领域克服障碍，成功地发展出先进的技术。这有助于中国经济发展，并阻止美国进一步压缩中国的发展空间。

我最不希望看到的结果是，中国在许多领域都没有取得重大突破，技术倒退并损害长期经济潜力。在今天的世界中，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是深度相互依赖的。单一国家很难完全靠自己在每个领域都取得全面的进步。对于那些基于科技创新和市场经济规则的关键领域，中国需要集中资源和努力投入其中。

可能性是多样的，我当然是希望未来是前两种情境之一。但真正的关键性因素是中国的企业、研究机构、大学，希望他们通力协作并取得成功。

12. 美国的三大芯片公司最近前往华盛顿约见拜登政府的官员，敦促他们不要进一步对中国实施限制。芯片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表示，中国市场可以为他们提供大量收入，以进一步投资于芯片研发。您认为芯片公司对美国政府的压力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改变两国“芯片战”的走势？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实质上这是美国政治内部的一场博弈。然而，我认为您的问题触及了一个重要方面：以脱钩为目标的努力可能对中国和美国都产生不利影响。

这些限制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利益，还对美国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这也反过来当然会引发美国国内的政治博弈。现在的情况并不是中国在火星上，美国在金星上。相反，中美两国都存在地球上。脱钩，或者按照美国使用的新术语“去风险化”，不可能带来完全的隔离。相反，我认为我们相互连接的情况非常复杂。

13. 从1949年以来，美中互动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30年（1949-1979）是对抗和分离的时期。后30年（1979-2009）则见证了共同繁荣与和平。您认为未来30年会是什么样子（从2009年到2039年）？

我不确定第三阶段是否会局限在30年左右，我们都知道，冷战持续了40多年。但我非常同意我们正在进入一个相对较长的新阶段。持续时间不确定，它可能会持续到2039年、2049年，或者是2059年——只有时间能告诉我们答案。我们正处于中美关系的一个新阶段，与1979年到2009年那个30年截然不同。

问题在于如何定义这个新时期。这正是您要问的：我们如何描述这第三个30年阶段？美国将其称之为“战略竞争”。与之不同的是，中国始终坚称拒绝使用“战略竞争”这个词来定义双边关系。然而，应该如何定义这种关系，中国尚未提供明确的回答。

我个人也不同意美国提出的“战略竞争”这个词。这不是一场竞争。我的美国朋友经常问我，中美两国为什么不能像在奥林匹克运动会赛场上那样竞争？我想区别是明显的：我们能够设想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一名运动员会阻止另一名运动员购买一双跑鞋吗？不可能。现在美国对华政策可不仅仅是一场竞争。

一些学者，包括美国的一些学者，认为美国政府正在遏制中国。我对使用“遏制”这个词有些犹豫，因为它让人想起冷战，现在的情况毕竟与冷战很不同。有时我们会听到的说法是，美国试图“压制”、“扼杀”中国的发展。这些术语可能也过于消极或夸张。

目前，我们缺乏精确的术语来定义正在到来的阶段，画面还不够清晰。尽管如此，毫无疑问这是一个以消极为主要特征的时期，超越了竞争的界限。虽然我目前还没有让人满意的术语来概括这个阶段，但我可以肯定，情况比单纯的竞争更为糟糕。它不会像公司或运动员之间的竞争那样。相反，美国现在追求的是一方取胜，而另一方失败。这不是一个双方都能成为赢家的情景。因此，这个阶段并不是一个愉快的旅程。

14. 为了防止双边挑战演变成武装冲突，我们可以建立哪些有意义的“护栏”？

在有效地探讨关于护栏或指导原则的谈判之前，双方最好首先就这种不断演变的关系的基本定义和性质达成一致。打个比方，假设在两个人的情境中，其中一个人有伤害另一个人的意图，他说：“我想伤害你，但我们需要一些安全预防措施以防我们掉下悬崖”，那么较弱的一方不太可能同意与更强大的一方达成这种保障协议。

因此，在建立护栏之前，我们最好首先就双方意图达成一致。一位美国同事告诉我，“在这场大国竞争的背景下，双方都不必赢，但双方都无法承受失败。”我同意他的观点。双方必须努力确保他们的关键利益在这场竞争中不受损害，双方只能共存。之后，我们可以建立更加富有可持续性的“护栏”。

