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在近年国际风云变幻的背景下，我们该如何看待世界格局变化？CISS摘取傅莹大使新书《看世界2》序言部分，希望与读者们一道，从百年变局带给中国的机会、挑战和使命的角度，全面深入认识变化中的世界和我们自己。
《看世界2》是2018年出版的《看世界》的续篇，体例也是一样的，收录了我在2017年至2020年发表的文章、接受的采访，还收录了我关于国际格局和国际传播的两篇讲课稿。
即将过去的2020年所见证的变化可谓风云激荡，充分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论断之正确。
看世界变化，最关键的是看国际格局之变
国际格局指的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主要国际力量在相互作用之下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状态，也即世界权力结构的样子。冷战时期，世界处于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之中，由此形成了两个严重对立、基本上互不相通的政治和经济体系。后来，苏联解体，冷战终结，美国认为世界进入其独家称霸的阶段，也即美国自己宣称的“单极时刻”。20 世纪 90 年代末，中国国际关系学界针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就国际格局做出了“一超多强”的判断。
冷战结束时，中国改革开放起步不过十几年，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上所占比重很小，1992年中国GDP在世界上占1.68%，经过近30年的稳步发展，2019年中国GDP的世界占比超过了16%，综合实力和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也在增强，这必然会让国际力量的天平发生变化，从而影响到国际权力的结构。
在近代国际关系的历史视阈中，中国一直自成一体，与大国竞争没有很多交集。19世纪在列强铁蹄的践踏之下，中国沦为国际格局变化的承受者，直至20世纪中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成立，才真正开启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征程，国家的安全和发展得到维护和保障。现在，中国不仅进入世界格局变化的中心，而且成为推动变化的主要力量之一。
与历史上大国崛起截然不同的是，中国没有采取炮舰开路、攻城略地的战争手段，没有像以往崛起大国那样挑战当时的国际秩序，而是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积极与世界接轨，融入现行国际秩序，进而实现和平崛起。中国的成功基于对冷战后世界从“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大趋势的准确判断和顺势而为，依托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一方面创造和维护了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主动开放和大力改革，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从中汲取自身发展所需要的动能，并且以自身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强有力，中国人民勤奋努力，中国企业创新发展，未来中国前进的步伐会更加强健并且行稳致远。
拥有14亿人口的中国，经济总量目前位居世界第二。国际经济界判断，中国在总量意义上超越位居世界第一、人口3亿的美国在不远的将来就会实现，并且认为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冲击有可能让这个前景进一步提前。因此，国际力量对比将继续发生变化。但是，经济总量并不能代表国家综合实力的全部，中国与美国乃至其他发达国家在科学、技术、工业等诸多方面还存在比较大的差距，中国的发展目标并非对国际上的哪支力量实现简单超越，而是让中国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为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在变局中，美国“一超称霸”的地位动摇了，“一超多强”的格局正在被新的更加多极化的趋势所取代。但是，新出现的格局变化并非均衡的多极化。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在世界上的多极力量当中，中国和美国显而易见将是实力排在前面的两个全球性大国。美国仍然是个超级强国，而中国是超大规模的新兴大国，在政治属性上保持着发展中国家的特质。
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带来格局转变的张力，新格局的形成处于动态局面。面对中国的追赶，美国进入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表现出明显的战略焦虑，在第二个十年演化成战略恐惧，进而开启战略思考。在特朗普执政的四年间，美国提出对华关系进入战略竞争的政策宣示，并且不断采取加剧竞争甚至制造冲突的举措。是美国单方面选择步入“大国竞争的时代”，中国不得不对美国阻挠中国发展、侵害中国利益和尊严的挑衅行为做出反应并坚决斗争。
美国开启与中国的竞争是否会终止冷战后世界出现的长期和平发展趋势？是否会导致中美陷入对抗甚至发生正面冲突？基辛格博士 2020年11月16日在线上举行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发出警告：除非构建起能够合作的基础，“世界将滑向一场堪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灾难”而且，他担心当今科技的发展导致这样的危险比过去“更加难以控制”。
