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个人而言，疾病不仅仅是一个生物过程，而且还是一段经历…既然人是文明的创造者，那么，疾病通过影响人的生活和行为，从而也影响着他的创造。”这是亨利·西格里斯特在其著作《疾病与人类文明》（Civilization and Disease）中为我们揭示的哲理。对种种疾病的克服，不仅意味着对自然的某种“征服”，通常也伴随着制度、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再生。疾病不仅是物质性的，通常也是社会性和政治性的。

一、人类文明史也是一场对疾病的抗争史

对于文明史的描述，我们往往习惯于生产方式、书写体系、政治哲学之类的宏大叙事，而对于“疾病”这一潜在的推动力量，关注可谓是不深的。疾病最明显的表征之一，就是贫穷和饥饿，这是数千年来人类都难以解决的难题。贫穷减弱了人的抵抗力，导致水肿、营养不良多发，继而引起更严重的瘟疫、鼠疫等传染病，这是历史上政治不稳和社会动荡的主要根源。然而，随着耕种技术的不断发展，饥荒为何依然重复出现？或许有人认为是食物总量不足，但更重要的是包括税收在内的分配制度出了问题，一些人所得过多，而一些人所得严重不足。因此，对贫穷和饥荒的克服，在社会经济层面就是一个不断追求公平、正义的历史进程。作者在写作此书时，世界刚刚从经济大萧条中走出来，他意识到危机背后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他也相信这场危机是一场“争取工作权利和吃饭权利的斗争”。 

确实，大量疾病来自于自然环境的变动，但至少同样的疾病是“人为”造成的。中国历史上的“裹脚”和西方历史上的“束腰”，都是对女性身体的严重摧残，引发了跛足，呼吸、消化和循环器官的种种疾病，当然还包括抑郁症、昏厥和痉挛。对这些陋习的抗争，是近代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女性艰难地赢得了与男性相对平等的地位。此外，随着19世纪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人为造成的疾病更为频繁地出现，这包括采矿业、化工业中的毒气和烟雾污染，还包括种类繁多的职业病和霍乱，这些都导致死亡率大大提高。马克思对这一时期的描述是极为负面的，但如果从一个更长的历史镜头来看，这些疾病催生了许多新制度的产生，比如“定时工作制”、“公共卫生法”、“劳动法”、“工伤事故赔偿”、“定期体检”、“妇女产假”、“雇主责任法”等等。那些在机器轰鸣中陨落的生命是令人悲痛的，但为了应对职业病而出台的种种制度，着实是让当代人受益的。  

西格里斯特在书中提出，“医学本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因为，医学不仅包括治疗环节的专业技术，更包括帮助病人确立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历史上，对病人特别是传染病患者的歧视几乎是公开的，古希腊认为“健康才是至善、生病则是劣等”，生病等同于在人格上对你的否定。宗教神学出现之后，开始倡导对病患者的“拯救”，号召他们跟随主的脚步。而到近代以后，社会更多是基于“人道主义”的理念照顾病人，这一连串的观点差异体现出文明的发展和变动。不可否认，现在对病人的排斥和歧视并未完全消失，这需要我们在思想和哲学层面进一步思考和解放。

二、疾病与上层建筑

疾病如何影响上层建筑的演变，书中提到两个有趣的视角：一是公共医疗体系；一是法律制度。疾病不是“私事”，而是“众人之事”，政治的内涵即为“管理众人之事”。新病症的出现提供了新案例和改革动力，推动上层建筑的不断变革。    

首先，疾病特别是流行病，是对社会整体动员能力的巨大挑战，其难度不亚于一场战争。而疾病过后，政府在公共卫生体系的改善上需要发挥核心的作用，卫生部门的地位也会相应地提高。西格里斯特认为，公共卫生的效果将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医学科学的现状；一个是政府主流的政治哲学。前者决定了我们对疾病了解多少，而后者决定我们的行动是否有效率。因此，公共卫生领域始终包含对权力应“集中”还是“分化”的争论，自由主义哲学和集中主义哲学在卫生议题上如何求得共存，这也是一个值得不断思考的话题。