我们需要的还不仅仅是护栏。例如，确立政府官员之间的常态性沟通机制和对话平台至关重要。无论双边关系好坏，这些机制和平台都应当持续存在。

在空中和海上，需要更多的军事信任建设措施（CBM）和预防与管控危机的措施。

我们应该建立工作组来讨论经济和技术问题。美方需要停止制定新的限制性政策，以免引发商业界的不确定感。现在“小院高墙”的概念十分流行。对我来说，院子的大小是次要的。我更关注围墙的稳定性，不能不断移动围墙的位置，这对两国之间的常规商业往来至关重要。

15. 您认为华盛顿是否越来越多地利用台湾问题来分散中国的注意力，同时向中国施压？您认为双方应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在台湾问题上，中美两国内部的观点差异极大。像你的问题中所提到的，中国普遍认为华盛顿在打“台湾牌”，要么是为了遏制中国，要么是为了转移中国的注意力。美国内部有人将台湾视为战略资产，表示它对美国至关重要，不能允许其与中国统一。这些说法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我们对美国打“台湾牌”的担忧。

然而，我认为拜登政府内部的主流观点并不是故意用“台湾牌”来遏制中国或挑起中美军事冲突。美国在台湾政策上的很多变化是过去5年美国对华政策剧变的副产品。拜登政府和国会认为在台湾问题上的这些举措是必要的，尽管它们可能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他们可能认为这些行动是对中国自身政策调整的反应，类似于中国也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对美国政策变化的反应。

双方似乎都陷入了一种安全困境或类似的僵局。每一方都认为他们的行动是对对方行动的回应。在美国内部，许多人可能认为他们曾经为了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而在台湾问题上一直保持克制。然而，考虑到中美关系的现状，他们或许感到没有必要继续在台湾问题保持过去那种“克制”，美国需要支持或“补偿”台湾。

16. 中国重新统一台湾的决心很坚定，而美国不会容忍中国使用武力迫使台湾回归中国大陆，这是否意味着华盛顿和北京发生冲突的可能性相当高？

我们需要承认，中美两国面临这种危险的前景。虽然我不会说冲突的可能性很高，但是考虑到中国和美国都拥有强大的军事能力和核能力，无论两国因台湾问题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是5%、10%还是20%，这一冲突的可能性都令人担忧。这样的冲突将在全球范围内造成灾难性后果。我们确实面临着潜在的冲突可能，无论这种可能性有多高或多低，对双方来说，风险都非常大，不能忽视。

17. 如何解决这种局面？如何加以管控？

坦率地说，我不知道。目前，最紧迫的问题是2024年1月的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值得注意的是，在民进党候选人赖清德曾公开表达他的独立倾向。他甚至发表了“走进白宫”的言论，这不仅让中国担忧，也让美国感到担忧。

为了减轻这种危险，中国和美国有必要应对这种情况。当然，考虑到中美关系的复杂性，两国共同管理台湾问题现在不太可行。无论以何种方式，在选举季节防止台湾出现极端情况是很有必要的。管理目标是在明年台湾地区新的领导人（无论选举结果如何）上任，也就是明年五月之前，避免危机的发生。考虑到中国越来越担忧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的空心化，以及台湾某些政客的危险言行，美国方面澄清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将是有益的。例如，8月16日赖清德在 “过境” 美国时接受《彭博商业周刊》采访时声称，“台湾已经是一个主权国家”。中国大陆方面当然反对这一说法，但我很想知道美国政府对此的立场。我认为他的这一表态也不符合华盛顿的“一个中国政策”的内容。如果拜登政府的官员可以公开澄清美国不同意这一立场，甚至像已故的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在2004年10月27日所做的那样，公开表明“台湾不是一个主权国家”，这将对稳定台海局势、减少中国方面的疑虑发挥重要作用。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美国政府保持沉默只会引发更多的疑虑和怀疑。

从长远来看，我希望美国能逐步重新评估其对台湾问题的处理方式。受乌克兰冲突的影响，目前似乎存在一种误解——将乌克兰冲突的情景投射到台湾问题上。这种类比是错误的，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情况。北京也没有设定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西方舆论广泛讨论的所谓“2027年窗口”的说法，我认为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北京和华盛顿）都需要采取措施缓解紧张局势，各退一步寻找避免冲突、减小冲突可能性的方法。在短期内解决台湾问题是不现实的。因此，重点应该放在在未来一年或两年内降低冲突的可能性上。同时，需要控制或阻止台湾某些政治人物采取激进或冒险行动。我希望美国方面还能鼓励台湾下一任领导人在未来的两岸问题上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并为未来的两岸互动打好基础。

