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骐騑 

冷战史，对于热心现当代政治史、国际关系和战略与政策研究议题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段不容忽视且具有无尽研究趣旨的历史篇章。自冷战结束之日起，基于不同的国家视角、专业领域或个体的历史事件等层次，对这段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时期所展开的回顾与解读便层出不穷。然而，于冷战时代在宏观和整体层面的若干重要问题而言，业已堪称汗牛充栋的相关论著却并未能给出在国际范围内取得共识与认同的“答案”与诠释。冷战缘何而起，因何结束，何以在持续近50年的竞争、对抗与敌意中维系整体的和平氛围，却又为何未能更早地创造缓和与发展的机遇？如果读者于上述问题有所疑惑，那么，美国著名冷战史学者梅尔文·莱夫勒所著的《人心之争》，则是一部可启发我们思考的佳作。

梅尔文·莱夫勒，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主要研究20世纪（以冷战时期为主）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和对外政治-经济关系，是国际知名的国际关系史和冷战史研究专家。莱夫勒曾担任美国国务院外交历史档案委员会委员，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国际冷战史项目及美国和平研究所等机构的高级研究员或特聘研究员。除本书外，其所著的另一部广受好评的国关史著作《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政府和冷战》也已在国内出版。

《人心之争》是莱夫勒集多年学术积累与思考于一册的精心之作。在篇章结构上，《人心之争》并未务求编年史式地叙述冷战的历史事件细节，而是精选出冷战过程中的五个关键性时刻：二战胜利后，斯大林和杜鲁门为战后的世界构想规划本国战略目标和政策的过程；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马林科夫和艾森豪威尔试探美苏缓和对立的过程；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结束后，赫鲁晓夫与肯尼迪、约翰逊推动各自的缓和紧张态势的构想的过程；1975年欧安会议后，勃列日涅夫和卡特努力维系美苏缓和初步成果的过程；1985年戈尔巴乔夫出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后，为缓和美苏冷战对峙推动的努力及里根、老布什的回应。

本书从上述五段战略决策与互动过程中，美苏两国政治决策者的视野出发，通过描述从内外部影响决策的因素，决策者的思维、动机与忧虑，以及基于上述因素而产生的政治互动，来回顾本可能成为谋求政治和解与合作的机遇，最终却推动了冷战对峙的延续（前四个案例）或冷战的单边消解（最后一个案例）的政治过程。立足这五段历程，作者将自己对以美苏为核心的冷战参与方在不同时代的立场和认知，以及冷战持续“冷却”（保持对峙却未向热战升级）的原因的诠释渗透其中，在知识结构、认知方法论和战略研究等层面，提供了有飨于读者的创见。

冷战贯穿近50年的历史时段，涉及世界上几乎全部政治行为体与民族、宗教，在具体的事件过程中往往也充满着复杂国际国内因素的互动，因此，在有限篇幅内，详略得当、逻辑清晰地把握冷战史的整体发展脉络，对本书作者构成了不小挑战。而书中详尽“复盘”的五个关键时刻，恰好沿着美苏关系这条主线，将影响冷战每个具体阶段的战略决策走向与关联因素展示给读者，并构成了那些被“留白”的事件的背景。如苏联对朝鲜战争的推动和美国对半岛危机的过激干预，无疑可以将原因追溯到杜鲁门与斯大林互动推动的冷战肇始；艾森豪威尔力排军方异议而执着钟意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则显然是其一边务求美国对苏联的威慑遏制能力，一边又忧心于长时期军备投入的消极后果的心态的折射；美国深陷于越南战争的泥潭，是美苏着力于竞逐第三世界革命运动主导权，担忧对方扩大影响力的后果；苏联在1980年代初期卷入的干涉“世界革命”的僵局，则是苏联在高层政治失能的氛围里，在对美缓和与发挥自身国力优势之间犹疑不决的必然反应。

从上述四个事件与本书精心描绘的“关键时刻”的关联中，不难看出，五个“关键时刻”所叙述的历史转折的机遇与挑战，构成了美苏在冷战时期谋求缓和却陷入对峙的历史解释，并且将冷战漫长而繁杂的历史进程，通过一条明确的线索切分成不同的具体阶段，进而组合成为一个关联紧密、逻辑清晰的冷战史的宏观框架。这一知识框架，可指导我们将许多看似独立的历史事件“对标”进相应的历史背景的坐标之中，打通宏观历史趋势与微观事件之间的认知桥梁，帮助读者更好地整合日常碎片化的知识汲取，建立起更系统而逻辑自洽、视野开阔的知识体系。

除了对帮助读者在建构冷战史宏观框架方面的裨益外，《人心之争》在论述方法与史学方法论层面的创见亦不遑多让。历史学著作以史料为基底，不拘泥于具体的史实论述方式，却对叙事的简洁生动性、逻辑性和阐释力有着较高的要求——既要讲述吸引读者的故事，同时兼顾对史实的发生逻辑的建构与解释。惯常的历史叙述，或按时间编列重大事件，或以某一人物的经历与心路为线索追溯史事，却鲜少有同本书一般，以美苏双边互动的史料文献为基础，通过全面而生动地展现两国政治领导人战略决策过程的图景，来阐释决策的成因、本质和影响因子的“全景式”写法。

