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华胜：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中国论坛特约专家
安德烈·科尔杜诺夫：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执行会长， 历史学博士
编者按：11月23日，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网站发表了由中国论坛特约专家、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赵华胜与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RIAC)主任、历史学博士安德烈·科尔图诺夫(Andrey Kortunov)合作的英文评论文章“中俄如何看待新‘两极’”（原标题“The Coming Bipolarity and Its Implications: Views from China and Russia”）。
中国官方从没接受中美两极概念，也不使用这一概念。不管是所谓中美共治，还是中美两极对抗，都与中国的外交理念和外交政策不相符合。俄罗斯官方也拒绝世界正在走向新两极的观点，而是坚持认为世界正在从21世纪初由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走向多极世界。
尽管如此，中俄学术界关于中美两极化的看法越来越多，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后，中美关系恶化，中美冲突加剧，两极化问题也成为国际政治的热点话题。当代国际关系的观察家们越来越多地通过西方和东方之间（或者自由民主国家和非自由专制国家之间，大西洋主义和欧亚主义之间，海洋国家和大陆国家之间，等等）似乎不可调和的对抗来看待这些关系。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对此进行不带偏见的分析，探讨两极化对北京和莫斯科意味着什么，它是否符合中俄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想法。
三种两极化
两极化存在三种形式：政治两极化、结构两极化和价值两极化。政治两极化就是政治认知中的两极化，它带有确定的政治属性，表现出某种政治关系，例如两极共治或两极对抗都属于政治化的两极。结构两极化是物质性的，它是两个大国在物质体量上远超其他国家，在结构上表现为两大力量最为突出的形态。但从根本上说，物质性两极是第一位的，而政治化两极是第二位的，政治化两极是在物质化两极的基础之上形成。最后，价值两极化意指在定义两极时，应该看到两者之间的价值差异，特别是两极不可能在自由主义民主国家之间产生，因为它们的价值体系接近。两极的分野，除了其他因素外，应该反映其价值的冲突——例如，西方式民主与非西方威权主义之间。
两极化的这三种属性是分析两极化的重要理论预设，也是理解中国、俄罗斯和西方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和理论分歧的逻辑起点。中国学术界所说的主要是物质层面的两极。对于中国来说，国际结构具有自然属性，不管是单极、两极还是多极，它们都是自然形成的客观状态，体现各国的物质条件。作为纯自然状态的两极，它只是两个国家的国力相差不多、且都远远超越了其他国家，它并没有固有的政治内涵，它既不是天然对立，也不是自然合作。它的政治性质是被赋予的，而赋予者就是两极本身。各“极”可以选择走平等合作，或者竞争冲突的路线。
俄罗斯更多从政治层面看待两极。这反映了在物质资源相对不足的条件下，俄罗斯倾向实施更积极的外交政策，主动向境外投送力量。莫斯科经常声称全球政治的顶级联盟是由美国、中国和俄罗斯构成。俄罗斯具有集中力量达成某一具体外交目标的非凡能力、具有调动所需资源的能力、具有在不同区域维持一项连贯的长期战略的能力，这可以弥补俄罗斯在物质力量上的弱点。从这个角度说，莫斯科可以发挥超过它体量的作用，给美中关系增加一个重要维度。
西方一般强调的是价值体系的两极化。按照这种摩尼教式的两元对立的观点，大国之间会存在的价值鸿沟使两极对立与生俱来。如果衰退和崛起国家之间没有价值体系的鸿沟（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美），那么世界格局不会真正两极化，最多只是有一些两极化的特征而已。但是，如果存在价值体系鸿沟（如冷战期间苏美之间），那么世界就真正两极化了。
新型大国关系与“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即是基于两极政治关系可塑的理论前提，这种认识与西方流行的“修昔底德陷阱”理论相反。按照“修昔底德陷阱”理论，两极对立具有天然性，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改变的，换句话说，两极就是对抗，也只能是对抗。正是在这一点上，两种认识分道扬镳。如果两个最大国家注定对立，中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就失去了意义，而如果新型大国关系有形成的可能，则“修昔底德陷阱”只是一种可能的结果，而不是必然和注定的结局，虽然不管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两极的对立关系远较合作关系易于出现，因为两强合作需要有共同意愿，而两极对立只要一方选择即可形成。
