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健：上海外国语大学英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在中英双边关系处于低潮的时期，英国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弗利于近日访华，试图寻求与中国高层深度交流的机会。自2018年以来，中英高层的交流互动基本处于停滞时期，因此，克莱弗利本次访华被赋予了特殊的政治色彩与现实意义。

有业内人士认为，克莱弗利访华是一次破冰之旅，这种说法言过其实。虽然英国首相苏纳克在今年访美之前将中国表述为西方世界的“划时代的挑战”，并且单方面宣称中英黄金时代已经结束，但是，中英双边经贸关系依然以一种不温不火的节奏稳步发展。根据2022年统计数据，中国是英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23年中国商务部上半年数据统计，来自英国的对华直接投资在2023年前5个月同比增长179.2%。克莱弗利本人在英国智库发言说“孤立中国是一种错误”，而英国工商业普遍认为，放弃中国市场对于英国根本不是一种可能的选择。尽管英国议会内始终存在刺耳的反华声音，一些政客为了获得某域外大国的青睐不惜发表极为激烈的反华观点，但是，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所言，英国政府对中国的总体态度始终根植于“一种冷静的愿望”。

对于中英双方而言，构建相对稳定的中英双边关系，是一种务实的外交选择。但是，这一双边关系在中英各自总体外交利益中的权重是不一样的。作为一个未来经济长期向好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拥有高效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充满韧性的完备的工业链体系，训练有素的管理人才与产业技工。这些因素确保中国在复杂多变的中英双边关系中始终保持一如既往的战略定力。在划定外交红线的前提下，中国对中英关系的未来始终保持建设性的开放态度。中方相信，虚幻的意识形态话术终究无法改变世界格局发展的根本方向与中英双边关系的基本走向。对于英国而言，中国市场意味着什么？对于英国的“全球英国战略”而言，良好稳定的中英双边关系意味着什么？以上问题的答案，唐宁街十号应该比谁都清楚。

不可否认的是，中英在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领域存在一定的分歧。然而，需要追问的是 这种分歧是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还是特定的历史时期形成的表面矛盾呢？不可否认，在现代工业资本文明的现实语境下，国家之间的竞争的确具有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的特征，然而，当今世界人类命运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充分表明，以冷战思维与丛林法则衡量国家之间的关系，不符合21世纪世界政治与国际格局发展的方向。

顺应时代潮流，以融通务实的智慧参与国际社会的动态发展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重要智慧原则。在世界近代历史进程中，英国是先发工业国家，中国社会一度以向西方学习的态度，努力探求西方工业强国的发展规律；正是这种开放涵纳的文化精神与实事求是的生活智慧帮助中国再次回到世界舞台的中心。然而，面对当前英国社会发展的困境，一些始终坚持冷战思维的英国政客，为了不可告人的一己私利，置基本事实于不顾，刻意抹黑中国形象，散布妖魔化中国的负面信息。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人为认知陷阱最终戕害的是英国自身的国家利益。

英国要摆脱对华机会主义的态度，就必须努力建构战略自主的意愿。放眼整个欧洲，今天欧洲主要政治人物都在讨论战略自主，美国强力干预下欧洲日益被动的政治态势可见一斑，这一结论对英国对华外交同样适用。必须指出，脱欧后的英国在外交政策上一度处于自我迷失的状态。对华政策“美国化”成为过去一段时间英国对华外交的主要特征。随着中美博弈的持续，英国在大国之间可以腾挪的外交空间日益狭小。如果连基本的战略自主都难以做到，英国的对华政策又将有何建设性可言？

一个始终需要思考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是中英双方的共通认识与共同利益？如何实现双方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在当今国际舞台上，中国的政治影响力与经济辐射力有目共睹。英国在卡梅伦政府时期就已认识到，亚太地区是世界未来经济发展的中心。疫情后的中国经济增长依然强劲有力，中国市场潜力无穷，对于发达国家的众多国际化产业而言，远离中国市场无异于自杀，素来以商业贸易立国的英国应该知晓其中的厉害。只要中英坚持求同存异、相向而行的基本原则，努力寻求利益共同点，中英就完全可以夯实经济压舱石的牢固基础。

当今世界的变化是极为深刻且根本的，这一变化也促使各国战略界跳出固有的思想藩篱，重新全面审视世界格局的发展方向。基于对西方国家现代化道路的反思，中国提出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政治方针，确保中国经济能够行稳致远。中国愿意与世界各国共享经济发展的经验，也欢迎各国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列车，这一开放合作的态度同样适用于中英双边关系。

 （中文版8月31日刊登于《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