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宾：北京外国语大学副教授、中国论坛特约专家，著有《亚投行法律：全球治理新机制》

中秋时节，细雨绵绵，惊闻我的美国老师鲁杰（John Ruggie）逝世了。他的殷殷笑意此刻正浮现在我眼前，与他交往的件件往事，放电影似地在我脑海闪现。

我是在2012年入学哈佛大学法学院，在鲁杰教授的《全球治理》课堂上结识他的。其时美国次贷危机刚刚结束，全球治理格局悄然开启深刻变革；但这一“大变局”在多年后的今天看得更加清楚些。我在法学院主修了国际金融法，在多门课程中，老师们的授课重点都是这次金融危机的成因和监管改革。我想，在这种“就事论事”的美国视角之外，还需要一个更加宏大和深刻的视角去认识当今世界。在哈佛大学的课程列表中，我搜索到鲁杰的《全球治理》课程大纲，在了解了鲁杰的履历后，决定选修他的课程。

鲁杰是国际政治和战略领域的大师，倡导并践行多边主义。他对于“多边主义”的定义和特性的概括，是学界公认最为权威的。他对我后来提出“中国式多边主义”（Chinese Multilateralism ）的学术主张，有着深刻的启发和影响。在实践方面，鲁杰做过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专责战略规划。这是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专门为他设立的一个私人顾问性质的职位。更早些，上世纪90年代，鲁杰在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当院长。从联合国的位置上退下来后，鲁杰就来到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任教。由于重视从规则角度阐释国际关系，他兼做法学院的教授。

鲁杰的课堂很活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丰富的政策实践经历。他是联合国《全球契约》和《千年发展目标》的主要起草者之一。他主持制定的联合国《商业和人权指导原则》，被同学们称为鲁杰原则。他和我们分享与科菲安南交往的趣事，提到如何利用短暂的乘电梯时间，向自己的“老板”推销观点。“电梯推销”（elevator pitch）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鲁杰的课堂上，很多学生都有十年以上的政策实践经验（被称为mid-career students）。大家来自世界各地，经历和眼界各异，在课堂上各抒己见，观点碰撞，极具启发。他本人总是面带微笑，认真倾听，关键处再作精炼点拨或评论。记得在一次课堂展示中，我称赞同学们都是“鲁杰信徒”（Ruggie People），他欣慰地笑了。“鲁杰信徒”们毕业后散作满天星，在世界各地践行多边主义理念。

毕业回国后，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平台上，从事国际经济法相关教学研究工作。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惑，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鲁杰教授的殷殷笑意，想到他对学生的善意和尊重，以及他在课堂上展现的博学和论说才能。他是一个极具个人风格和魅力的人，是我学习的好榜样。我曾就如何在美国主流学术期刊发文向他请教，他给予我有益指导。他的学生毕业后，有意来到中国求职，他也曾向我热情推荐。他持续关心我们这些毕业生，可谓“扶上马，送一程”。

2017年，我基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发展实践，写了一篇文章《亚投行的中国式多边主义》（Chinese Multilateralism in the AIIB），发表在国际经济法的权威期刊上。文中对“多边主义”的阐述，即基于鲁杰教授的权威论述，认为多边主义的基础是国际规则。亚投行践行基础设施投融资的使命，追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鲁杰倡导的多边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内在一致性。我把这篇文章的初稿发给鲁杰，请他指正。他说要把这篇文章作为新学期《全球治理》课程的阅读材料，并索要定稿，让我倍感荣幸。

自2018年起，我在西方主流媒体发表多篇评论文章，阐述中国政策，批评美国“单边主义”错误做法，让一些亲美人士感到不舒服。但鲁杰看到文章后，多次在第一时间给我发来贺信。他作为一位美国教授，在多边主义立场上，真正做到了表里如一、知行合一。他关注我这位中国学生，让我倍感知遇之恩。他所展现的兼容并蓄和开阔胸襟，影响着我的处世之道。

两个多月前的7月6日，鲁杰读到我在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的“一带一路”论述文章后，发来一封简短的邮件，表示祝贺。没成想，这成为我和老师最后的交往。鲁杰去世后，另一位我所尊敬的老师、哈佛大学Dani Rodrik教授这样评价他，说他“具有伟大的人格，是一位了不起的学者，一位成功的实践者”。我想这是恰如其分的。作为鲁杰的一位中国学生，我唯有把“中国式多边主义”阐释好、发展好，让国际学界更多了解中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方是对老师最好的回报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