俄罗斯更认同中国的看法，也认为在两个最强国的关系中不存在决定论。即便是在冷战期间，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关系也曾有过有限缓和。但是，主流观点还是认为西方（更准确说是美国）在可见的未来不会放弃其全球霸权。因此，美国不会接受一个真正“合作”的两极化或多极化，更不要说一个真正民主和包容的多级世界。莫斯科认为，除非美国的外交方针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否则任何一位美国领导人都会试图重建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而很可能导致对立的两极模式。这种两极分化不是“西方对抗其他国家”，而可能是“美国对抗其他国家”。
许多西方政治思想家认为，即使中美和俄美对立有可能缓和或休战，但最终国际体系只能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之上，这意味着一方注定要赢，另一方注定要输，不必说，它们认为最终的赢家应是西方式的自由民主。
“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是国强必霸，也就是把强国与强权等同，在这一点上，也与中国的思维形成分野。应该澄清一个认识，国力强弱与强权没有必然对应关系，强国不意味着一定采取单边主义和走向霸权，而弱国也不必然恪守公正合理的思想和政策。强弱也是相对的。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有双重身份，它们在更强大的国家面前是弱国，但在更弱小的国家面前是强国。它们在不同的境况下都会有“强国”和“弱国”地位的转换，都存在着面对强国和弱国时的政策选择问题。
这里既没有否定结构对政策选择的基本作用，也没有否定存在决定意识的基本原则，也理解结构决定论的强大历史和现实论据。但与结构决定论不同的是，这里在“存在”中看到的不仅是结构，还包括历史文明背景、政治制度和文化、时代和国际条件的变化、技术手段的发展和影响等因素。不仅如此，存在对意识的影响并不是绝对单向的。
中国的选择
在以国力为指标的国际结构中，中国的地位是无需也不能选择的。中国是什么“极”由国力决定，它既不是国家选择的结果，也不取决于国家的选择。国家会有对某种国际结构的追求，但它只是一种主观意愿，与客观事实并不是一回事。
假使说国际结构已是物质状态的两极化，中国为两极之一，中国会奉行什么样的理念和政策？中国仍将选择以多边主义为基本原则。这就是说，即使中国国力超出其他国家，中国也不以两极为世界中心，也不把两极看作是凌驾于世界之上的超级结构。中国会负起更大国际责任，但不追求超级国际权力，而仍愿与其他国家以政治平等身份相处。
这并不与中国作为两极之一相矛盾，因为多边主义是一种政治态度，政治态度是可以选择的。多边主义与多极化有密切关联，因此经常被当作相近甚至相同的概念，在实践中也常常会被混用，但实际上它们是不同的概念，不管在汉语、英语还是俄语里，它们都是含义不同的名词。多边主义既是一种方法途径，也带有价值理念和政治追求。如果多边主义只是一个中性的工具，没有价值内涵，则它在本质上与单边主义无异。多边主义具有开放的性质，以普遍的政治平等为原则，而多极化主要还是基于大国关系的政策，它追求的是大国间的平等，对其他国家而言也可能意味着大国的特权。多边主义考虑各国的利益，以利益平衡为基础，多极化则更重视权力，以权力为主要构建要素,大国的利益处于突出位置。多边主义不否定多极化，也可以包容多极化，但多极化不能包纳多边主义。多边主义自然容纳多边结构，多极化也是一种多边结构，而多边结构不一定都是多边主义的体现。多极化与多边主义的精神可以相容，也可能相悖。
在中国的大国地位已经十分稳固的今天，在中国已经不仅是多极之一而且可能是两极之一的情况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多地转向如何看待与他国的关系，而不是担忧本国的地位。在这种背景下，注重与他国关系的多边主义更适应中国的外交需求。多边主义体现着普遍主义的原则，在政策目标的追求上，多边主义不与某种特定国际结构挂钩，并且超越了国际结构的制约，因而与中国所谓“两极”的地位不相矛盾，并能给中国外交提供更开阔和更自由的空间。
俄罗斯的选择
中俄合作日益深入，从经济到政治、安全等各个领域都在发展。中俄联合为周边及更远的国家创造了机遇和可能，也推动着上合组织和金砖集团等组织的快速制度化发展。尽管莫斯科仍更愿意用多极或多中心世界的概念，但在现实中，人们似乎越来越能够接受新两极的现实，即美中是全球政治的重心。
有人可能会问：两极世界有什么不好吗？二战后约四十年的时间里，不正是苏美两极化作为全球和平与稳定的基础吗？一个两极世界，尽管有不完善和局限性，难道不是仍然比全球治理逐渐衰退、国际关系无政府化和混乱化的潜在风险好吗？那么，为什么莫斯科不能干脆接受这种新的格局，将其视为一种定义二十一世纪国际体系的层次和结构的合理而现实的选择呢？
