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靖：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美国与太平洋研究所所长、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编者按：自拜登执政以来，中美关系并没有出现趋于缓和的发展趋势。俄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现存的国际秩序，对美国的国际利益形成严峻挑战。然而，美国始终将中国视为未来国际关系中的头号竞争对手，美国国际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迁移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面对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复杂局面，中国应该采取怎样的有效外交策略维护国家利益？如何从美国国内政治特点与世界格局发展的双重视角深入解读美国新一轮对华政策的演变与发展？黄靖教授2019年发表的深度分析文章《汲取美苏冷战经验，冷静管控中美关系》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对今日的中美关系仍具有参考意义。
特朗普执政以来，对华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措施，中美关系急转直下。舆情普遍认为，美国对华发难的目的是要阻碍中国发展，保持美国霸权地位。然而，与中国为敌能够使美国保持强大吗?
借力美苏对抗，促成内部整合
以史为鉴，有助于我们更理智地掌控目前紧张的中美关系。冷战期间，美国曾两次借助与苏联的强势对抗，对外调整盟友关系，对内推动国内利益集团间的让步与妥协，对美国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结构进行整体调整，进而克服内在矛盾，应对挑战，使美国重新焕发活力，最终赢得了冷战的胜利。
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60年代。新中国的成立、朝鲜战争的失利、华沙条约组织的成立以及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等一系列事件，加上亚非拉风起云涌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使美国朝野普遍陷于焦虑与沮丧之中。而“红色恐惧”引发的几近疯狂的麦卡锡主义则更加撕裂了美国社会。由于战后的经济调整以及艾森豪威尔执着的“平衡预算”政策，美国经济也于1953～1954年滑坡，1958年更是跌入衰退边缘。而与此同时，苏联在赫鲁晓夫的领导下，咄咄逼人，先后强势干涉苏伊士运河危机、武装镇压“匈牙利事件”。在1956年华沙条约组织大使会议上，赫鲁晓夫公开扬言要“埋葬”资本主义世界。1962年苏联更是将战略导弹部署到古巴，把对抗推向美国的后花园——加勒比海。
在此形势下，1953年入主白宫的艾森豪威尔立即宣布苏联为“最根本的安全威胁”，进而针对苏联制定了以“大规模(核)报复”为主要内容的“新面貌”(NewLook)对外政策。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后，提出“艾森豪威尔主义”，明确表明美国不惜动用武力阻止苏联的扩张。对苏联的强硬政策，使美国很快缓解了与英法等国在非殖民化、中东以及经济等问题上的矛盾，将西方世界团结在“反苏”的大旗之下。
更为重要的是，与“强敌”苏联的对抗，使艾森豪威尔政府能够克服国内巨大的反对力量，有效地推动一系列他称之为“实用保守主义”的“左倾”政策和措施。尽管艾森豪威尔是共和党总统，其内阁成员也清一色地出身于大资本家，但他积极支持黑人平权运动，1957年提议并签署了废除教育种族隔离法案，并不惜派军队弹压白人种族主义者因此在阿肯萨小石城挑起的叛乱。艾森豪威尔还签署了国防教育法案，大力推动高速公路网的建设，成立美国航天局，开启医疗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进程。这些“左倾”政策使美国社会出现“左进右退”的局面。
