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动态 | 总第387期—近期智库观察美中关系:竞争还是合作?

2021-06-28

1、美中两国如何在“极限”地缘政治竞争背景下,寻求必要合作至关重要。


美国需采取新原则,更为有效地处理双边关系中竞争与合作的因素。斯托克斯认为,推动美中两国合作有两个根本原因:一是在存在利益重合的领域可进行合作,如全球卫生、防扩散、反恐以及气候变化等;二是合作可促进双边关系的稳定性,使双方更容易安然度过分歧引发的紧张局面,但这两个推动合作的根本原因都遭遇到强劲的“迎头风”。美国政策制定者在处理如何与中国合作时可采取如下原则:第一,双方均需要降低期待,承认双边关系正处于五十年来最低点,因此需要“务实、以结果为导向的接触”;第二,双方今后的合作应当聚焦于实际行动而非象征意义,接下来来几年双边合作的主要任务应当是产生实际效果,而非营造积极景象;第三,要尽可能多的通过多边机制采取联合行动,向第三方释放一个信号,即美国并未寻求进行全力以赴的对抗,反驳一些关于“将世界分化为两大阵营”的说法。这将产生一定积极的战略意义,且多边渠道还能够减少美中两国政府在选择合作时需要消耗的政治资本。

——东亚论坛网站6月14日发布新美国安全中心研究员雅各布·斯托克斯的文章《认真对待美中合作》。

https://www.eastasiaforum.org/2021/06/14/getting-real-about-us-china-cooperation/

2、美视中国为生存威胁的对华共识不利于全球合作。

美政界在20年前的对华政策共识与目前截然相反,当时两党一致认为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地位(PNTR)不仅可帮助美国公司获得中国市场,还可以使中国在足够的影响力之下走向“自由与民主”,可现实是美国公司将制造业迁至中国,导致美国失去大量工作岗位,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国内极化的局面。同样,当今将中国视为生存威胁的对华政策共识在战略上是适得其反的,并不明智,还可能引发仇外思想与偏见。桑德斯称,美国政府不应通过树立敌人与制造恐惧来凝聚国内,而是应当聚焦建设国内,证明“民主”能为人们提供更好的生活,以此来赢得与“专制”的较量。拜登政府还应在推动全球最低企业税的基础上,推动全球最低工资制度,并联合其他发达国家大幅增加对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推动欠发达国家发展。桑德斯称,拜登政府不应继续推动与中国对抗的政策,而是应当与中国在全球卫生、气候变化与核扩散等问题上进行合作,这才符合美中两国利益。

——美国《外交事务》杂志网站6月17日发布美国佛蒙特州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的文章《华盛顿危险的对华新共识,切勿开启下一次冷战》。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china/2021-06-17/washingtons-dangerous-new-consensus-china#author-info

3、美智库及学府联合发布美中全球影响力竞争评估报告。

大西洋理事会与丹佛大学共同推出一份新报告分析美中两国的世界影响力,尤其聚焦东南亚地区,利用双边影响力指数(Formal Bilateral Influence Capacity Index)重点分析了地区各国对他国在政治、经济以及安全领域的依赖情况,称中国影响力的强度与范围都不断扩大。报告称,冷战后至今,中国影响力在所有地缘政治区域内都稀释或取代了西方影响力,而新冠疫情的暴发加速了这一趋势,这虽然让美国与西方国家感到意外,但竞争远未结束,美国仍有很多机会能够制衡中国影响力的进一步发展。报告建议美国:一要利用多边外交政策工具,发挥美国以及盟友、伙伴的集体影响力;二要培植东盟内部的相互依赖,加强地区国家抵御中国影响的能力;三要与东盟达成特惠贸易协定,加强美国与地区国家的经济联系,以抵消东盟中国自贸区的影响力;四要就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开展谈判,加强与日本、新加坡、越南的关系;五要注意保持与印尼、泰国的安全关系;六要巩固与日本的安全联盟,推动日本正式加入“五眼联盟”。

——大西洋理事会网站6月16日发布与丹佛大学共同推出的报告《美中全球影响力竞争评估》。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in-depth-research-reports/report/in-brief-15-takeaways-from-our-new-report-measuring-us-and-chinese-global-influence/

4、美应尽全力避免与中国等国对抗。

美国近年来被一种遵循鹰派外交政策,要求对威胁(敌人)先发制人和穷追不舍的思维定势所主导,考虑将军事行动作为应对外交挑战的恰当手段。国际社会需要将其关注点从拜登所宣称的“中国是21世纪最大地缘政治威胁”的战略构想上转移开来。这种思维可能会使未来国际政治更多由在领土、军事力量和世界分裂成亲华和反华阵营等问题所引起的地缘政治竞争和对抗所主导。而亚洲需要的是统一而非分裂。亚洲需要美国在该地区基于稳定的力量平衡、合作和妥协而采取具有建设性的态度和方法,用“敌对”和“威胁”来形容中国将削弱中国管理地区秩序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国与该地区部分国家存在领土争端,但中国拒绝将军事行动作为永久性解决这些争端的力量工具,这是一个超级大国可成为旨在为所有人创造更美好生活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的标志。美国需认识到,当今世界局势已发生改变,中俄已成为崛起和复兴的大国,美国应尽全力避免与其发生对抗,防止产生“大国战争”。