台海形势的稳定，关键因素不仅仅是中美关系，更包括两岸关系。如果两岸之间有稳定的互动，中美两国都可以更加安心。然而，如果台湾当局采取激进行动，可能会对中美两国都构成重大挑战，甚至可能导致冲突。这突显了在未来几年鼓励台湾当局采取负责任的态度的重要性，无论明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如何。

18. 我们听到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发生冲突，美国可能不会保卫台湾，因为它在乌克兰危机中所面临的情况与此不同，并不会涉及到核大国。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应该并将会为台湾而战。您对此持何看法？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会天真。虽然我希望美国不会介入台湾问题，但必须认识到拜登政府，包括拜登总统本人，在过去三年中已经四次重申了他们支持台湾的承诺。因此，我们必须考虑最坏的情况。

如果你问拜登政府，他们总会说：“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改变。”我经常使用一个比喻来阐明这种情况——将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比作一座寺庙。寺庙不仅仅是一个建筑，里面还陈列着佛像。拜登政府和国会已经将其中一些佛像移到建筑之外了，同时坚称寺庙本身没有任何变化。这就是“空心化”，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正在不断被侵蚀。

我希望拜登政府能澄清其“一个中国“政策及其相关的对台政策。各方利益相关者都在密切关注这一情况，包括台湾当局。在台湾地区选举期间前后发表声明或采取行动确实有其敏感性，但美国总还是可以找到恰当的时机去表态。这种积极的做法可以确保美国立场的清晰，从而避免中国大陆的误解，也可以防止台湾政治人物对台海局势的误判和错判。除了赖清德的言论外，美国方面还可以澄清其对“和平统一”的立场。美国“一个中国”政策的核心要素之一是“和平解决”。我认为“和平解决”包括三种方式：统一、维持现状和独立。美国方面反复表示不支持台湾独立，敦促台海两岸维持现状，但近年来我们很少听到美国官员解释他们对统一的立场。如果美国政策对目标确实是“和平解决”，我相信华盛顿理应不反对“和平统一”，尽管现在美国政府官员非常不愿意这么说。美国方面选择性地在统一问题上不表态，会促使中国官员和学者相信，即使可以通过和平手段实现统一，美国方面也是反对的。

19. 2024年如果民进党候选人再次获胜，中国大陆是否应该与民进党领导人互动，以加深与岛内的关系？您认为，考虑到历史和当前的立场，民进党是否更容易与中国大陆打交道？我们可以称之为“尼克松模式”吗？换句话说，尼克松更容易改变对中国的传统政策，而他的民主党同僚更难，因为他的政党和个本人的政治生涯一直都以反华著称。

预测选举结果是一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然而，我必须强调，无论台湾地区领导人的选举结果如何，重要的是候选人和最终的胜选者必须遵循“一个中国”的原则。无论谁赢得选举，如果他拒绝“一个中国”的原则或无法提出任何与“一个中国”原则一致的说法，我认为任何两岸互动的政治基础都将不存在。

实质上，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体现“一中”原则的论述。我认为这需要一定的创造力。一旦出现这样的论述，我认为中国大陆方面很愿意推进两岸互动。问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民进党、国民党或台湾岛上的任何其他政党；而是在于是否遵循“一个中国”的原则。无论哪个政党获胜，如果它拒绝这一原则，或未能提出体现这一原则的论述，大陆与台湾当局的互动可能性都非常渺茫。

您提到了尼克松总统访华所树立的先例，中美关系由于他的政策转变而解冻。但是尼克松模式的关键是行动，就像尼克松总统在20世纪70年代初所做的那样。因此，重要的是政策、是论述，而不是政治家或者候选人的身份或经历。

1978年年底，尽管面临着国会的反对，卡特总统依然成功地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他展现了政治意愿、勇气和必要的政治技巧。与此同时，中国方面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也采取了大胆的步骤。这些重大变革与两国各自的战略、政策变化有关，而不仅仅是某个领导人的身份或个性所致。从大陆方面来看，我们不排斥与任何台湾领导人互动的可能性，但是重要的是如何创造性地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