继任的民主党总统肯尼迪和约翰逊继续与苏联“全面对抗”，更加积极地促进民权，支持工会，推动“摆脱贫困”的各项政策;同时改革税务制度，全面打击黑社会以及支持他们的政治势力。这一系列“左倾”政策逼迫大资本右翼保守势力向产业工人和弱势群体妥协让利，进一步推动了美国社会向左转型。肯尼迪遇刺后，约翰逊总统继续“左倾”，为建立“伟大社会”(GreatSociety)而建立健全了各项社会福利保障制度。至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国不仅铲除了长期危害社会进步的黑手党以及相关的政治腐败，彻底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而且从根本上扭转了自内战以来美国政治经济北重南轻的长期失衡。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以前所未有的5%的年均增长率快速发展，国民经济总产值(GDP)从1958年的2.97万亿美元增长到1972年的5.38万亿美元。
快速的经济发展和稳定祥和的社会环境，使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整个60年代，大批中产阶级实现了有房有车的“美国梦”，美国迎来了二战后的“婴儿潮”。同时，以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为转折点，美国也在与苏联的对抗中占据了主动权。
第二次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越南战争的失败、石油危机导致的美元危机和经济衰退、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率、反战运动引发的左翼人权运动等再次撕裂了美国社会。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也疲软不堪。1979年11月，伊朗激进学生扣留52名美国外交人员为人质，卡特政府的举措无力。迟至1980年4月才派出“蓝光”特种部队营救，却折戟沉沙，以失败告终，令美国颜面扫地。而此时的苏联则在勃列日涅夫领导下大肆扩充军备，军事力量快速发展，不仅核武器数量超过美国，而且在国际事务中全面出击: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镇压“布拉格之春”，1971年支持印度占领东巴，成立孟加拉国;1975年支持古巴直接卷入安哥拉战争;1978年指挥越南入侵柬埔寨;1979年底入侵阿富汗。这段时间，尽管美苏两国关系进入“缓和”(détente)时期，但事实上苏联在国际政治中全面出击，风头压倒美国。
1981年里根总统执政后，完全摒弃了自尼克松以来与苏联的缓和政策，公开宣称要打败苏联“邪恶帝国”，全面升级美苏“冷战”。在国际上，里根紧紧拉住以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欧洲右翼保守力量，迅速弥补了尼克松单方面废弃美元金本位、转嫁危机以及在越战、中东等问题上对欧洲盟友的伤害，重振反苏阵线;同时在中国问题上一反执政初期的强硬姿态，调头转向，与中国结成反苏“准盟友”关系。在国内，里根通过削减个人所得税、大幅度缩减社保福利预算、冻结最低工资、限制打压工会权利、使公共事业私有化、推动公立学校祷告法案实施等政策，强势推动美国向右转。经济上则着力于由大资本主导的“供给侧经济”，以扩大消费来推动美国经济发展。随着美国社会“右进左退”的转型，美国经济也进入第二个高速发展期:里根主政8年期间，经济年均增长率为3.6%，国民经济总产值从1980年的6.76万亿美元增长到1990年的9.39万亿美元。
美国在以上两个时期能够迅速扭转局面表明，美国政治体制有很强的纠偏能力。决定这个能力的根本原因在于其决策体制十分有效且其具有制度化的妥协机制。这个妥协机制在面临强大外敌时尤为敏感和高效。正因如此，20世纪50～60年代和70～80年代的美国领导人，不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都一致地采取与苏联强硬对抗的态度，借此压制国内反对力量，打破利益集团之间的固有平衡，强力推动国内新的调整与整合，进而使美国“更加强大”。
反观这两个时期的苏联，在面临快速变化的国际局势，尤其是美国突然采取强势对抗姿态时，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却以硬对硬，继续高举意识形态大旗，全面出击，与美国进行全方位对抗。这不仅使“共产主义苏联的巨大威胁”成为美国内部整合的外部助力器，而且也助长了苏联内部的“因循守旧”，丧失了像美国那样利用与强敌的对抗来化解内部矛盾，推动内部整合的机会。其结果是政治体制日益僵化，政治体制的官僚化和特权利益的制度化导致效率低下和腐败盛行;经济长期依赖重工业、军工产业和能源产业而导致发展失衡。最终内在的发展动力干涸，国家凝聚力和认同感衰退，民族自信心丧失。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时，苏联已经“病入膏肓”。