俄罗斯的一些分析人士甚至认为，这种新的历史性的全球分裂是基于“客观”现实，是不可避免的。人们常说，大西洋文明与欧亚文明自古以来相互对立，“陆地”大国将永远与“海上”大国不同，“世界大陆”（欧亚大陆）是“世界岛屿”（美国）的永恒制衡力量。挑战历史和地理规律毫无意义。我们应该把正在出现的两极视为一种自然且令人满意的状态。唯一现实的目标应该是在双方均可接受的框架内维持两极关系，以防出现不受控制的高风险和高成本对抗。
我们认为，这样的结论至少是不成熟的。不可否认，新的两极化趋势不仅在地缘政治中、而且在全球战略平衡和全球经济中都已经显现出来。但是，这种趋势是否可以被认为是积极的，是否应该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这都是可以争论的问题。让我简单地概述一下反对这些假设的几个论点。
在思想史上，任何僵化的决定论——无论是宗教的、民族的、经济的还是地理的——总是无法解释和预测社会变化和国际发展。冷战时期很难被描述为和平与稳定的时代，它包括了无数的区域战争和危机，以及前所未有的军备竞赛。此外，在一些情境下，世界已经非常接近全球核冲突。
更重要的是以下几点。现代世界与二十世纪下半叶大相径庭。五十年前，世界被分为两个体系——西方（资本主义）和东方（共产主义），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对立的）矛盾。换句话说，两极系统是建立在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现在这个基础已经荡然无存，也很难想象它会在可预见的未来重新出现。民族主义，即便是其极端形式和宗教原教旨主义，都不可能取代上个世纪的根本意识形态分歧。
此外，当今所有主要的国际角色都必须面对一系列基本相同的对其安全的威胁和挑战，这与二十世纪及早期的传统威胁和挑战大不相同。当今的国家领导人必须应对国际恐怖主义和政治极端主义、跨国犯罪和非法贩毒、失去控制的移民和气候变化，以及不稳定的全球金融体系和递增的技术灾害风险。其中一些挑战在冷战时期即存在，但只是 “雏形”形式，被覆盖一切的东西方对抗掩盖。
这些新挑战的一个特点是它们大多不是由其他（对手）大国产生的。事实上，除了少数不负责任的激进政权（流氓国家），这些威胁与国家行为体无关。新一代的威胁和挑战来自颠覆性的非国家行为体。它们可能产生于技术和经济进步的负面影响，或自然资源日益短缺，或许多重要的国际机构和国际公法准则的过时。这是当今世界与冷战时期的根本区别。这就是一个新的两极系统即便可以建立，也不可能提供任何长期的安全或稳定的原因。
当代国际形势与冷战时期的另一个重要区别是，冷战时期，苏联集团在经济上几乎完全与西方脱钩，世界两极的发展互不依赖；而在全球化时代，东西方之间、“世界大陆”和“世界岛屿”之间的相互依存程度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如果任何政治上的两极分化对经济、金融、文化和人道主义维度的国际关系产生不可避免的影响，那么每个人都可能付出比冷战时期高出许多的代价，更不用说为解决即将出现的众多全球性问题而进行的大规模的物质和人力资源分配。
总之，这种走向新两极的趋势既麻烦又危险。即使是经过修改和“现代化”后得两极格局，也不太可能成功解决本世纪的重大国际问题。如果世界再次分裂，尽管新“两极”的领导人可能获得到一些预期的战术收益，但这可能会对整个体系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避免这种选项并朝着一个更具包容性、民主性和真正全球性的国际体系迈进，符合我们的共同利益。没人会旧袋装新酒，因为新酒会使皮袋破裂，酒液流出，皮袋也会受损。
美国的选择
纵观当前的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尽管大三角关系仍然是一个流行且实用的分析模式，也是美中俄关系未来可能出现的情景之一，但今天不存在类似冷战时期的美中俄大三角。近年来我们所看到的是美国的“双重遏制”政策，华盛顿对北京和莫斯科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这种压力已成为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巩固的重要因素。
这对华盛顿来说是一个明显的战略挫折。至少从20世纪初开始，美国外交政策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防止欧亚大陆出现任何坚固的反美势力中心。美国政策制定者认为，分裂的欧亚大陆是美国全球战略霸权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清楚地认识到保持欧亚大陆分裂的极端重要性。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他比先前任何一位美国领导人都更有效地利用了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日益扩大的裂痕。