在依次描绘五段战略决策与互动过程时，作者从当时语境中的美苏两国政治决策者的视野出发，把看似枯燥、具体而无关联的复杂史料精粹而成，转化为决策者所面临的内外决策环境的描述——其中既包括各自国内不同政府部门的政见、利益与分歧，民众的政治倾向与经济-社会诉求，也涵盖了来自竞争对手和盟友国家的政治压力与利益关切，以及更广阔的世界范围内骤然出现的地缘政治动荡与权力真空。在生动地描绘上述纷繁的决策背景后，作者又将叙述主体转换到决策者自身——从国家层面的意识形态信念和历史经验，到决策者个人的经历与个性，并以此推论出由上述因素所形塑的利益诉求、战略目标和策略选择。

在作者笔下，与人们对冷战的惯常印象——彼此间的敌意、对抗、偏见和颠覆对方的执念不同，在每个决策场景中，美苏政治领导人无一不含有对战争教训的刻骨铭记，对振兴国家、争夺民心的执着冲动和信心，以及谋求与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制度完全迥异的对手缓和共处的最初意愿。然而，同样是出于自身意识形态和历史认知所带来的，对对手的偏见与不信任，对竞争过程中因妥协和消极而可能导致的安全风险与利益损失的恐惧，以及决策圈层内部/本国民众的压力、盟友与新兴国家的不确定性，构成了在美苏的互动中不断扩大的对抗行为和新的利益优先级界定，最终压倒了双方的和解意愿，推动冷战的不断延续和扩展。

通过复刻决策过程中的环境与人，作者将枯燥而多线条的文本，具象成为会议室内/办公桌前的研讨与争执，决策者的思考与心理活动，从而为读者生动直观地描绘出决策从肇始到生成的过程，在美苏政策互动中的碰撞演变，最终自然地推导出战略选择的归因。笔者认为，这种“榨取”一手史料、荟聚而成可视化图景的建构，为读者打开了可较直观、简单地理解战略选择与决策过程，认知美苏互动与对峙的动机与动力的窗口。无论从深化对历史过程的解释，还是从增进读者的认知、开创研究者学习效仿的史学叙事方法论而言，都有显著的助益。

在为理解冷战历史提供框架与方法的同时，《人心之争》中述及的美苏冷战战略决策的过程与影响因素，对于理解现实战略议程和议题也不无裨益。限于篇幅，笔者仅选择印象最深的两点略谈一二。在描绘美苏两国领导人在不同时代环境中的战略指导中，作者反复强调的一个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因素，便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美苏决策者的战略目标、制度自信和对世界的认知，同时也成为强化自身观点合理性、建构对对手的偏见，进而限制政策乃至策略灵活性的消极因素。

在冷战结束后的最初年代，由于世界性的发展潮流、经济社会成为高优先级的关切领域，以及国际范围内大国关系的缓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貌似成为潜伏在国际合作与融合背后的隐性因素，或局限在各国的国内政治议程范围内，逐渐为我们所忽视。然而，随着近年来国际经济形势的普遍滑坡，以及大国间的竞争和对抗趋势的再度抬头，意识形态歧见与对立情绪，正似乎再度成为主导大国决策、影响政治决策的民主政治议程的主要因子。在如今这一冷战氛围仿佛正在“回潮”的时刻，观察与铭记意识形态曾经对误导和局限战略决策，激发运用激进和对抗手段选项所产生的历史作用，对于现时环境下理解大国竞争与大国决策，合理规划战略议程和互动，具有启发性意义。

同样值得注意的另一因素，则是大国在竞争和地缘政治关切中，对于武力和扩张性政策工具的运用。在本书述及的不同历史场景中，出于竞逐权力真空地带和以预防性措施抵消对方影响力的冲动，美苏各自在诸如巴尔干、朝鲜半岛、中南半岛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并非本国地缘政治利益攸关地区卷入了武力干涉中，并对本国的战略议程和大国关系的缓和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而在上述进程中，无不包含着一些类同的特征：对竞争对手扩大影响力的恐惧，对自身利益界定的含混不清，以及对武力/扩张性手段的冒然运用。

如果说提防意识形态成见、提高政策研究、战略研究的效能，对于消除安全恐惧，厘清国家利益的需求和优先级具有推动作用；那么在明确利益关切点后，审慎地运用激进的政策工具（从本书的经验看，尤其是在大国的综合实力上升的过程中更易轻率地导向激进行为），严格划定武力运用的边界和限度（这一点在美国的反恐战争中教训尤为深刻），进而在当今国际合作与竞争多层次、宽领域的环境中，尝试创新政策工具的形式与安全产品的提供方式，并适时地警惕它国的战略收缩和地缘政治真空带来的挑战，对于改善安全环境，降低本国政策风险有着重要意义。

囿于笔者认知局限和本文篇幅，纵然洋洋数千言，亦未能尽显《人心之争》一书的深度与广阔。于有感于冷战史研究之同好，及专注于国际关系、战略研究的有识之士而言，惟愿本文略尽抛砖引玉之效。