美国重大战略失误造成的内外交困导致“特朗普现象”
今天的美国，面临比20世纪50～60年代和70～80年代更为严峻的挑战。毋庸讳言，中国的快速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这一事实使美国朝野日益焦虑、沮丧。但美国面临的困境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重大战略失误造成的。
1991年苏东垮台后，美国朝野一片欢腾，坚信“华盛顿共识”——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自由资本主义主导的市场经济、多党竞争的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必由之路。在此形势下，克林顿政府开始推动“全球主义”(globalism)战略，目的是要实现美国主导的价值理念全球化(即“普世价值”)、民主政治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全球化，进而按照“华盛顿共识”重塑世界，达到“历史的终结”。接下来的小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从左右两个方向继承了全球主义战略:前者以单边主义形式强力推动民主政治全球化;而后者则更侧重普世价值的传播。在三任美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三管齐下的“全球化”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然而事与愿违。所谓价值观，是在文明发展的长期积淀上产生的。文明的不同必然导致价值观的差异。亨廷顿在全球主义战略发端之初所著的《文明的冲突》中指出，文明之间的冲突实质上是价值理念的冲突。强力推动美国主导的、基于基督教文明之上的“普世价值”，首先，遭到伊斯兰社会的激烈抵抗;其次，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也对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制。
民主政治全球化也遭受挫败。苏东垮台后通过“颜色革命”产生的民主体制，除了几个发展程度较高、与基督教文明同源并被欧盟快速接纳的东欧国家外，其他国家要么逆转为“集权国家”(俄罗斯和中亚诸国)，要么陷入政局不稳、经济停滞的窘境(乌克兰、罗马尼亚和巴尔干诸国)。21世纪初由美国直接推动的“阿拉伯之春”几乎毫无例外地使这些国家陷入政治混乱、经济崩溃、教派冲突甚至国家分裂的困境。特朗普当选后，喧嚣一时的“普世价值”以及“民主政治全球化”难以为继，偃旗息鼓。美国为此不仅耗费了大量的资源，而且其冷战结束后如日中天的“软实力”也因此跌落神坛。
但市场经济全球化却获得成功。苏东垮台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清除了资本在全球逐利的政治藩篱。在资本的推动下，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形成了两股相对而行的经济全球化潮流。其一是资本全球化:资本不断地从发达国家投向发展中国家。其二是制造业全球化:制成品由新兴经济区输往发达经济区。两股潮流都是资本寻求利润最大化的结果，但在中美两国的表现迥然不同。
改革开放的中国在外来资金和外部市场的双重激励下迅速发展。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发展所必需的政治稳定，中国40年来不断对治理体系、经济结构、分配制度以及社会管理等各方面进行结构性改革和调整，力争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大潮。
然而，美国在同一时期内却没有对其治理体系、经济结构、分配体制和社会管理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调整。一方面，金融大资本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得巨大红利而欲罢不能;另一方面，“赋权化”(entitlement)的福利制度、政治化的工会体制、利益集团的固化以及靠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商品支撑的消费型经济则促使资本不断外流而导致产业空心化。其结果是以薪酬阶层为主体的中产阶级，尤其是蓝领的劳工阶层的经济地位持续下滑。这不仅不断地拉大贫富差距，从而在经济上撕裂了美国社会，而且将建制派政治精英——围绕政治体制和公权力形成的利益团体网络——推入了结构性的两难困境:要么迎合全球化的大资本以获得不可或缺的资本赞助，要么迎合反对全球化的当地选民以赢得同样不可或缺的选票。