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能否延续基辛格的辉煌，复活以美国为首的美中俄大三角关系？自1971年7月基辛格著名的北京之行至今，已经过去了近50年。今日之世界与20世纪大不相同。以往的地缘政治学的信仰基石如今看起来陈旧过时。让我们考虑一下美国领导层在试图保持欧亚大陆分裂方面的选择。
第一个选择是照抄基辛格，那就是联合美国较弱的对手以对抗较强的对手。在今天，则意味着华盛顿在与北京的宿命对抗中，应该试图让莫斯科站到美国一边。毕竟，俄罗斯已经不是共产主义国家，俄罗斯领导人应该也会关注到本国与中国之间日益加剧的力量不对称。利用较弱的对手对抗较强的对手是特朗普政府的既定目标，但它没有实现。特朗普执政期间，美俄关系没有改善，相反跌至历史低点。
拜登极不可能在追求这一目标方面比他的前任更成功。美国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普京总统交换，使他重新考虑目前与习近平主席的亲密友谊，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战略领域。即使拜登考虑与克里姆林宫进行关系重启，也很难做到。华盛顿的反俄共识太强了，而且没有结束的迹象。看来，美俄关系在未来很多年都将被锁定在对抗模式中。
拜登重新激活大三角的第二个选择是站在另一边，寻求与更具实力的北京达成可接受的协议，并对实力较弱的莫斯科施压。改变基辛格的地缘政治思想会在华盛顿得到许多支持者和拥护者。对他们来说，俄罗斯是一个比中国好对付得多的对手。与中国全面对抗将使美国付出高昂的代价：双边贸易额下降（这对美国非常重要）、现有全球技术链断裂、军费迅速增加等等。美俄对抗的代价则会大大降低，因为两国在经济和技术上的相互依存度很低，莫斯科也不太愿意与华盛顿展开代价高昂的军事竞争。
然而，拜登指望与中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是否现实？这要求白宫重新考虑美国在国际关系体系中的地位。美国将不得不放弃类似于基辛格时代的美国全球霸权主张。当然，无论是拜登还是他的幕僚都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除非有一天，美国的自我认知及其对世界的认知发生颠覆性的变化，这不可能早于2024年发生，在此之前，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仍将复杂而紧张。
更重要的是，就像特朗普在四年任期内反复看到的不可能将俄罗斯从中国身边拉开一样，拜登也会渐渐地认识到不可能把中国从俄罗斯身边拉开。无论目前的事态和中美关系的前景如何，北京都需要莫斯科。中国领导层会乐于在俄美之间充当仲裁者或“平衡器”，但不会积极支持美国把俄罗斯逼到墙角。换句话说，如果美中俄大三角关系再现，那将是以北京而非华盛顿为主导。
因此，如果拜登政府试图恢复美中俄大三角关系，将不会取得显著成果。在当前形势下，美国新政府对北京和莫斯科最有可能继续采用“双重遏制”，中国被视为旗鼓相当的对手，而俄罗斯的地位相对无关紧要。为了削减双重遏制的成本，拜登将试图动员美国在欧洲和东亚的西方盟友。它还将试图通过与中国在亚洲的对手——首先是印度——建立更牢固的联系，来保持欧亚大陆的分裂。这样，拜登将不可避免地推动世界走向新的地缘政治两极，而不是经过“现代化”改造的中俄美大三角。
多边主义与中俄国际合作
在过去这些年，多极化一直是中俄国际合作的重要基础。但现在的形势是两国在国力对比上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中国正变为两极之一，中俄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将不再相同。可以感到，俄罗斯对它在中俄关系中可能处于不平等地位的担忧在增加。另外，过去常说中俄是两个弱国联合起来应对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压力，现在中国本身正在成为一个“超级大国”，未来中俄国际合作的路径将是什么？
无论作为思想还是政策，多边主义当然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多边主义反对单极化，但不否定多极化，它仍为俄罗斯在多极世界中作为一极的地位敞开着大门。多边主义体现了政治平等的精神。它规定了中俄在国际事务和双边关系中都是平等的伙伴。多边主义在理念上也与俄罗斯的外交思想相符，因为俄罗斯本身就是多边主义的拥护者，多边主义也是俄罗斯外交的旗帜。俄罗斯提出未来的多极化应具有公正和民主的性质，它不应只是建立在力量平衡的基础上，而应是以国家的利益、模式、文化、传统的互动为基础。这可以理解为是俄罗斯对国际政治的道德性要求，当然是正确的。最重要的是，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仍将追求同样的目标，如反霸权主义、反单边主义、反新干涉主义、维护国际战略稳定、建立更加公正公平的世界秩序。因此，中俄两国在国际政治中的目标不会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