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莫为何跌落神坛?民主党内部分歧掀翻了桌子

刁大明: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

3月14日,美国总统拜登首度“打破沉默”,回应纽约州州长、民主党人安德鲁·科莫涉及的性骚扰丑闻。针对科莫是否应该辞职的问题,拜登强调有关调查正在进行,应该等待其结果出炉。

1615908937716048041.jpg

安德鲁·科莫 视觉中国 图

3月12日,一位名为“凯特琳”的纽约州州政府前雇员向《纽约杂志》爆料称,她在2016年为州长安德鲁·科莫工作期间曾遭遇后者的各种骚扰。这是自去年12月13日以来,第七位站出来公开指认科莫私德问题的女性。对此,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政治人物已开始了对本党州长的讨伐,认为科莫失去了执政伙伴和纽约州人民的信任,应该尽快辞职。这些声音中包括了纽约州两位国会参议员查克·舒默和克里斯滕·吉利布兰德、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杰里·纳德勒以及被认为代表民主党新风向的奥卡西奥·科特兹(AOC)等重量级人物。当然,这并不是科莫目前面对的唯一危机——今年2月,科莫被曝出针对纽约州养老院疫情数据造假并施压威胁州议员的丑闻,并已招致了相关调查。

就这样,这位在去年一度被视为“抗疫英雄”、美政坛“新希望”甚至还顺势出版了一本题为《美国危机:新冠疫情下的领导力教训》的科莫瞬间跌下“神坛”,如此戏剧性的大起大落令人错愕。

州长是如何辞职的?

面对着舒默等人的谴责与劝退,科莫选择了所谓“道歉”。按照他的说法,“我从不知道那个时候自己让什么人不适了……我现在理解到我的某种行为让有些人不适。这不是故意的,我真诚地深表歉意。”而面对辞职要求,科莫坚定拒绝,其理由是“他这个州长是选民选的,而非政治人物选的”。言外之意,他并不认为纽约州的民意已离他而去。

事实上,现年63岁的科莫在个人生活上从来都无法保持低调。1990年,作为老州长马里奥·科莫的长子,小科莫与已故国会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三女儿克里·肯尼迪的婚姻在纽约乃至全美政坛上都算得上是不小的新闻。在正式离婚的2005年当年,科莫就开始了与因推广“半自制式烹饪”而在全美名气不小的美食节目嘉宾兼作家桑德拉·李的交往,甚至在2011年科莫就任纽约州州长之后,李事实上担任了纽约州“第一夫人”的角色,直到2019年两人分手。

换言之,虽然如今的科莫算是单身身份,但目前7位指认者所公开的骚扰事实却可以追溯到2013年即科莫与李共同生活的时间。这样看来,即便再轻描淡写,科莫在私德问题上的“渣男”形象已基本可以坐实。接下来的悬念只有这个负面事实到底会怎样影响到这位州长的政治生涯。

过去20多年,或者说是新世纪以来,美国有23位州长选择以辞职方式提前结束任期,其中16位属于为了就任国会参议员或部长、大使等联邦职位而自愿辞职,而因为丑闻而被迫辞职者只有6位。当然还有一位就是在2008年总统大选(作为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的搭档)败选后突然感觉“曾经沧海难为水”而辞去州长职位的萨拉·佩林。

6位被迫辞职的州长中因为私德问题、引发违背家庭伦理价值观丑闻的就有4位,即2004年辞职的新泽西州前州长吉姆·麦克里维(Jim McGreevey)、2008年辞职的纽约州前州长艾利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2017年辞职的亚拉巴马州前州长罗伯特·本特利(Robert Bentley)以及2018年辞职的密苏里州前州长埃里克·格雷腾斯(Eric Greitens)。前两位是民主党,而后两位是共和党,恰好没有党派差异。

这四位虽然各自的所谓“故事”大不相同,但基本上也都卷入了滥用职权等衍生问题,而且除了麦克里维之外的其他三位都是在州议会开启或准备开启弹劾程序之后主动宣布辞职的。这就意味着,其实他们最初的想法一定与如今的科莫相同,即自己是“选民选举的,而不是那些反对他们的政治人物选举的”,但当他们意识到州议会将成功对其弹劾甚至定罪之后,只能选择以辞职全身而退。

“老同事”的教训

以与科莫最近的斯皮策举例。2006年,47岁的普林斯顿加哈佛的双料高材生斯皮策当选纽约州州长,终结了共和党在纽约州12年的执政。而其超过共和党对手的选票比例高达38.2%,也创造了纽约州州长选举的最大落差。值得注意的是,当年成功当选并接替斯皮策州检察长位置的正是已经告别克林顿政府部长职位六年的科莫。

当年因为铁腕惩戒金融腐败而被誉为“华尔街警长”的斯皮策简直就是民主党的新未来,特别是在拿他来对比坐在椭圆办公室的小布什的时候。但就在其就任州长14个月之后,斯皮策在担任州检察长和州长期间在华盛顿召妓的丑闻被《纽约时报》曝光。面对着民主党阵营的批评以及共和党人在州议会中要求其辞职或将发起弹劾的威胁,斯皮策在媒体曝光后的第三天就宣布了辞职。

值得注意的是,斯皮策跌下“神坛”并非偶然。在一年多执政时间内,斯皮策在人事安排、财政预算等方面以及同性婚姻合法化、给非法移民颁发驾照等具体政策上引发党内党外极大争议,甚至还爆出了其动用警力来监视州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等的丑闻,而当时调查滥用警力丑闻的正是科莫。在2017年年底,斯皮策在纽约州的民调满意度只剩下了33%,比一年前当选时腰斩一半,这是其基本盘瓦解的致命表现。所以,如果“阴谋论”一些的话,斯皮策如此坠落的背后是民主党精英对其的放弃;反过来讲,如果斯皮策在州长任上一路水风顺水的话,他那些见不得人的华盛顿行程或许会被某些政党大佬按下不表,或许在未来有朝一日他要竞选总统时才有机会被用作党争“必杀技”。