更为严重的是，推动“普世价值”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凸显了基督教文明的主导地位，福音派(Evangelicals)在克林顿第二任期和小布什执政时期异军突起，大大助长了右翼保守主义势力抬头。而左翼自由派为了把控道德制高点，高调维护权利、种族、教派、性别以至工作机遇等各方面的绝对平等，导致“政治正确”在政治、舆情、文化和教育等领域的滥觞。两相对撞的结果是打翻了建立在多元种族和文化之上的美国“大熔炉”。美国竞选政治中拉动选民的已不再是候选人的政策主张，而是其在“泛政治化”议题(性取向、堕胎、种族/教派关系、女权等)上所持的立场。不同的政策主张反映了不同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妥协解决——民主政治的本质就是妥协制度化。但“泛政治化”议题上的冲突则反映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矛盾，双方很难妥协——不能妥协的民主政治必然导致极端。右翼保守的小布什政府和左翼自由主义的奥巴马政府的相继执政，更进一步在政治上撕裂了美国社会，导致美国政治板块不断向左右两个极端拉伸，从有利于妥协的椭圆形拉伸为势不两立的哑铃形。一边是已经全球化了的大资本以及依附于大资本的各行各业的白领专业人群，另一边则是反对全球化并对自身政治经济地位迅速滑落而沮丧但又无能为力的愤怒的美国大众，尤其是居住在传统工业区和郊区的蓝领白人群体。
要改变这一内外交困的局面，就必须强力打破日益僵化的利益格局，对美国经济和政治社会做出实质性的改变和整合。正是在此形势下，与政治体制以及建制派毫无瓜葛、出身大资本家的特朗普，刻意塑造了其反体制、反精英的代言人形象，冲破建制派经营的重重阻碍，赢得了2016年总统大选。
以华为敌，推动战略调整:特朗普的作用与影响
乱中取胜的特朗普制定的政策也无章可循，乱作一团。其根本原因是他与建制派格格不入而导致其面临“三无总统”——无战略共识、无政策框架、无执行团队——的处境。体制外商人出身的特朗普毫无国际战略思维的修养和实践，因而也谈不上有任何“战略构想”。但总统大权在握的他精明地认识到，要为自己搏出生存空间并能获得与建制派讨价还价的砝码，就必须在两个领域有所作为。其一，在涉及根本利益而棘手的重大议题——伊核、朝核、贸易赤字、债务、环境、税务、预算、医保等——上标新立异，甚至不惜蛮干。其二，与大国，尤其是与大国领袖在重大关切的问题上纠缠，不惜以无赖耍横为手段来达到目的。这样一来，在重大议题和与大国关系上有巨大相关利益的建制派就不得不与他打交道，他也因此掌握主动权。
事实表明，特朗普在这两个领域的蛮干达到了目的。但他得到的最大的收获在于他找到了和建制派最关键的共同关注点:中国。尽管特朗普关注中国的“初心”只是要在贸易赤字和债务问题上有所“收获”，以便向他的选民展示其维护“美国第一”的“天才领导能力”;后来他也认识到，中国在其孤注一掷的朝核问题上能有所助益。他意识到了建制派在中国问题上更宏大的战略思维和构想:这就是树立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安全威胁”的强敌形象，进而像当年对付苏联那样，通过与中国的强势对抗来推动美国必要的战略调整和内部重建，使美国重新焕发活力，“再次强大”。
显然，这个战略构想有其发展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始发于奥巴马的“再平衡”战略。“再平衡”战略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中国“融入”式的崛起方式——中国不挑战美国建立并领导的国际秩序，而是以改革开放的姿态融入其中——和美国为诱导中国和平演变的“接触”政策，造就了中美之间难以逆转的互相依赖。这种互相依赖使美国任何具体的制华政策都会引发内部利益集团的剧烈斗争，而中国以“送礼”的方式来化解美国的制华政策也屡试不爽。