——巴基斯坦论坛网站6月20日发布巴基斯坦拉合尔加里森大学政治学系主任、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穆罕默德·阿里·伊赫桑的文章《美中冷战》。

https://tribune.com.pk/story/2306152/us-china-cold-war

5、《哈佛商业评论》:外企如何应对美中“脱钩”。

尽管拜登政府对美中“脱钩”采取较为缓和的政策,但中国正寻求技术自主、摆脱对他国依赖的策略,“脱钩”还将继续下去,外企需厘清进入中国的初衷、自身市场定位及战略意图,进而决定采取何种策略应对“脱钩”带来的挑战。过去十多年,中国正通过并购投资海外企业、为本土研发提供补贴支持、汲取外企关键技术等机制,不断增强战略自主性和竞争力。尽管拜登政府可能会淡化美中脱钩的措辞,但现有迹象表明中国仍继续追求自主目标。根据外企对上下游活动的侧重程度可将其分为四类,它们对“脱钩”的应对策略也各有不同:对它们是不为人注意的参与者、上游参与者、市场主体还是双重参与者。对不太关注上下游活动的市场参与者而言,若属于中国政府关注并着力发展的行业,则需采取避险策略对冲风险,若不在中国政府的关注范围内,则应更多关注自身商业模式和价值主张,着眼于持续发展但同时也应提高警惕;对于更关注上游活动的企业而言,它们面临关税、劳动力供应等风险,可考虑在中国外建立替代生产基地(即所谓“中国+1”),那些上游活动高度依赖于中国的外企还应关注这种策略的中长期风险;对于更关注下游的市场公司而言,B2B公司应加强投资,采取“中国造、中国卖”的策略,与本土企业展开竞争,B2C企业应更关注中国消费群体,整合中国国内营销渠道;对于那些同时重视上下游活动的企业而言,应考虑推动其在中国的价值链整体与外部世界“脱钩”,专注中国国内市场,而对于那些在国外也拥有多个生产基地的企业而言,则可灵活利用中国的劳动力和市场优势,同时加强中国以外的生产经营活动。

——美国《哈佛商业评论》双月刊5-6月号刊发英士国际商学院教授J·斯图尔特·布莱克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雷鸟全球管理学院教授艾伦·莫里森合写的文章《“脱钩”的战略挑战》。

https://hbr.org/2021/05/the-strategic-challenges-of-decoupling 

6、美中之间是“合作性竞争”关系。

如果美国处理得当,与中国的竞争将会是“健康的”,而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成败取决于美中两国政策的变化,即两国能否通过合作推动全球公共利益发展,同时在其他领域保持竞争。因此,美国需要保持在科技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还需要加大在人力资本及科技研发方面的投入,但在全球气候和抗击流行病等方面需要与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合作。虽然拜登将自己的演讲与罗斯福在大萧条时采取政策类比,以此避免冷战相关误导性言论,但实际上更希望借鉴前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做法,把一系列雄心勃勃的国内计划与更加有效地与中国竞争联系起来。尽管中国实力不断增强,但美国依然享有诸多优势:第一,地理位置优越,不受领土争议困扰,与周边国家关系友好;第二,能源储量丰富,完全满足需求;第三,美元是世界货币,因此美国拥有雄厚的金融实力;第四,美国的劳动力队伍在扩大,科研创新实力依旧全球领先。但中国在新兴科技领域取得的进步已不再是过去依靠模仿的旧方式,美国原有的制裁无论是从方式还是理由上都不再有效,美国应当着力增强自身实力。虽然随着亚洲经济实力增强,世界权力开始出现转移,但亚洲内部有自身的权力平衡模式,中国受到日本、印度与澳大利亚的制约,因此说中国将统治世界是不准确的。在未来数十年内,依然没有国家能够在综合实力上挑战美国。尽管在有些领域,美国通过采取单边行动,可以起到解决部分问题的作用,但在气候变化与疫情治理方面,美国无法仅凭一己之力解决问题。美国需要与中国合作,也要相信中国合作的诚意。“合作性竞争”并非易事,需要美中双方共同努力。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5月6日发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的文章《美中竞争的逻辑》。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joe-biden-us-china-relations-cooperative-rivalry-by-joseph-s-nye-2021-05