确实，进入21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世界面临方向性的重要选择。其中，关乎中美关系发展方向的选择是关键，在很大程度上将左右21世纪世界行进的方向。在经历了过去四年的动荡之后，国际关系界的许多学者都认识到，中美不应该做滑向冲突的最坏选择，即使竞争在彼此关系某些领域的演变中难以避免，它至少应该是良性的，迈向一种合作与竞争并存的状态，也就是说，两国在某些经济和科技领域开展竞争的同时，有意识地对竞争进行管理和控制。同时中美各自都有需要优先关注的重要国内和国际议程，对双方而言更重要的是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积极、务实合作，从而形成一种边竞争边合作、在合作中对分歧进行有效管控的调适和磨合状态。在能合作的领域开展合作，亦是管控分歧和差异的重要路径，而分歧管控好了，合作面就能维持住并有所扩大，使得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朝着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方向发展。
看世界变化，需要关注全球化之变
美国、欧洲等西方国家自诩为全球化的重要推手，其理论支撑是自由主义和多边主义，背后的推动力是资本的逐利扩张，大型跨国公司追求扩大市场，推动资本和资源在全球配置下实现利润的最大化。冷战的终结打破了两强争霸时筑起的壁垒，经济全球化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像一台巨大的推土机把世界“推平”了，生产资料乃至生产力都被纳入全球范围内的高效配置，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活跃了各国人民交往。过去处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也有机会参与全球竞争，发挥自己的低成本优势，赢得跨越式发展的机会，乃至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就是其中一个佼佼者。
经济全球化突飞猛进，来自发达国家的企业和资本也通过跨国流动获取了巨额利润，但是，一些国家内部在资本分配结构上的固有弊端造成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例如，一些后现代化国家劳动力成本高昂，不可避免地出现制造业外移，加之国内二次分配调整不力，贫富差距拉大，部分中产阶级的收益减少，社会地位下降。经济全球化在国际上的表现也是不平衡的，国家间的鸿沟没有普遍得到改善。民粹主义在一些国家再度兴起，反全球化、逆全球化的声音上升。
美欧等西方国家推动全球化的初衷还包括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在世界上普及西方民主制度和人权价值观。苏联解体后中东欧和部分中亚国家的转型就是西方以民主改造为目标的政治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美国在反恐战争中之所以越陷越深，原因之一也是附加了政治改造的目标，导致水土不服，至今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仍深陷社会矛盾和动荡之中。实践证明西方国家的这个目标设定是错误和失败的。
近年美国反思以往对华政策的一个主要论点是，中国融入经济全球化并且取得成功之后，没有出现西方所期待的政治改变。美国推动中国政治变革不可谓不下功夫，居高临下的人权说教从未停止，在文化和政治理念上也以各种方式试图施加影响。然而，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有着坚强的核心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善于审时度势和解决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中国没有走西方政治改造的邪路，而是在自身正确选择的道路上越走越成功。
目前主导美国政策和战略界的一种思维是，40年来试图通过将中国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而实现政治改造的对华接触政策彻底失败了，不仅没能把中国改造成美国所期待的样子，反而不得不面对比苏联更难对付的中国战略威胁和挑战，美国必须从根本上调整对华政策。但是另一方面，美国也意识到中国已经“做大”、“做强”，实施遏制为时已晚，因此有了“脱钩论”，特朗普政府的各种极端操作不仅是试图减少美国市场对中国产品的“过度依赖”，更是要把中国从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体系中挤出去，切断中国发展的“外循环”通路，实在不行就另搞一套，拉着一帮伙伴重新搭建基于西方价值观和将中国排斥在外的新体系。
这是一种危险的倾向，因为它不仅不符合世界各国在不同历史文化浸润之下形成的多元政治现实和各美其美的客观演进方向，也违反经济全球化赖以存续的互利共赢原则，而且会破坏以优化生产力、优化资源配置为基础的全球产业链。这是在重拾“零和”对抗的思维，试图对现行国际秩序和供需体系进行拆解和重构，最终难免会将国际社会所有成员裹挟进去，使得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繁荣的“大融合”被扭转为将世界带入巨大不确定性的“大分化”。所以，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内的许多世界级政治家都发出呼吁，提醒国际社会要谨防全球体系被撕裂成执行不同规则和标准的“两个世界”。
经济全球化能否继续向前走，取决于能否继续得到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和参与。若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对其进行改革和创新，增加其公平性、普惠性、有效性，并且完善规则。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坚持融入的同时，努力参与这一进程。中国确立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想，未来中国国际作用的发挥包括要更好地驾驭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就像习近平主席要求的那样“敢于在世界市场的汪洋大海里去游泳”。美国等西方国家则有必要正视现实，调整目标，使得国际秩序的改进、国际规则的演进、国际组织的延革更加适应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新现实。