但是，随着中美之间的差距迅速缩小，美国想要遏制中国的决心也日益强烈。中国近年来在国际事务中的种种“有所作为”、要“由大变强”的决心宣示和行动以及党的十九大以来强化党的领导并强调“不忘初心”，都极大地刺激和强化了美国要遏制中国的决心。建制派中的共和党右翼保守力量和以“克林顿民主党人”为核心的左翼自由派都一致认为“逆转(rollback)中国崛起”，时不我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朗普上台带来的不确定性反而强化了这一共识)。为此，必须釜底抽薪，“打掉”中美之间经济上的互相依赖，与中国“脱钩”(decoupling)。
但与中国“脱钩”必将导致美国政治和经济结构的重大调整与重建。这需要两个必要的条件。首先，必须打破目前利益集团之间的平衡格局。不破不立，只有在“破”的基础上才能开始重建。特朗普上台不到一年，以其“三无总统”的处境，却取得了数项重大的政策突破: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和《伊朗核协议》、大幅度增加军费、减税、放松对金融/证券机构的管制、反对外来移民、大幅度削减外交经费和其他“软实力”支出、加强对大学等研究机构的“监督”。这些“破局”之举，如果没有右倾保守的建制派在背后的支持和推动，那么是难以想象的。而特朗普也通过这些“破局”举措向右翼利益集团缴纳了“投名状”。能源产业、汽车产业、军工集团、华尔街、福音派等支持共和党的右翼利益团体大获其利，而左翼自由派的利益则大受打击。美国社会已然开始向右调整转型——“里根模式”悄然再现。
但更重要的是要与中国为敌，通过与“强敌”的对抗来迫使相关利益集团做出根本的妥协和让步。特朗普上台后，高举“美国第一”大旗，大搞单边贸易保护主义，四面出击，但他很快意识到，当他对欧洲和日本等盟友耍横时，建制派往往利用国会等机制加以反对和打压。而他对中国的蛮横，美国建制派不但支持，甚至比他更为强硬。尽管特朗普可能不明就里，但建制派的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不仅要缩减贸易逆差，而且，第一，在《国家安全报告》中将中国确立为战略对头(rival)，将中美贸易纠纷定义为中国对美国的“经济侵略”，从而以危害“国家安全”为名遏制中美经济的交流与合作;第二，坐实中国经济是“集权体制下的非市场经济”，进而在中国与西方经济之间画出一条意识形态的分界线;第三，通过与西方国家的双边谈判(或将其过渡到与盟友的多边谈判)重写游戏规则，借此打破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最大优势——全面完整的产业链，与中国“脱钩”;第四，通过贸易战在美国民众中树立中国是“敌人”的形象。特朗普在对华“贸易战”中表现出来的不守信用、出尔反尔，其实是他和建制派不断磨合、妥协的产物。但其越来越强硬的趋势，反映出建制派或已在幕后占据了主导地位。
精明的特朗普正是在“破局”和“树敌”这两个关键点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并发挥作用，因而“撞对”了建制派预想的战略方向。正因如此，老道的基辛格指出:特朗普的胡打乱撞将在“无意间结束一个时代”。
结语:坚持改革开放，专注自身发展
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发生剧烈变化。中美关系紧张已是不争之事实。但是，美国对华采取强硬的对抗姿态，目的不仅是阻碍中国的发展，还以中国为“强敌”，推动美国内部必要的调整与整合。如果不认识到这一点，而是跟着美国的步调“针锋相对、坚决反击”，就很有可能按照美国部署的战略轨道进入全面对抗的“中美新冷战”，使发展中的中国像20世纪50～60年代与70～80年代的苏联一样，成为美国战略转型期间克服内部矛盾、完成内部结构整合继而“再次强大”的助推器。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中国应该及时调整政策，在不损害国家根本利益的前提下，规避与美国的全面对抗，将注意力集中到解决国内问题上来。从本质上看，目前由美国挑起的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抗争”其实是双方整合内部、重新焕发活力的赛跑。中美双方面临的最大、最根本挑战其实并非来自对方的“强硬”，而是自己国内不经过深入改革/调整就不能摆脱的困境，因此，要赢得这场赛跑，中国不仅要注意应对对方的各种“套路”，还要站稳自己的立场，遵循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讲话中的指示，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不断强化自身力量，使自己前进的步伐更加持久有力。
文章首发于《国别和区域研究》 第四卷 2019 年第 1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