7、美中力量平衡变化趋势对美不利,但两国世界地位取决于自身而非对手。

过去长期为美国带来优势的经济、技术和军事力量对比正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在经济方面,中国拥有比美国更广泛的国际联系,在全球贸易和投资中的领先优势不断扩大。在技术方面,中国向科研、教育设施,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投入巨资,在全球科技创新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相较美国的阵地却越来越小,即使美国能够克服当前的政治机能失调和财政赤字,中国在科技、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崛起也将对美国全球和地区主导权构成挑战。在军事方面,中国工业发展和军民转换能力大大优于美国,中国军队有能力保卫自己的国家免遭外国攻击,甚至还能在美国加以阻挠的情况下统一台湾。目前,美中展开的大量战略对抗扩大和升级了两国间矛盾,但暂无迹象表明,任何一方有意转变方针。值得注意的是,美中均面临内外挑战,也都在经历脆弱时期,完全可能发生改变游戏规则的事件。例如,在近期,抗疫不再取得进展将导致全球经济崩盘,大规模失业和美中政治动荡;美国党派斗争等问题可能迫使华盛顿专注于恢复国内社会秩序,而减少履行国际义务。从长期看,美国和盟友对于中国和其他问题的认知分歧会破坏联盟,美国或陷入孤立状态;气候变化可能导致自然灾害频出,人们大量流离失所,美中两国届时将缺乏相互斗争的精力和资源。这些事件或许不会发生,但它们表明,找到途径缓解今天在美中关系中占上风的对抗,对两国和全世界而言非常重要。此外,美中双方都认为对手是其“崩溃”的可能原因。然而,最大的威胁实际上来自国内趋势和事件,而非外国势力行动。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不因台湾和其他改变现有对抗规则的事件而开战,当前的趋势如美国实行保护主义,放弃与中国相关的供应链,与盟友和伙伴认知不一致等很可能维持下去。可以预见的未来包括中国的邻国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几十个国家将继续在经济和金融上向北京靠拢;全球市场将继续分裂成独立的贸易和技术生态系统;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日本等地区大国加强区域联盟和军事-工业合作,并在外交上共同努力制衡中国;中国在其边境附近巩固军事优势;投资者停止购买美国国内外债券;台湾日益放大的军事弱点和对大陆市场的依赖可能迫使其与大陆进行谈判。

——俄罗斯《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双月刊网站5月3日发表美国布朗大学世界和公共政策研究所高级学术顾问、美前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的文章《美中对抗将如何收场》。

https://globalaffairs.ru/articles/kitai-amerika-antagonizm/

8、与中国等竞争对手有效合作将成美国未来关键考验。

该结论具体体现在拜登政府最近提出的三项重大提议中:第一,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呼吁新增65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SDR)。此举将有益于提高全球资本流动性,并促使各国建立更协调的分配机制,开发新的渠道以吸引私营部门的资金;中国虽然支持拟议中的SDR分配,但能否与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就实施细节达成一致并以多边协调的方式重新分配自身SDR尚有待观察,而亚投行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值得关注。第二,美国向135个经合组织/G20成员提议,针对大型跨国公司依据其盈利(而非公司设立所在地)进行征税,并将“全球最低企业税率”定为21%。该提议将有助于提高美国企业税为其基础设施计划投资买单,又不必担心本土企业外流,并有望结束数十年来的企业税恶性竞争;经合组织框架也为美中在最重要和敏感的全球经济政策问题上开展多边合作提供了机会。第三,拜登邀请了包括中国在内数十位国家领导人参与气候峰会,敦促各国共同致力于全球气候减排目标。该计划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是否与美国同心协力,但目前美中仍缺乏完善的承诺与计划。总之,拜登政府希望奉行一种整体方针,既坚持在全球范围内推行其价值观,又在面临共同挑战时与竞争对手进行双边和多边合作。尽管大国之间存在对抗和相互竞争的意识形态,但与对手进行有效合作将是对多边主义如何发挥作用的一个关键考验。

——世界报业辛迪加网站4月21日发布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前署长、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凯末尔·德尔维什和布鲁金斯学会高级分析师塞巴斯蒂安·施特劳斯的文章《多边合作能与大国竞争共存吗?》。

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us-china-cooperation-on-climate-corporate-tax-and-sdrs-by-kemal-dervis-and-sebastian-strauss-2021-04

9、无论美中竞争是否被贴上冷战的标签,两国必将在核心的国家价值观、经济利益、地缘政治利益等方面进行长期竞争。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托马斯·克里腾森提出的“美中竞争不能被打上冷战标签”的说法,从意识形态、两大阵营与世界经济三个角度均存异议。在意识形态方面,美中之间关于“治理模式”的竞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是美中战略竞争中意识形态维度的内容。在两大阵营方面,拜登政府已经在团结盟友共同应对中国崛起一事上取得成果,而中国也开始更加紧密地团结俄罗斯和伊朗,并通过“一带一路”项目给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贸易、投资机会来换取支持。从长期看,世界将逐渐分化为两大持不同治理价值观的阵营。在地缘政治利益方面,中国的经济模式与体量具有战略优势,但美中竞争将逐渐分裂世界经济,尤其是在涉及高科技的领域。无论美中竞争是否被贴上冷战的标签,两国必将在核心的国家价值观、经济利益、地缘政治利益等方面进行长期的竞争。

——大西洋理事网站会4月21日发表该理事会高级客座研究员黄传(音)的文章《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是冷战吗?》。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blogs/new-atlanticist/is-the-us-china-strategic-competition-a-cold-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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