看世界变化，不能忽视技术之变
以人工智能、生命科学、量子信息等为代表的新技术进步不断取得突破，预示着第四次工业技术革命的到来。中国战略界观察到的现象不仅限于技术变革本身给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的冲击，也包括这种变革对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力量起伏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综观近现代历史，中国曾经痛失前两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陷入落后挨打的境地。然而，这一次不仅美西方国家，新兴国家也都参与到新的工业技术革命当中，中国更是及时搭上了快车，在有些领域站到了与发达国家接近的起跑线上，在个别领域甚至争取到一定的领先优势。
当今世界，美国仍是最能孕育和研发新技术的国家，中国也不断加大对高新科技的投入，尤其重视对新技术的融合和应用。美国对中国的快步发展和由此带来的竞争压力高度警觉和敏感，竭力试图站稳潮头，甚至不惜采取政治打压的办法遏制中国科技竞争力的增长。过去两三年针对华为 5G、TikTok、微信等的粗暴行为便是明证，对中美关系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给美国半导体、软件等行业带来的影响也很难说是正面的。这种做法不仅不可能压制中国的发展，反而激发了中国人的意志，国家在发展规划中明确了坚持自主创新、补齐关键核心技术短板的方向。诚然，从更加广义的角度看，国与国之间长板和短板的存在反映的是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之下形成的国际分工和相互依存特点，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兴推动性力量，将不断扩大市场的吸纳能力。同时，中国在全球科技和经济结构中建立起来的长板也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力，需要不断增强和扩大。
在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中，竞争从来都是存在的，也是激励更多创新的有效方式，不应该采取相互隔绝的办法去阻挡新的竞争。未来第四次工业技术革命的成功离不开中国的贡献和中美两国的合作。在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以单赢为目标的竞争都无法赢得支持，也难以取得成功。
总之，“变局”是我们理解当今世界的关键词。变化林林总总，理解百年变局，需要关注的是全球化给人类发展和进步带来的巨大影响和面临的困难；是国际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及其给国际格局造成的冲击；是中国与美国各自面貌的改变和相互政策的调整。这三大趋势，对世界在 21 世纪的发展方向具有关键性影响。
现在可以看到，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正在形成二战后人类历史的一道分水岭，社会治理范式、国际机构运行，乃至全球供应链的稳定、跨境流动和人员交往的模式等，几乎所有领域都在发生重要变化，这些当然也会作用于中美关系。目前看来，新冠疫情是加剧而不是缓冲了分歧与矛盾，放大而不是缩小了怀疑与恐惧。如果多少年后回头看，人们可能还是希望这场疫情能够成为中美合作应对全球危机与风险的里程碑，而不是两国矛盾持续激化、彼此关系不断沉沦的催化剂。
对中国人来说，这一次和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世界变局不同，中国不再是被动接受变局的结果，而是作为变局的自变量之一，拥有了可以不断扩大选择权，甚至影响变局方向的战略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变局时，把中国放在其中。他指出，“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
中国是在经济全球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具备了能够实现跨越性发展的很多条件，在资源和市场等方面与世界形成了千丝万缕的相互依存关系。中国未来的成功将继续有赖于一个和平合作的国际环境，继续有赖于与全球体系的紧密互动。同时，我们正在通过自己的主动作为，逐步具备影响国际秩序和完善治理规则的能力。中国正步入世界舞台的中央，一言一行都在聚光灯下被外界围观、检视和品评，这是一种荣耀，更是考验。我们在越来越多的问题上行使与日俱增的话语权、选择权和影响力，需要更加谨慎和稳重。国际关系如同弹子球桌上的运动，大国的言行不可能不影响到他国，也不可能不受到他国的影响。我们需要不断提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和能力，增强构建国际战略、主动塑造外部环境的意识和能力，培育协调促成国际社会成员普遍希望之事的意识和能力，提高主动同外界沟通以说明自身目标、意图的意识和能力。
对大国来说，自身的诚信和他国的信任是最为宝贵的资源，必须孜孜以求。一个大国，唯有赢取了国际社会的广泛了解，进而赢得信任，才能更好地履行义务、行使责任。在《看世界2》中，我希望能回答外部世界提出的一些问题，回应国内公众的一些关切，同时，根据形势的发展对自己在第一部《看世界》中阐述的观点做一些延伸。希望能与读者们一道，从百年变局带给中国的机会、挑战和使命的角度，全面和深入地认识变化中的世界和我们自己。中国正在百年变局的视阈中构建未来，我们都应该做积极的参与者。
傅莹
2020年11月29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