比“老同事”斯皮策还大两岁的科莫晚了四年才当上州长,而现如今这两位先后出任纽约州检察长的民主党人却在一类问题上“翻车”。除了同样的私德问题以及“德不配位”之外,科莫所面对的政党政治压力其实比当年斯皮策更大。在过去一年当中,科莫被美国舆论描绘成一种疫情下的“真正领导”或者“救星”的存在。关于科莫政府防控疫情的负面报道甚至会很快被正面报道所覆盖,其理由是政治正确,即那些负面新闻都来自保守派与共和党。但其真实的领导力与纽约州的疫情现实对于纽约政治圈的两党特别是民主党人应该是最为清楚的。

现如今,头戴“光环”的科莫已着手开启2022年州长连任竞选,如果胜出,他将成为纽约州历史上除了首任州长乔治·克林顿(George Clinton,1777年到1795年在任)之外在任时间最长的州长。这个结果估计是纽约政坛上某些跃跃欲试的民主党人所无法接受的。所以,这可能也更为容易解释,为何这些指认科莫的女性所提到的骚扰基本都集中在2013年到2019年,即是事发一段时间之后才打破了沉默。而驱动着打破沉默的那股力量,或许根本不在于为这些女性伸张正义,而更愿意看到的是科莫就此止步、纽约州政坛尽快重新洗牌。

截止到3月中旬,纽约州众议院虽然已经准备推动弹劾调查,但持对科莫不利态度的州参众两院议员并未达到通过弹劾程序让科莫下台的规模。在纽约州州议会众参两院的所有共和党议员(分别为44人和20人)都出于党争要求科莫下台的情况下,如果分别有32位民主党州众议员和22位州参议员支持弹劾的话,科莫将必然出局,不如及早辞职。于是,科莫未来要保住州长职位,目前看就是数学问题了。

但问题在于,如果科莫辞职或被弹劾,副州长凯西·霍克尔(Kathy Hochul)将接任转正。若如此,凯西将成为纽约州首位女性州长,她的从政经历也算丰富,而且还有足够时间备选2022,这对于共和党而言也未必是好消息,还不如留着“伤痕累累”的科莫,作为民主党的负资产。此外,如果此时的科莫突然战略性地宣布不谋求2022年连任的话,其实是也就摆平了党内各路派系的压力,又不给这些跃跃欲试者制造出一个占据先机的在任者霍克尔,或许也能换来所谓的“软着陆”。这样看来,未来事态的发展,不仅仅是对科莫的考验,也是对民主党长期坚持的某些“理念”的一次大考。

特朗普赋予的“光环”

面对提前离场压力的不仅仅是东海岸的科莫,远在西海岸的民主党籍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Gavin Newsom)也面对着所谓“罢免”(recall)选举的严峻挑战。由于加州启动“罢免”的门槛太低,只需要前一次该层次选举选票的12%签名联署即可,2018年刚刚当选的纽瑟姆很可能将在2021年即提前一年就要面对类似改选的“罢免”选举。当然,也正是因为门槛低,自1911年以来至少有55次针对加州州长的罢免尝试,唯有2003年成功,共和党候选人施瓦辛格凭借其超级人气而当选。但即便纽瑟姆最终更可能有惊无险,但东西两岸两大民主党大本营州的在任民主党州长同时遭遇难题、深陷困境,如此巧合很值得玩味。

显而易见,两位民主党重量级州长的困境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的是当前民主党的问题,是在2020年大选中没有解决反而又因为大选结果而加剧的问题。对于纽瑟姆而言,加州虽然号称是民主党的票仓,但其也足够大到蕴藏着足够多的共和党力量。去年的总统大选及其结果并没有让这些共和党力量暂时式微,反而刺激他们寻找新的宣泄口,而这种宣泄的力量足够强大到赢得白宫的民主党无法阻止,于是才有了“罢免”的可能。

对于科莫而言,2020年的所谓“大获全胜”让民主党内部派系失去了共同敌人,又加之拜登总统只强调平衡而非控制所产生的放任效果,纽约州州长的宝座自然成为了民主党各派系的争夺聚焦点。或者说,民主党内部长期积累的分歧终于可以掀翻桌子了,更何况科莫这张原本就不稳当的桌子呢。于是,东西两岸两大民主党州州长的困境反映出的是2020年大选的“未完成态”。民主党人送走了特朗普,却不知道下一个任务在哪儿,又该如何完成。

与此同时,送走特朗普,对某些民主党人而言未必是好事。因为,特朗普给某些民主党人带上的“光环”,随着特朗普的离开也就消失了。比如,科莫头上的“光环”,毫无疑问就是在与特朗普互相比较时被戴上去的。当特朗普被拜登取代之后,民主党再也不需要参照物,于是真实的科莫也就浮出了水面。这也意味着,当民主党或自由派指责特朗普所代表的所谓“后真相时代”之时,他们用来对抗这些“后真相”的武器却也并非“真相”,而是他们所需要相信的另一种“后真相”。这是美国的现实,是特朗普的,也是科莫们的。

本文2021年3月15日首发于澎湃新闻


上一篇:余翔:“1.9万亿美元”计划很刺激,但也有这些风险

下一篇:李晨:《过渡国安指南》的“过渡”二字如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