其次，疾病对于法律的贡献，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劳动法之外，还有很多新兴的议题。比如：越来越多的犯罪者声称自己患有“精神疾病”，那么他们是否需要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这成为一个愈发重要的社会问题。这使得医生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力，而我们只能相信医生的职业道德和良心。另外，“安乐死”也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它涉及到病理、伦理、法律的交叉领域，能否落实到法律条文中，需要持久的讨论和经验的累积。    

在这一部分，我们看到医生在其中拥有的巨大权力和最终解释权，当然这也包括在历史上发挥医生职能的巫师和传教士。疾病赋予他们权力，社会也要对他们的权力予以限制。由此，我们看到历史上种种医师考核制度、行医资格制度、保密制度的产生，这本质上也是对医生权力的制约。  

三、疾病与文明的兴衰

历史上有许多令人惊艳的古代文明，但大都戛然而止，现在的希腊已不是过去的那个希腊，现在的埃及也不是过去的那个埃及。对于文明的兴衰，历史学家们已给出了不少解释，但西格里斯特在本书中却格外强调了“疾病”的作用。  

当然，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中世纪欧洲的黑死病，据说导致了4000万人口的死亡，使欧洲损失了一半人口，动摇了宗教、社会、政治、经济的基本结构。大家开始意识，宗教和神学并不是万能的，上帝也并没有来拯救他们，他们只能自救。因此，纵欲思想、人文主义、自由主义在此基础上发展出来。而劳动力的极度短缺，也使得蒸汽机和工业革命最早在欧洲出现，使得西方一跃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但可悲的是，任何一场灾难都需要有人来承担责任，这一次他们选中了经济富足的犹太人，反犹主义也自此发展到了高峰，其政治后果一直持续到现在。   

其次，作者还提到了《疟疾与希腊的历史》一书，分析了希腊文明戛然而止的根本原因：即疟疾的肆虐，特别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疾病导致希腊人难以进行哲学思考和创作，西方文明史上最灿烂的篇章就此转瞬而逝。这种说法的可靠性已很难考证，但疾病对文明的破坏性作用基本上是无疑的。伊斯兰教的兴起和罗马大规模瘟疫的爆发关系密切，拿破仑战争的失败与斑疹伤寒的爆发密切相关，此类案例不胜枚举。因此，医疗人员越发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受到重视，一些军医部队也陆续建立起来。

四、疾病与哲学

西格里斯特认为，医学绝不仅仅是一门科学或手艺，而是某一时期学术发展的组成部分，也代表了人们的世界观。当神秘主义哲学占据主导地位之时，所谓的巫师医学和宗教医学独霸天下，巫师、教会和国王都被视作具有消灾解祸的能力，似乎在他们的抚摸之下就可以恢复健康。   

之后，希腊哲学的兴起带动了人们对于“病因”的思考，其中希波克拉底的贡献尤为巨大。他的四种体液论把“血、痰、黄胆汁、黑胆汁”视为最重要的四种元素，四者比例得当则身体健康，否则就招致疾病。后来者在此学说基础上不断发展、更新，构成了之后一千多年西方医学哲学的基础。当然，中医的《黄帝内经》也包括大量哲学思辨的内容，如阴阳、脉象、经络、病机、运气学说等等。两者反映了东西方哲学的不同视角，当然其中也有不少交汇处。  

然而自近代以来，医学慢慢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画上了等号，哲学也常常被扣上了神秘主义和非科学的帽子。但作者在书中启示我们，“如果不想仅仅做一个狭隘的专家，就必须以更宽阔的视角去看待医学，必须知道医学在我们的知识体系中所占据的位置。”确实，现代医学发展的时间并不长，还有许多未解之谜和未知的现象，当面临“未知”时哲学和思辨的力量就显得格外重要。神秘主义与理性主义的融合在医学发展中的作用同样十分重要。

西格里斯特在书中向我们揭示，医学是一门手艺，也是一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哲学。它与人类文明的进步密切相关，也与每个人的一生紧密相连。文明的进步已经使我们面临的危险大大减小，但对此仍不能掉以轻心，公共卫生在大量发展中国家仍处在较为落后的水平。更重要的是，贫穷与无知依然是致病的主因，医治贫穷、推广教育，依然是人类社会需要补修的一门课。

作者介绍

姚锦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发展中国家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